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炎

摘要：潘耀明新著《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收集整理了作者与大陆和海外文学家来往交流的大量书信、照片和字画，其中很多是第一次面世的文学史料，这种大量、多次、有实录的采访弥足珍贵，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能从作家们的作品中读出别样的韵味和价值，写出了这些作家学者的作品才华和人格人品，成就了与老一辈学者作家们难能可贵的隔代情谊，也体现了作者对文学的钟情和执着。

关键词：《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文学史料;文学史意义;采访;文学大家

我与潘耀明先生相识于1992年秋天。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金庸先生得知后，委派潘耀明来接我去他位于香港太平山麓的家。我们相谈甚欢，潘耀明则谦逊有礼地坐在一旁，始终面带微笑。

那时的潘耀明，刚接手金庸先生创办的《明报月刊》总经理兼总编辑一职，至今已近三十载。其间我们曾在多个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上相遇，多次一起陪伴金庸先生游览内地的名胜古迹，也曾多次出席他主持的文学与文化交流会议，拙作则有幸多次在《明报月刊》发表。

如今的潘耀明，已被誉为香港著名作家、编辑家、出版家、文学活动家。除继续主持《明报月刊》外，还兼任香港作家聯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会执行会长、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会长、香港世界华文文艺研究学会会长等职务。2019年春，韩国、中国，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一些有识之士，有鉴于潘耀明以香港为基地，在四十多年的历史中，于文学创作、编辑出版、文学社团、国际文化与文学交流等方面付出的巨大辛劳，创下的不朽业绩，理应得到世界华文文学界高度认可的初衷，在韩国首尔举行了“潘耀明（彦火）文学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韩国济州举办了“潘耀明与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我因事先承诺了另一个会议，错过了韩国之约。稍后在北京相聚，潘耀明只字未提韩国的事，仍如当年一样的谦逊有礼。

最近，我收到作家出版社寄来托我写序的潘耀明新著《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以下简称本书），方知这些年潘耀明在万忙之中，还抽时间收集整理了四十多年来，他与大陆和海外文学家来往交流的大量书信、照片和字画，并从中挑选出精华部分，汇集写就了这部四百多页的大著。捧读这部书稿，不禁令我百感交集，单单看他拜访过的茅盾、巴金、老舍、冰心、曹禺、丁玲、艾青、端木蕻良、萧乾、钱钟书、沈从文、俞平伯、汪曾祺、吴祖光、新凤霞、柯灵……无一不是新文学史上熠熠闪光的文学大家，就非常之难得，而且每位人士他都不只拜访过一两次，交往时间一般都长达数年，十多年，甚至几十年，包括书信往来，比如他和萧乾通信就长达二十年，外加在香港难以计数和热情周到的接待。新时期的著名新老作家如茹志鹃、秦牧、张贤亮、蔡其矫、郭风、何为……他也都有交往。这部书中收录了他与这些人士的部分书信和受赠书画。这些通信和书画登陆内地还是首次，而本书中的众多采访笔记，更是首次公之于世。我相信，对上述文艺家进行的如此大量、多次、有实录的采访，迄今为止，海内外包括大陆在内，只有潘耀明先生一人做到了，由此可知这部作品弥足珍贵。

更令人无比感慨的是，潘耀明独自开始这项重大工程的时间点，是四十多年前内地“文革”刚结束不久，几乎被摧残殆尽的文学界和文化界，都是一片荒芜的时候。许多冤假错案还远未澄清昭雪，我和我的同道们也正忙于高校现当代文学教育的拨乱反正书归正传，而无暇顾及其他。潘耀明当时先是担任《海洋文艺》杂志执行编辑，继后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少年时代就萌发的对中国文学的热爱与痴迷，使他对创作了这些作品的文学家们充满了崇敬和向往。1978年夏天，侨办主任廖承志邀请了一批香港出版界代表团访问内地，潘耀明有幸成为代表团的成员。他立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踏上了拜访和结识那些早已铭刻在心的文艺家之路，目标远远不只是“约稿”而已。

官方安排的活动之一，是让“文革”中被批判后复出的文艺家与香港文学界的朋友会面，而他最想见的诗人艾青却不在里面。那时刚从新疆劳改回来的艾青还没有获得平反。潘耀明便按照聂华苓女士给他的地址，“私访”了艾青。激情似火、笔名“彦火”的潘耀明，见到早已心仪的大诗人艾青的兴奋与激动，历经磨难的艾青先生见到这位来自香港、仰慕自己已久的文学青年的惊喜与慰藉，想必都是难以名状的。摆谈中，艾青得知潘耀明最喜欢自己的两首诗《我爱这土地》和《时代》，后来便特别誊抄了写于1938年的《我爱这土地》，书写了“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的墨宝给他留作纪念，潘耀明都收入了本书，使我们有幸观赏。自此他们开始了多年的交往。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潘耀明自己收入并不宽裕的时候，在香港热情接待了艾青夫妇，还买了录音机、计算机和速溶咖啡送给艾青。随后，潘耀明在艾青家认识了闽籍知名诗人蔡其矫，从此结为好友，也在本书中对蔡其矫做了专项介绍。

1981年，潘耀明以虔诚之心，拜望冰心先生，后来又拜望过多次。他敬慕冰心战胜病魔顽强的毅力和看待死亡超然的洒脱。冰心打心里喜欢这位钟情于文学的福建同乡，显得格外高兴，特亲自挥毫，写了一张秀丽的小楷给他：“海波不住地问着岩石，岩山永久沉默着不曾回答;然而它这沉默，已经过百千万回的思索。”潘耀明深为感激地写道：“这也是冰心自己的写照。冰心爱大海，人世间一切的卑微、污秽和不安，都将为大海广袤的襟怀所净化。无欲则刚，这也许使她能一直葆有青春的心态和清泉一样清澈沽明的灵性。”

巴金先生也是潘耀明无比敬慕和多次拜访的著名作家。他认为，巴金一再彰显“说真话”的精神，在假话满天飞的今天，令人对他崇高的人格，肃然起敬。潘耀明去年在整理作家的手迹时，初步统计巴金给他的信札至少有十二封。最近重新翻阅作家信札时，又发现了巴金一封新的信。这封信是笔者负笈美国，在纽约大学攻读出版管理和杂志学期间，巴金从上海寄给他的，袒露了心迹，弥足珍贵。潘耀明把这封信收进了本书，令我们也有幸分享。

潘耀明得知巴金逝世的噩耗时，悲痛之余告诉了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金庸先生，请他为自己主编的新一期杂志“巴金特辑”写篇文章。金庸得知后连夜赶写了一篇悼念文章《正直醇雅，永为激励》。文中提到他早年读《家》《春》《秋》，觉得没有读武侠小说过瘾，“直到自己也写了小说，才明白巴金先生功力之深，才把他和鲁迅、沈从文三位先生列为我近代最佩服的文人。”“如果我遇到巴金那样重大的压力，也难免写些违心之论，但后来却决不能像他那样慷慨正直地自我检讨，痛自谴责。”他还说，巴金在“文革”时饱受磨难，但意志坚毅，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写出了“这部掷地作金声、惊天动地的《随想录》”“实在是中国文化界的大幸事”。相信这也是潘耀明和我们共同的心声。

潘耀明对文学的钟情与执着，使他能从作家们的作品中读出别样的韵味和价值。例如一般评论者往往将沈从文归于乡土文学，擅长写乡间的小人物。潘耀明却认为，“贯穿沈从文作品的创作思想，是在城市与乡村两个世界的对立中建构的。人神的统一与分裂、人与自然的契合与人性的扭曲、原始生命力量等等，所有这些对人生的观察，已使沈从文进入哲学的领域。”沈从文笔下的这些小人物，“都是有血有肉、可亲可爱的，他们有勇敢、正直的人性的光辉的一面，也有愚昧无知和粗鲁的一面，沈从文与其他作家迥然不同的，是他连这些小人物的负面也不忍苛责，而是以宽容谅解的态度视之，显现他博爱的精神”。他对沈从文的钦佩不止于此，还不吝笔墨详细介绍了沈从文因回避政治干扰，转行研究古代服饰及相关文物的杰出成就以及为此所付出的超乎寻常的艰辛代价。他认为：“综观沈从文毕生事业，他的服饰研究成就不可能不提，值得大书特书。”

潘耀明痴迷这些作家学者的作品才华，同时也崇敬他们高尚的人格人品。俞平伯先生20世纪50年代初就因《红楼梦》批判犯上被打入冷宫，沉寂数十年。潘耀明认为他的道德文章如高山流水，仰之弥高，照样多次上门拜望，而且用了四节的篇幅介绍了这位一身傲骨的学者，如何在长期寂寥冷漠中坚持学术研究，笔耕不辍，硕果累累。从中我们也得知，俞平伯的处女作《红楼梦辨》原稿失而复得的奇特故事。潘耀明推想：“假如俞平伯欠去了稿件，假如他没有出版《红楼梦辨》，就不会发生1954年批判他的红学研究，‘文革’也不会被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来揪斗……”俞平伯也把《红楼梦辨》稿的失而复得比喻为“塞翁失马”，不胜感慨。他将潘耀明这位热情真挚的后辈视为知音，俞平伯的外孙韦柰在《旧时月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一书中写道：“外祖父喜他的为人，也喜他的才气，常夸奖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青年。在潘耀明迁居太古城时，外祖父曾书‘既醉情拈杯酒绿，迟归喜遇碗灯红’联赠他。”

本书名曰《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正是这充满人性充满爱的“为人”，支撑着潘耀明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时间、精力和心血，成就了与老一辈学者作家们难能可贵的隔代情谊。但是，能够使这些文坛大师们接纳他并长期保持联系，当然不能仅仅靠情谊。既然是知音，就要有共同语言，就要有令大师们觉得有话可说、有信可写的丰厚的知识和学养。正是俞平伯所感受到的潘耀明的“才气”，使他得到了大师们心悦诚服的认可。

在学术界都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钱锺书先生为了做学问，常常是闭门谢客的。在潘耀明心中，“钱先生的学问如浩瀚大海，他学识渊博，精通五国文字。我看中国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比，单是《谈艺录》与《管锥编》的学术成就，已足以震古烁今了。”然而，钱先生不仅向潘耀明敞开了家门，多次与他推心置腹地交谈，如有关《谈艺录》先后修改出版的经过等;还有不少书信往来，信中尊称潘耀明为“兄”;不只一次赠送潘耀明墨宝;更让他拍摄了好几张生动难求的照片，有一张照片上还有极少与外人合影的杨绛先生。

潘耀明的才气，来自他多年对文学、对出版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勤奋努力。在数十年的生涯中，身兼多项国际国内文化交流重任的潘耀明，还出版了近三十部书，每一部都有独特的视角和思考，每一部都是妙笔生花、美文迭出。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就出版了《当代中国作家风貌》，后来又出过《当代中国作家风貌》续编，堪称首屈一指。单是主编《明报月刊》近三十年，他为之所写的卷首语就将近三百篇，如汇编成集也有好几部。《明报月刊》是深受海内外广大知识分子首肯和喜爱的杂志，每一期的内容都涉及时事、政论、科技、文学、艺术、美食等，而且作者不乏名家大腕。要写好这样一本杂志的卷首语，所需要的有关知识涵养以及笔头功力，可想而知。潘耀明不虚此职，信手拈来便是一篇篇包含历史、文化、文学、哲思的泛散文，有学者称他是“破茧而出的散文文体家”，实不为过。

本书也处处闪现这位散文文体家的过人才华，比如他写端木蕻良送他的两帧画：“一张是罗汉松，一张是风荷，都是水墨国画，不设色，更显其功夫。罗汉松莽莽苍苍，粗壮的枝干和如戈戟的针叶，颇见精神;风荷墨色厚重，迎风右摆，柔中见刚，别有韵致。”他写汪曾祺的家书：“文字精练、幽默、风趣，可读性极高。他写他在美国所遇到的人和事及所见所闻所感，笔下如一条涓涓清流，澄澈中不含沙石，果然与一般家书迥异，后者往往失之琐碎。”他写秦牧的散文：“作者文笔清新隽永，既有‘怒潮奔马’那样的豪放，也有‘吹箫踏月’那样的清幽;既有司空图《廿四诗品》中指出‘荒荒汕云，寥寥长风’的雄浑，也有‘娟娟群松，下有漪流’的清奇。”他写福建诗人郭风：“果尔蒙的大胆想象和奇异的联想，凡尔哈伦的充满了对于生之礼赞的力量和乐观，阿左林的精炼简洁的义句、对于西班牙乡间和小镇上的劳动者和景物的尊崇的感情，都对少年的郭风发生深刻的影响，特别是这些作家的象征手法和对家乡深沉的感情，对于郭风创作的影响，更是刻骨难忘的。”

潘耀明以他的为人和才气得到了大师们的信任和倚重，他们不但将自己的文章交给他主办的《海洋文艺》和《明报月刊》发表，自己的书稿也请他帮忙出版。卞之琳先生与潘耀明有二十多封书信往来，其中不乏逾千字的长信。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卞之琳的《雕虫纪历——1930—1958》，但因为“私生活中一个隐秘因素”，他把1939年前写的诗删去了不少，而潘耀明认为这些诗的可读性相对的高，所以利用在香港三联书店任职的机会，为他出版了繁体字版《雕虫纪历——1930—1958》（增订版），增加了三十首诗，让读者一睹为快。巴金先生的《随想录》繁体字版，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请潘耀明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

潘耀明1978年与萧乾相识，一直到他1999年去世，往来与书信从未间断。1982年潘耀明第一次赴美，萧乾怕他人生路不熟，给他写了六七封推荐信，以便沿途有人照应，令潘耀明很感动。萧乾和夫人文洁若晚年“搬动大山”翻译《尤利西斯》，也令潘耀明深感钦佩。沈从文曾经是萧乾的恩师，后来二人之间有了怨气，外人讳莫如深。萧乾生前写了《我与沈老关系的澄清——吾师沈从文》的文章，叮嘱文洁若待他身后再发表。萧乾逝世后，文洁若把文章交给了潘耀明，特地嘱咐他在《明报月刊》上发表。潘耀明遵嘱发表于2001年12月号《明报月刊》，二人结怨的前因后果才为外人所知。萧乾生前还写有一篇三十多页的长文，这是一本记录了他初恋的私人笔记，也是请潘耀明在《明报月刊》上发表的。

类似潘耀明与大师们亲密互动的故事，本书中比比皆是。1983年秋，潘耀明与吴祖光、茹志鹃、王安忆、陈映真、七等生为同一届的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邀请的华人作家。他与吴祖光同住一套房间，彼此分工合作，吴祖光负责去超市买菜，潘耀明则不辞辛劳负责烹饪每日两餐，两人相处三个月，关系十分融洽。临别时吴祖光题赠报恩诗一首：“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潘耀明深谙，典出隋朝王通的名句，“不辱于人谓之贵，不取于人谓之富”，很能启迪人心。这次相聚也开启了潘耀明与吴祖光、新凤霞夫妇的交往之旅。在潘耀明的笔下，我们不仅看到了文坛上这对现实版牛郎织女的恋爱经过，看到了他们在各自的舞台所展现的精彩绝活，也看到了双双戴上右派帽子以及“文革”中所经历的严酷磨难，还看到了新凤霞在被迫害致残后，从文盲到笔耕不辍写出三十部作品、逾四百万字的著述。20世纪80年代，潘耀明负责香港三联书店的编辑部，曾参与筹划了一套《回忆与随想录》，主要是老作家的回忆文集，其中有一部就是新凤霞执笔的。

本书既展现了大师们的精神风貌、创作才华，也没有忽视常被大师的光华遮蔽的女中豪杰的业绩。赵清阁在文学史上往往是在谈到老舍时，作为他的红颜知己被人们提及。但潘耀明用了将近一万字的篇幅，历数她多才多艺的非凡生涯。既披露了她与老舍相识相知难以割舍的情感，也记述了她后来为此而付出的数十年的隐忍与孤苦。而潘耀明笔下的老舍夫人胡絮青也深明大义，晚年“竭力亲自为老舍整理了不少文集，还亲自写序。如《老舍文集》《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文牛》等，还把早年老舍创作、因政治原因未能出版的《正红旗下》，也重新校订整理出版”。同时潘耀明还让我们知道了胡絮青本人也是师从齐白石的一级画师，有幸见到胡絮青1981年在香港举办画展时，赠给潘耀明暗含寓意、相当生动的《小鸡包围蟋蟀》的中轴水墨画。

可见，这部丰富而厚重的著作，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應该是独一无二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