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星阳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经济全球化的三大特征之一是以“共同的国际治理规则为基础的多边合作”，良好的国际贸易、投资环境亟需普遍认可的多边合作来消减包括税收在内的多种国际贸易壁垒。[1]双边协定曾在应对国际重复(不)征税中一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僵化和滞后性致使其在应对层出不穷的国际税务新问题时逐渐失去功效，而逐个更新又显得漫长而冗杂。国际治理的终极原则及目标在于世界为全人类所共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描绘了共同发展的愿景，对此，需转化为具体的机制共识性原则。[2，3]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在2018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了优化国际税制的方向，即“完善国内税制、加强双边合作、建立多边合作机制”，前二者是不言而喻的，而在经济数字化、金融化的时代，多边合作机制的构建就显得愈发重要。

2015年10月OECD发布BEPS(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行动计划最终报告后，2016年预示着国际税收迈入“后BEPS时代”，BEPS所涉多项最低标准在《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Multilateral Convenion to Implement Tax Treaty Related Measures to Prevent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MLI)中被具体化。尽管国际税法界对当前国际税制环境在适用多边合作机制方面如多边工具等持积极态度，但因“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国情、税制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加之多边工具本身如MLI第9条“关于转让其价值主要来自于不动产的实体的股权或权益取得的财产收益”(以下简称财产收益)课税的规定具有复杂性，故给其签署实施造成了重重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