张瑞

摘 要：2020年末，脱贫攻坚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将在脱贫攻坚胜利的基础上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在2020年同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世界，然而我国乡村的稳定让世人瞩目。从社会动员理论的视角，分析乡村稳定的原因，并提出在新时期乡村治理中应该抓住机遇，及时吸取农村防疫工作经验，以期实现农村治理的新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治理;防疫经验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8-0036-03

一、问题缘起

2020年之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党中央和政府立即采取了有效措施以切断病毒的传播渠道，由此打响了全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役。

众所周知，在抗疫中城市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以确保市民的生活水平不受较大影响，维持社会稳定。但即使这样，抗疫初期市民的怨愤情绪和暴力冲卡事件仍是屡见不鲜。相比之下，农村并没有强大的行政力量支持，还承担着农民工返乡浪潮的重压，却依旧能保持着稳定的环境和稳定的群众情绪。

尽管在防控疫情实际治理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突破常规的手段，但在广大中西部农村的稳定与响应之中，仍然可以看到在农村治理过程中应当借鉴的治理经验。

二、疫情中的城市抵触与农村安定

从新闻中，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对防疫措施的不同态度。

据人民网新闻报道，湖北省通报了一批疫情防控失职失责案件，其中不乏防疫意识淡薄、各部门间配合不力等问题。在最高检发布的第十批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一文中（中国新闻网，2020年4月17日），江苏省王某某在外出返城后，因在居家隔离时间方面等原因而与民警发生冲突，致使相关民警、协警受伤，后其被采取强制措施。此外，还有上海、贵州等多地发生过个别居民暴力抵抗导致志愿者、民警和相关人员受伤的事件。

反观农村，村庄内外却呈现出一片坚定和谐的景观。前有河南某大爷手持关刀坐镇村口——“不许一个外人进入”，后有北京某书记垫钱为村民购置果蔬元宵——“想让大家过个好年”。此外，农村村医的无私奉献、村支书的粗犷大喇叭、村民们的自发守村口和捐款，都让对农村有所关注的人们心头一震，一种浓浓的情怀弥漫其间。

三、社会动员视角下疫情期间农村稳定的原因分析

农村的稳定源于农民群体的稳定。农民群体的稳定源自对农民的有效动员和农民自身生存处境的无忧。就疫情期间大量农业相关的新闻来看，农村的粮食、蔬菜产量等与往年无异。农业产量没有问题，生存不会受到威胁，自然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维持生活稳定。此外，疫情来袭时正值冬季农闲时节，农民只是减少了外出走亲访友，也因此能够配合政策、安心居家。

而从社会动员视角去关注农村稳定，则别有一番风景。

（一）认知同化：防疫与己身休戚相关

在社会运动的理论中，被动员者的思想观念是否与动员主体的思想趋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动员成功概率的因素。在新冠疫情期间，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宣传，随着互联网信息化的传播，新冠肺炎的危害已经镌刻在了全国人民的心中;当发现新冠病毒是对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一场灾难的时候，人们认识到防疫不仅是国家的事，而是与自己休戚与共的生存大事。

在这一年，村民们或在村组村委的号召下或是自发，纷纷加入了乡村劝返队伍和封村值班的队伍。对于已经入村的外来人口实施就地隔离政策、对于正在到来的外来人口采取口头劝返等方式，这都是村民们的思想认知被引导到了国家大势之中的重要体现。

（二）关系网络：村民动员的重要基础

在社会动员理论中，熟人社会代表着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代表着更多被动员或消解被动员的可能。在这次事件中，关系网络在疫情期间村民的活动中起到了抑制作用。根据社会动员理论，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前需要进行动员时，拥有社会关系网络越多的人并不一定越会被动员到其中来，主要是因为当被动员者拥有体制内的关系网络时，他将会被体制内的关系网抑制、消解参与群体性运动的可能。同样的，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村两委的成员以及具有一定社会关系资本的人，他们本身的行为就被体制内的力量所消解，于是倾向于服从政策。不仅如此，当他们受到体制内的力量消解外出活动需求的同时，這一部分被影响的人还会继续影响他身边的亲朋好友，消解另一部分人外出活动的需求。这样，就像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样，“像一个石子投入湖面，水波一层一层地向外推去。”这就是所谓的差序格局。

（三）新媒体与归乡者结合：农村新生代的稳定

在当下的农村，归乡者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外出打工回乡过年的半工半耕、代际分工型家庭成员，一类是外出求学的年轻学生。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更具外界生活经验、更具与外界沟通手段、更具灵活的思维。出于对自身利益和现实情况的考量，他们对防疫的配合有更多的原因，对他们来说，只有全国大环境安全才能让他们的个人利益和价值得到最有效的发挥。因此，他们不仅愿意配合政策居家隔离，更愿意帮助宣传疫情情况，营造安全的氛围。

不仅如此，这些群体出于自身的责任感或荣誉感，他们更有一种冲动去做些什么以彰显自己。周孟杰等研究发现，在农村中，归乡者在农村的“扎堆儿”（一种信息交流方式和场域）中俨然成了新话题的带领者和传播者，他们在向农村新潮流带领者的身份转变中获得了荣誉感，故而更有“为家乡做点什么”的冲动。

事实上，年轻一代本身就已经在向农村潮流的发起者的身份转变，同时他们又在生理和心理上被公认为有生力量，因此其在农村生活过程中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他们越做维稳安定的工作，农村环境也就会越趋于稳定。

（四）政治机会结构与认同文化交融

从社会运动理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机会结构在社会运动兴起中是起到宏观背景和根本动因的作用。如果把农村的防疫当作一场宏大的社会运动来看，政治机会结构同样产生了重大作用——国家的整体氛围调整为以防疫为核心。在党和国家的坚定意志的指引下，人民会被统合到国家这一政治机器和身心归属地的运转中来，降低自身对自由度的需求。

尽管整体的政治机会结构是一样的，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阶层构成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又造成了城市的部分骚乱和农村整体稳定的现象区别。根据市民社会和村民社会这样两个概念的不同，实质上体现出来的不只是城市和农村阶层构成的不同，还体现了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差异。

城市居民主要以有资阶层、知识分子或精英人物为组成部分，这样的居民成分更倾向于的是自我思想和追求自由，以及向其所认为的不合理的规则进行冲击。

与此相反，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熏陶下，农民已经习惯了安居乐业的思想。对他们来说无论是传统的“皇权不下县”的乡绅治理状态，还是如今的村民自治状态，都代表着只要不出现剧烈波动，农民的需求就在于安稳地从土地中寻找生存资本，在于从当下的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限度里发展自己的需求。此外，家国一体思想也根深蒂固地生长在中国文化当中，家有家长、族有族老、国有中央，中国独特的家国一体结构更是让村民们在大是大非面前明确地选择顺从于国家意志。不仅如此，从新中国的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民心中的形象就无比伟岸，中国共产党不仅带领农民推翻了压迫他们的地主阶级，实现了翻身做主人，还取消了农业税并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党中央更是年年出台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文件和政策，这让农民们打心里拥戴中国共产党，也从心里认可了“党中央的政策是为农民好，要服从党的领导和指挥”这样的观念。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文化心理原因，农村社会环境趋向稳定。

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的进路探析

（一）换位宣传解读，让自我改善的观念深入人心

无论是脱贫攻坚战还是疫情防控战，众多的事实都在告诉我们，要想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新发展，关键在于解决农民问题。脱贫攻坚扶的是农民的智、给的是农民的机会，因此在广大农村地区有相当多的农民抓住了机遇在当地创业，离土不离乡，在实现自己的脱贫致富的同时还带领了本村村民共同实现了脱贫，成为当地的成功人士。

而乡村振兴战略所要达到的目标更是处处都离不开对农民的动员。只有农民认识到了乡村振兴是自己的振兴，农民才会更加主动地配合政府政策，才能实现上下联动，让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实现新发展。

要想让农民认识到乡村振兴是自己的事，是自己改善生活环境的一次重大机遇，宣传是必经之路。但是这种宣传要成为让农民参与进来的蓝图擘画。这种宣传应当充分吸纳农民的意见，形容出今后的乡村样貌，也许更需要注重农民们对细枝末节的思考与提问，解决好了这些问题，乡村振兴才能真正实现每个农村地区的振兴，实现每个农村地区各有不同但又共同繁荣的景象，才能让乡村振兴政策落地、资源充分利用，才能让每个农民真正有参与感、真心去拥护乡村振兴战略。

（二）树立政府善治形象，打通常规诉求渠道

在以往农民们的观点中，基层政府没办法解决他们的矛盾，因此才会有上访事件频发的现象出现。但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圆满收官和疫情防控不断取得胜利，政府的可信度已经得到了一个相当程度的提高，中国当前从上至下都以党和政府为轴心拧成了一股绳、汇成了一道劲，在这时去引导农民相信政府有能力解决好农村问题是十分重要且紧迫的任务。

这种重要性和紧迫性实质上源于当前国家大事需要国民们对政府的信任，深层次根源则在于人民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度是立党立国的基础。在疫情期间我们党和政府从上至下的各级都充分发挥着领导力量，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普遍认可党和政府的决策，党和政府的力量因此又在特殊情况下形成了绝对的权威力量。但这种绝对力量将随着特殊时期的结束而让位于社会发展，从而相应地减弱。那么在权威力量减弱之前，政府就应及时转变思路，把权威力量转化成让百姓相信的善治形象，让人民信任政府能够处理好发展中的问题。

（三）增强村两委的作用

著名农村研究学者贺雪峰认为，当前我国村组织力量弱小是由于村集体缺乏经济能力、缺乏“活钱”亦即被资源下乡的“办事留痕”和“体制化”所束缚住了，正在逐步失去为民代言和灵活办事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村集体、村两委的势弱是情有可原的。但村民自治不能以村民个体为单位，乡村振兴更不应该以单个村民为建设主体，而是应该以村集体为核心，把村民们组织起来去实现资源对接和乡村新建设。

在当前的农村实践中，多地采用“村长、书记一肩挑”的灵活政策以促进农村决策的平稳和农村政治环境的稳定。这种灵活政策显然能够让村两委迅速达成一致，减少了其互相掣肘和农村发展决策停滞的问题，在决策方面就增强了村两委的核心作用。此外，当前的农村政策也在大力扶持村集体产业的形成，通过单位部门定点援助的方式迅速让村集体产业发展壮大，这样既解决了城市财政收入开源的问题，又让村两委拥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可以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结语

当前中国农村正处在脱贫攻坚战役伟大胜利之后、乡村振兴战略方兴未艾之时，随着时代发展形势的变化，中国农村也必然会产生许多新情况，农民也会产生更多的新需求。正如亨廷顿所说，动荡往往发生在需求的增长大过生活环境提升速度之时，当正常的诉求渠道阻塞了，人们的不满就将会成倍增长。事实上，许多农村工作者都在思考如何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这两大战略顺利地衔接到一起，继续实现农村的又一伟大胜利，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乡村治理模式的改变理应占据一个重要板块。防疫工作的开展使我们认识到，从紧急事态中应吸取相应的治理经验，并应抓住机遇塑造政府形象，一举扭转农民对基层政府不信任的局面，充分动员农民加入建设，奠定乡村振兴战略和中国百年大计的基石。

参考文献：

[1]  贺雪峰.农民组织化与再造村社集体[J].开放时代，2019，（3）：186-196.

[2]  周冲，黎红梅.村民感知与意愿响应视角下的后疫情时代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路径分析[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0，（5）：1-9.

[3]  赖金良.“中国奇迹”背后的中国社会[J].浙江社会科学，2020，（10）：76-81+33+158.

[4]  芦恒.重大公共危机应对与社会韧性建构——以“抗逆性”与“公共性”为中心[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97-105.

[5]  陈洋庚，胡军华.通往“乡村之治”：挑战与出路——以“新冠”疫情防控中的江西为样本[J].农林经济管理學报，2020，（4）：517-525.

[6]  徐琴.行政介入、人情礼俗与个体理性：乡村社会整合的多重逻辑——基于赣东北X村防疫行动的考察[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0，（4）：506-516.

[7]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8]  武汉查处一批疫情防控失职失责案件[EB/OL].人民网，2020-02-25.

[9]  最高检发布第十批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EB/OL].中国新闻网，2020-04-17.

[10]  周孟杰，吴玮，徐生权.重拾、共构与嵌合：乡村青年的抗疫媒介实践——以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武汉市黄陂区A村为例[J].新闻界，2020，（2）：18-28.

[责任编辑 毛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