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君, 赵东东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248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政治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3.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为理解现代社会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核心概念,政治信任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以来,如今已经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领域。政治信任是衡量公民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指标,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体现,对维护政权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2]。它被认为是公众对于政治权威当局即政治机构是否依据民众的规范性期待的一种评估[3]。就其结构而言,政治信任通常分为三个部分: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对政府人员的信任[4]。鉴于现代国家主要政治机构及其功能的相似性,使用机构信任量表对政治信任进行测量,具有较好的跨国比较性。世界价值观调查和东亚民主动态调查等均使用机构信任量表进行政治信任的跨国比较研究[5]。因此,本文讨论的信任是机构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即公民对政府和政治机构的信任。

已有研究发现,权威主义价值观作为文化因素,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6-9],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价值观趋于弱化[10],其对政治机构信任的促进作用也在不断削弱[11]。与之对应的是,在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公民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充分接受现代信息等因素促进了民主价值观的兴起[12]。然而,世界民主化程度的提升、民主理念的广泛传播却伴随着政治机构信任的下降。作为政治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变量,民主观念对民主政治发展和改革的方向至关重要,特别是由于民主观念对于公民个体的政治心理与行为表现出显著的影响效应。最新研究显示,个体的民主观念对政治机构信任具有显著影响[13]。然而,民主观念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形态,不同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在于民主观念与政治机构信任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条件变量。

一种观念对政治机构信任发挥正向作用,需要政治制度及政治机构以相应的原则进行设置和运行,当这种观念和制度运行的原则不匹配时,它与政治机构信任间的关系则会变得复杂。国家(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状况,是影响民主观念发展和政治制度、政治机构运行的共同变量;根据人与情境交互作用理论(person-context interaction theories)的观点可知,民主观念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可能因世界各国差异化的发展形态和进程而不同。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在信任关系中,公民个体作为主体,政治机构作为被评估的客体,两者的特征势必会影响公民对政治机构的信任水平。同时根据人与情境交互作用理论,个体心理受到自身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影响,政治机构信任会受到个体特征和政治系统特征交互作用的制约。

首先,现实世界的政治体制无法达到真正理想的民主标准。一些学者的研究(例如诺里斯的《批判性公民:民主治理的全球支撑》和英格尔哈特的《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等)认为,极具批判精神、民主价值观念较强的个体会因其对政治体系和政府的期待落空而降低对政治机构的信任水平。50多个国家(地区)在内的跨层次数据表明,批判公民对腐败感知更加敏感[14],而腐败感知对政治机构信任产生显著负向影响[15-16]。两者之间直接关系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强大的民主理想与欧洲国家较低的政治机构信任有关[17]。中国香港数据也表明,对民主概念的西式理解造成了香港居民对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信任水平的下降[18]。然而,有研究发现,政治机构信任得益于对民主观念的认同程度,这在中国上海以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中得到了证实[19-20]。

其次,社会发展阶段或者国家(地区)发展状况造成了信任水平的差异。以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及由此形成的“批判公民”理论最为典型。第一,民主化水平影响公众的政治机构信任水平。跨国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实际民主水平越高,其公民的政治机构信任水平越低[21-22]。对东亚西式自由民主、西式选举民主和非西式民主三类政体国家的政治机构信任水平的分析表明,非西式民主国家中的政治机构享有较高的信任度,而西式自由民主国家(地区)的政治机构信任水平最低[23]。第二,政治机构信任因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异[24]。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传统文化影响力越弱、信息越发达,当地的个体越倾向于不相信中央政府[25]。基于县级单位的调查分析也发现,人均GDP与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存在负相关[26]。第三,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催生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政治机构信任具有侵蚀作用[19,27-28]。

最后,国家(地区)发展状况是影响民主观念与政治机构信任之间关系的条件变量。一方面,民主观念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在不同政体背景下存在差异。鉴于政治信任是公众对于政治机构是否依据民众的规范性期待的一种评估,如果满足这个期待,人们对政治机构会更加信任。从这个角度来讲,民主观念应该会促进民主国家的政治机构信任,而对威权政体国家具有不利影响[19,29]。在对政治系统和政府人员的信任研究中,同样发现了民主观念的政体差异,东亚社会中,民主价值观对威权政体(民主程度较低)支持度的负向影响强于民主政体(民主程度较高)[30]。基于更大范围的研究显示,相较于实际民主水平,个体对其国家民主质量的主观评价更能够显著影响民主价值观与政治机构信任之间的关系,当认为自己国家的民主质量较低时,民主价值观会降低政治机构信任,反之,则有提升作用[31]。另一方面,治理质量制约民主观念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欧洲数据显示,民主理想对政治机构信任的负向影响在治理质量较差的国家更为明显[17]。同时,国内研究者也发现,民主观念越强的中国村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但是民主观念对县级和乡镇政府的信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基层政府落实上级政策不到位、与基层民众的互动较差有关[32]。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政治机构信任不仅受到个体民主观念的制约,还由于国家(地区)的发展状况不同存在区域差异,同时还受到民主观念与国家(地区)发展状况的交互影响(见图1)。

图1 研究模型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WVS)第六波数据,调查的国家(地区)数量为60个,样本总量为89 565份,调查执行时间为2010—2014年。在本研究的数据分析中,剔除掉整体数据缺失的国家(地区)和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实际用于分析的国家(地区)数量为46个,样本总量共51 972份。

2. 变量测量

(1) 政治机构信任

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第六波数据中关于政治机构信任的测量,本文选取六道题目用以测量个体的政治机构信任水平,分别为对警察系统、法院、中央政府、政党、议会、行政机关的信任程度,其α信度为0.87。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将六道题目进行反向计分后加总求均值,得分越高,代表政治机构信任水平越高。

(2) 民主观念

民主作为现代政治进程中的核心价值之一,已经被普遍认为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但对于民主是什么,则一直争议不断。由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使得对于民主本质的理解迥然不同。对于民主的本质,有些人倾向于“工具式”的理解,注重民主的物质回报功能,而有些人则更加注重民主作为政治程序对于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的保障作用,还有人对民主存有威权式的理解,注重贤人统治和专家治理,反对民众的参与和权利。因此,虽然民主观念的类型学研究基本遵循“程序—实质”二分法,认为民主观念存在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对立,但应当承认的是,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并不冲突,民主的特性也并不是单一的程序公正或实质正义,因此必须承认民主的广泛性与复合性[33]。

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关于对民主基本要素的测量,并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将民主观念汇聚为程序型民主观、实质型民主观和威权型民主观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均使用三道题目进行测量,三种民主观的样题分别为“人们通过自由选举来选择领导人”,“政府让居民收入平等”,“民众服从他们的统治者”。选项1～10分别为“不是基本要素”到“是基本要素”,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分别将三道题目的得分加总求均值,得分越高代表越认同题目中的表述是民主的基本要素。三种民主观念得分的平均值分别为7.76、6.37、4.91,说明强调自由平等、民主选举的程序型民主观和强调失业救济、收入平等的实质型民主观得到了较高认同,威权型民主观认同度最低。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三种民主观念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被试对民主基本要素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3) 国家(地区)发展状况

国家(地区)发展状况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不仅需要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等客观指标的测量,还需要对其政治民主化和价值观念等主观指标进行观测。无论是客观指标还是主观观念,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地区)的现代化程度。故反映国家(地区)发展状况的指标选取如下:①民主指数。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旗下的智库发布的“民主指数”来衡量不同国家(地区)的民主程度。政治状况较难测量,而政体在政治信任研究中经常涉及,故选用民主指数指标来反映国家(地区)的民主化状况。②人均GDP。本文使用的人均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数据按现价美元计,是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③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本文使用的城市化率数据来自联合国的《世界城市化前景》,是反映一个国家(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④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本文使用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来自世界价值观问卷中的题目,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分为伦理价值观和政治社会价值观两个维度。伦理价值观选取了民众对同性恋、堕胎、离婚、婚前性行为、自杀的接受程度,选项1～10分别代表“完全不能接受”到“完全能接受”,在进行数据处理时将五道题目得分加总求均值,得分越高,民众越倾向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政治社会价值观使用六道题进行测量,当选择物质主义价值观(1)快速的经济增长、保证我国有强大的国防力量、维持国内的秩序、控制物价上涨、稳定的经济、打击犯罪行为。时,得分被赋值为0,当选择后物质主义价值观(2)保证人们在工作单位和社区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努力使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变得更美丽、使人们在重要的政府决策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保障言论自由、向更人道的社会发展、向精神重于物质的社会发展。时,得分被赋值为1,将六道题目的得分加总求均值,最终得分处于0和1之间,得分越接近0代表越倾向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越接近1代表越倾向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计算出各国的伦理价值观和政治社会价值观的平均得分,并将其重新输入到数据中当作各国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水平。

(4) 控制变量

在统计分析过程中,控制了可能会对政治机构信任产生影响的主客观变量,具体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收入层级、主观阶层认知、政治兴趣、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媒介使用状况。其中,媒介使用情况分为传统媒介使用和新型媒介使用,传统媒介得分为对报纸(纸质)、杂志(纸质)、电视、广播的使用频率分值进行加总求均值,新型媒介得分为对手机、电子邮件、电脑上网、和家人朋友或同事聊天的使用频率分值进行加总求均值,最终得分处于0和4之间,媒介使用情况采用负向积分,分值越高代表使用频率越低。

3. 模型与方法

本文研究民主观念、国家(地区)发展状况与政治机构信任之间的关系,并且重点研究国家(地区)发展状况对民主观念与政治机构信任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首先需要检验三种民主观念与政治机构信任的之间的关系,在此研究过程中,需要将个体的人口学特征,以及政治兴趣、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媒介使用等因素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进行控制,同时也需要关注不同国家(地区)的受访者在政治机构信任上是否存在差异,即不同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研究数据包括微观层面的个体数据,也包括宏观层面的国家数据,数据存在嵌套关系,因此,一般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存在缺陷,需要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简称HLM)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可以弥补传统线性模型的不足,可以将高于个体变量、由个体层面共享的国家层面的数据纳入回归模型。采用SPSS 25和Mplus 7.4进行数据分析,在进行HLM检验时,对数据作如下处理:第一,将类别变量转化为虚拟变量;第二,在模型分析时,将第一水平的连续预测变量进行组均值中心化处理,以减少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具体的统计分析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个体水平、国家(地区)水平两个层级的变量及结果进行描述统计分析;二是对零模型和只考虑个体变量影响的模型进行检验;三是对包含有个体变量与国家(地区)变量两个水平变量影响的模型进行检验;四是对包含有个体变量与国家(地区)变量交互项的模型进行检验。

三、统计结果及分析

1. 描述统计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在个体因素变量中(3)除性别外,年龄、教育水平、主观阶层认知、收入层级、政治兴趣、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传统媒介、新型媒介等均与政治机构信任具有显著相关,限于篇幅,表1中省略该部分数据结果。,程序型民主观、实质型民主观和威权型民主观均与政治机构信任呈显著正相关。

表1 个人因素与政治机构信任的相关矩阵及描述统计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在国家(地区)因素变量中,民主指数、人均GDP、城市化率、伦理价值观、政治社会价值观均与政治机构信任存在显著相关。

表2 国家(地区)发展状况与政治机构信任的相关矩阵及描述统计分析

2. 影响政治机构信任水平的零模型分析

为了检验因变量的组间方差是否显著,本研究通过零模型计算政治机构信任的组间方差在总方差中的占比。表3中的模型1(零模型)结果表明,政治机构信任的组内方差(σ2)为0.410,组间方差(τ00)为0.112,根据公式ρ=τ00/(τ00+σ2)计算因变量的总变异数中可以被组间变异解释的百分比,即ICC(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统计结果表明,政治机构信任的方差中,21.5%的变异来自组间差异(ICC=0.215),说明政治机构信任不但存在个体差异,而且存在国家(地区)差异,有必要将国家(地区)层级的影响因素纳入模型分析之中,因此应该采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分析。

表3 民主观念、国家(地区)发展状况及其交互效应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

续表3

3. 个体因素变量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作用

为了检验个体层次的民主观念与政治机构信任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将个体层面的民主观念和控制变量纳入两水平线性模型中建立多层级模型方程,见式(1)。

(1)

其中,X1～X12分别表示性别、年龄、教育水平、主观阶层认知、收入层级、政治兴趣、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传统媒介、新型媒介、程序型民主观、实质型民主观和威权型民主观。

有关层-1变量中个体因素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结果,见表3中的模型2。除年龄、收入层级、新型媒介和实质型民主观外,其他变量对政治机构信任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相较于女性来说,男性的政治机构信任水平偏低(γ10=-0.028,p<0.01);随着个体教育水平(γ30=-0.013,p<0.001)、主观阶层认知(γ40=-0.018,p<0.01)和政治兴趣(γ60=-0.077,p<0.001)的提高,其政治机构信任水平会越来越低,但是随着个体对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的提高(γ70=0.026,p<0.001),其政治机构信任水平会更高;使用传统媒介的频率越高(γ80=-0.062,p<0.001),个体的政治机构信任水平越高。

作为核心变量的民主观念,程序型民主观(γ100=0.008,p<0.05)和威权型民主观(γ120=0.026,p<0.001)均对政治机构信任起正向预测作用, 而实质型民主观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 因此数据结果支持假设。 从世界范围来看, 随着民主观念的增强, 公民的政治机构信任水平并未随之下降, 而是呈现出提升的趋势。

4. 国家(地区)发展状况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作用

在表3模型2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层-2变量对不同国家(地区)中民众政治机构信任水平的预测作用。在第二层的截距项中加入国家(地区)因素变量,构建多层级模型方程,见式(2)。

(2)

其中,X1～X12所代表的个体层次变量与前文所述相同;X13～X17分别表示国家(地区)层面中的民主指数、人均GDP、城市化率、伦理价值观和政治社会价值观。

个体和国家(地区)因素对政治机构信任影响的结果见表3中的模型3。从模型3可知,国家(地区)的民主指数(γ01=-0.136,p<0.05)和城市化率(γ03=-0.164,p<0.001)对政治机构信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人均GDP水平对政治机构信任形成显著的正向影响(γ02=0.215,p<0.01);国家(地区)中民众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倾向对个体的政治机构信任水平影响不显著。因此,随着政治民主化水平的提升和城市化率的提高,公众对政治机构信任的水平会降低,但是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会提升;国家(地区)中民众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政治机构信任水平的影响并不大。

5. 国家(地区)发展状况变量对民主观念与政治机构信任间关系的影响

与前文同理构建多层级模型方程,见式(3)。考察国家(地区)发展状况变量对民主观念与政治机构信任间关系的影响。

(3)

交互影响结果见表3中的模型4。①程序型民主观与政治机构信任。民主指数(γ101=-0.009,p<0.05)会显著削弱程序型民主观与政治机构信任间的正向关系;人均GDP水平(γ102=0.014,p<0.01)和后物质主义的政治社会价值观(γ105=0.013,p<0.001)可以显著增强程序型民主观与政治机构信任的正向关系。国家(地区)的城市化率和伦理价值观对程序型民主观与政治机构信任之间的关系影响不显著。

②实质型民主观与政治机构信任。所有国家(地区)发展状况变量对实质型民主观与政治机构信任间的关系都不产生显著影响,也就是说,不仅实质型民主观与政治机构信任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受国家(地区)发展状况的影响。

③威权型民主观与政治机构信任。民主指数会削弱威权型民主观对政治机构信任的正向影响(γ121=-0.010,p<0.05),但是后物质主义的伦理价值观会增强威权型民主观与政治机构信任之间的关系(γ124=0.010,p<0.05)。人均GDP、城市化率、后物质主义的政治社会价值观对威权型民主观与政治机构信任间的关系影响不显著。

综上所述,民主观念与政治机构信任之间的关系受到国家(地区)发展状况的调节,数据结果证实了假设,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地区)发展指标都会影响民主观念与政治机构信任之间的关系。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第六波数据,通过多层线性模型来分析影响政治机构信任的微观及宏观因素,结果发现:第一,个体的民主观念对政治机构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国家(地区)的民主水平、城市化率对政治机构信任具有负向影响,人均GDP对政治机构信任具有促进作用。第三,民主观念与国家(地区)发展状况的部分交互作用也对政治机构信任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其中,民主水平对程序型民主观和威权型民主观与政治机构信任之间的正向关系具有削弱作用,人均GDP和伦理价值观则能够分别促进程序型民主观、威权型民主观对政治机构信任的积极作用。

首先,民主观念对政治机构信任具有正向影响,其中程序型民主观和威权型民主观对政治机构信任具有显著影响,实质型民主观的作用不显著。威权型民主观对于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最为突出,符合以往研究中威权主义价值观是政治机构信任的重要来源的结论[7]。然而,威权型民主观对政治机构信任的正向作用会随民主化、市场化进程等因素不断减弱[10-11],这在本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证实。趋于自由民主的程序型民主观对于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作用,颠覆了以往众多研究的结论,也对诺里斯和英格尔哈特的“批判公民”理论提出了质疑。本研究发现,自由民主价值观并不会降低人们的政治机构信任水平,甚至会产生积极作用;但是,与威权型民主观相比,程序型民主观对政治机构信任的促进作用逊色不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批判公民”理论的合理性,现代民主理念中的理性怀疑精神使持有自由民主观的民众对政治机构的评价更为谨慎,这反而能够督促政府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如维护公民权利,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其次,国家(地区)的发展状况对政治机构信任有显著影响作用,其中人均GDP产生正向影响,民主水平和城市化率起负向影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政治机构信任则无显著影响作用。民主水平与城市化率的负向作用表明,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推进,政治机构信任水平可能会经历下降的趋势。需要重点说明的是,人均GDP作为衡量各国(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其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形成具有积极影响,这与国内外诸多研究结果达成一致,即生活水平、生活满意度和经济增长等经济绩效能够促进政治机构信任水平的提升[34-38]。而这一研究发现与高巍[24]、吕书鹏[25]等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机构信任水平呈负相关”的研究结论并不冲突,因为人均GDP这一指标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民主水平、城市化率和人均GDP,这三个衡量国家(地区)发展水平的指标对政治机构信任产生的影响不相一致,恰恰说明一个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同步性。因此,公众对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在一段时期内的发展趋势需要根据本国(地区)的具体发展情况而定。

最后,民主观念对政治机构信任的作用,受到国家(地区)发展状况的调节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单纯的制度主义或文化主义路径对政治机构信任来源的解释效力相对有限,两者需要相互补充,这也证实了人与情境交互作用理论在政治机构信任中的解释力。结合以往研究发现,实际的民主水平在民主观念与政治机构信任的关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不同的研究由于基于不同数据得出了不完全一致的结论[17,30]。虽然理论上讲,相较于威权政体,民主观念(尤其是自由民主观)应该在民主政体国家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本研究结果却与其相反,其原因可能是人们对所在国家民主水平的评价与本研究中使用的民主指数存在出入,而相较于实际的民主水平,个体的民主评价更能影响民主观念作用的发挥[31]。本研究中的民主水平、城市化率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民主观念与政治机构信任关系中的不同作用进一步说明,要以整体的、互动的观点来研究个体政治机构信任的形成与变化,特定研究结论有其严格的适用范围。

在不断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依靠传统的威权主义价值观提升政治机构信任已显得不切实际。虽然趋于自由民主的程序型民主观在政治机构信任中的作用稍显逊色,但是在民主化的时代背景下,仍要充分挖掘民主观念发挥积极作用的“催化剂”。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会对政治机构信任造成一定损伤,但经济发展和治理绩效对于政治机构信任的提升作用,使得人们不必为政治机构信任而过分焦虑。今后需要更加注意民生福利和纯公共产品对政治机构信任的作用,因为它们正在超越经济增长,成为政治机构信任的新源泉[26]。相较于实际的民主水平,个体民主评价更能影响民主观念与政治机构信任之间的关系,因此,民主改革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而应与本国民众的民主期待相吻合,并且政府必须重视民主质量的提升,以提高政治机构信任度。

尽管本研究为民主观念和国家(地区)发展状况如何影响政治机构信任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但仍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首先,在研究设计上,本研究使用的是横断面的数据资料,因此对于民主观念、国家(地区)发展状况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只能进行区域间的横向比较,无法展示社会发展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带来的政治机构信任变迁。未来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可使用纵向数据来弥补这一不足。其次,本研究中使用的反映国家(地区)发展状况的指标,并不能完全体现一个国家(地区)的发展现状,比如由于数据缺失较严重,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并未纳入本研究的检验范围。今后应尽可能收集多种指标,以进一步发现国家(地区)发展对于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最后,相较于政治机构信任,民主观念可能对政府绩效评价具有更加直接的影响,又由于对政府绩效的评价对政治机构信任具有显著而直接的影响,因此,未来应该在民主观念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研究中加入政府绩效评价等中介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