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102488)

乡村治理困境一直以来受到学界关注，近年来，多地陆续开始探索有效乡村治理模式的实践，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自治单元、范围和有效环境的分析，对这一批乡村治理改革呈现出的组织方式、结构和主要特征概括有限。

一、空心化与内卷化：基层治理困局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社区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联系逐渐减弱，村庄联系呈现松散的原子化状态，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村庄空心化成为农村社会问题。伴随村庄空心化，乡村基层组织也遭遇“过疏化与衰败”境遇， 村庄公共性减弱，个体之间关联性降低，集体意识和协作意识衰减，导致乡村社会出现“鸡犬之声相闻，民罕往来的局面”[1]。

从合作化时期的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后农村施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乡村自治组织解体与村民自治组织产生，中国乡村基层治理模式几经变迁。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农村生计方式的变革，基层政府与农村的关系由“汲取型”转向“悬浮型”[2]。随着国家强制权力退出乡村社会，“国家、基层组织、农村三者之间的联结与制衡纽带发生断裂”[3]，原有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和组织架构应对新的乡村社会问题出现低效与失能，乡村治理内卷化成为掣肘乡村社会发展的难题。基层治理研究中关于乡村治理的内卷化问题多次被指出。由于行政村及组织和自然村级组织的内卷化，导致自治组织职能衰减、公共性降低，管理职能退化、社区秩序混乱[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