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搭桥术后新发房颤的影响因素分析
2021-11-20杨舒胡奕瑾朱希霞王洪武董素素马骏
杨舒,胡奕瑾,朱希霞,王洪武,董素素,马骏
(1.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天津300070;2.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麻醉科,天津300457)
心脏外科术后房颤(postoperative atrial fibrillation,POAF)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冠状动脉旁路移植(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术的患者术后7 d内POAF的发病率约为20%~45%[1-3]。尽管目前POAF发生的机制尚不完全清楚,但这可能与心房肌纤维化和心肌结构重塑、围手术期电生理因素以及术后因素(如心肌损伤和心肌缺血、氧化应激反应、交感神经激活、电解质失衡和炎症反应等)相关[4]。研究表明,大多数POAF是短暂的且有自限性,在基本的诱发因素得到控制后,患者在出院前会恢复窦性心律[5],但近期多项研究表明POAF是临床术后主要不良事件如:晚期心血管疾病死亡、心肌梗死、卒中等并发症的影响因素[6],其中一项包括35项研究、涉及240万以上患者的Meta分析结果表明,新发POAF可增加患者术后早期卒中率(OR=1.62,95%CI:1.47~1.80)、早期死亡率(OR=1.44,95%CI:1.11~1.88)、远期卒中率(HR=1.37,95%CI:1.07~1.77)、远期死亡率(HR=1.37,95%CI:1.27~1.49)[7]。因此,心脏术后新发POAF的病因探讨对降低POAF的风险、改善患者预后也十分重要。本文就2019年1月—2019年8月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择期行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搭桥术(off-pump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OPCABG)术的209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POAF的影响因素。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9年1月—2019年8月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择期行OPCABG术患者209例,根据POAF诊断标准分为新发房颤组(36例),男26例,女10例,年龄(64.94±8.01)岁;非房颤组(173例),男121例,女52例,年龄(63.64±8.85)岁。入选标准:冠状动脉造影明确诊断冠心病患者,择期行单纯OPCABG术,手术方案统一,术前无房颤史,资料完整无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