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 晋，陈洋庚，滕 盼

(1.江西农业大学 a.经济管理学院 b.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2.湘潭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基于Sen提出的“可行能力”剥夺理念[1]，多维贫困的测度指标设置和方法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采用Alkire 和Foster提出的“双界限值”计数方法(AF方法)来判断调查对象是否贫困，并且用各维度总剥夺值加总判断其是否为多维贫困，[2]而后UNDF颁布了由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构成的多维贫困指数(MPI)。[3]国内学者在对中国不同地区多维贫困方面的研究也颇有建树，比较有代表性的指标有收入水平、健康、生活质量、卫生设施、教育、食物支出等。[4-6]在测量方法方面，国内大多数文献主要采用Alkire 和Foster提出的“双界限”计数方法(AF方法)测量多维贫困状态。关于农村多维贫困的致贫因素，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教育水平、是否外出务工、赡养系数和家庭成员养老保险等个体和家庭因素，[7-8]也有学者关注到社区基础设施、耕地资源数量、财政支农等社区与政府财政行为因素。[9-10]

综上，现有研究凸显出对农村贫困治理强烈的现实关照，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鲜活的现实经验和知识谱系的学术积累。但现有研究仍然有值得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是现有研究聚焦于省级区域层面或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鲜有对全国层面进行的整体研究，缺乏对全国整体贫困的认知；二是现有研究主要采用MPI指数与A-F方法相结合，但是MPI指数部分指标已经不适合目前中国扶贫开发的政策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