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若涵

摘要：无论是精微深细还是宏观建构，散文文体研究充满创新的焦虑。散文中的文类“跨界”现象，引发众多批评家关注，既开启文体研究的新路，也隐含对散文文类的贬抑。对研究者而言，在“文学”概念扩大化的背景下，应有重新思考散文的边界与文体、散文与文学的关系、散文与中国杂文学的关系等问题的勇气和能力。

关键词：散文;文体;文类;文学

一、由文体边界引发的问题

人们常说，想给散文下定义，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世间讨论太多，散文文体边界到底在哪，还是没有能够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远的估且不说。2014年3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古耜文章《散文的边界之争与观念之辨》，他认为21世纪以后散文“作者队伍愈见壮大，作品数量空前增多，内容手法日趋丰富”，原因是“散文文体具有充分的开放性和嫁接性”;文章将“文本彰显自我”“取材基本真实”“叙事自有笔调”看作“散文的基本特征和核心要素”。文体问题引人关注，《光明日报》遂开辟“散文边界讨论系列笔谈”，陆续发表何平《“是否真实”无法厘定散文的边界》、熊育群《散文的范畴亟待确立》等文章。

此次笔谈却还是重提老问题：一是重提1980年代后的大散文和艺术散文之争，不妨称作边界扩大派和边界清理派，或体裁派和文类派的论争。古耜所赞赏的散文多有“非虚构”“跨文体”“大散文”“新经验”等特点，而“散文具有同多种元素嫁接和杂交”、“散文具有显而易见的边缘性和跨界性”等，支持此前贾平凹、南帆等为代表的大散文界定。二是散文的“真实”与“虚构”问题。何平文章侧重点放在“虚构”文学（小说）与散文的关系上，反思散文“真实论”。他认为，一方面要打破“保守”的边界思维，肯定散文的民主特性：“如果要对散文命名，我倾向认为散文是一种可以全民参与的，最大可能包容个人‘私想’的文类。”另一方面，借用小说虚构性以及小说对散文的不断“侵犯”，反证散文往往简单地复制和还原生活而失去“主体的真情实感”，在他看来，散文写作应当像小说那样拥有穿越日常生活、重构日常生活的能力。三是坚持“艺术散文”观，坚持散文既然是一种文学体裁，“文学的审美性，它的形象思维的特点，它的艺术性要求都是顺理成章的。它与小说、诗歌既定的文学体裁必须作一个概念性的区分，必须指认出它的疆域所在，找出散文的概念、范畴，并加以定义，否则散文名存实亡。”[1]看起来“保守”，却可能得到读者认同，普通读者按照文学的约定俗成的程式和期待去辩认文体，在隐含的知识体系里安顿文类。

号称最自由的现代散文，品种极多，相互间常常交叉重叠，分类殊不易，因此成为散文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分类辨体，鉴定品性，不仅要为抒情散文、小品、随笔、传记、杂文、报告文学等各种体裁定下规矩、贴上标签，还要考量语言、题材、叙事、抒情、议论、描写等语体和风格问题。漫长的文体发展史，五花八门的体裁类型，串体融合的高度自由，既为文体研究设置了障碍，也带给研究足够的尊严。随便翻开一部望之俨然的散文大系，编者的导言，一般先是文体概说，次为分类标准，再是重点评价，程序井然。对那些不太容易贴标签的，编者也不纠结：“思路不会有画地自限，文章越界自是常态，只不过重点有别而已。叙事之际抒情，寓议论于表意，不应以为怪。”[2]但是编者还是得“追踪着不断冒现的新作品，努力论证它们具备新的文学品质”[3]。正是有文学性这一标准，现代散文收缩了边界，能够堂皇进入散文体制的新品种，往往需要时间淬炼和文学机遇。

守在现代散文的文体内部，百年来学者用不同的排列组合划界、分类、辨体，仍然难有统一意见，光分类就有二分法、三分法一直到七分法。汪文顶曾作《现代散文的分类辨体》一文，立足散文文体的内部，梳理相关历史话语，厘清文体、考辨属性、分门别类。不采用狭义的“艺术散文”，而取“广义的文学散文”，既考虑到散文体裁形态多样、本同末异，又认为那些从本土传统传承转化而来的古代众多的体裁，同样可以纳入散文文体系统中，不过，要比传统散文观增多一重文学性的限定;对于百年来所引进融化的外国随笔、演说、对话、格言、随感录、幽默小品、科学小品、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体式，则承认它们历经不同的文学时代，已然落地生根。今天的中国散文，与西方“非小说性散文”有着大致相当的文体范畴[4]，“廣义的文学散文”，为散文留下了具有弹性、包容度和延展性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慢工细活式文章本身，继承了文章大国特有的精微细密、属类分明、讲究规范的治体传统，为未来文体研究提供了样板。

我们如何定义散文？这一大哉问考验着各路散文研究者的自觉和雄心。吴周文、陈剑晖以《构建中国自主性散文理论话语》之宏文，提出“建构文体学意义上的散文理论话语”的策略：“不能孤立地、静态地研究散文，而是要对散文发展的特殊规律有准确的把握，不仅要在各种文体的比较中找出其独特性，还要把散文的独特性放在与小说、诗歌、戏剧的联系和转化中，作整体的、动态的审视，并在洞察其差异、矛盾的同时，进行辨析与区分，以揭示其联系和转化。”[5]寻章逐句，这里以其他文体作为参照，仍然立足散文文体的内部，提取“自由”“真实”“真情”“个性”“趣味”“人格”“文调”“气氛”等作为核心概念，也主要兼顾传统的散文体裁形式与题材内容，维护现代散文“自我表现”的主基石。

值得反思的是，现代散文文体研究所依据的“文学”概念，还停留在百年前的设定。百年前变革取得实绩，有新“文学”概念助力。而今，“在西方‘文学’概念的传统中，广义的、包括许多应用性文字在内的、大写的‘Literature’的含义，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远远超过狭义的‘literature’的含义”[6]。这或许是散文文体理论研究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不再具有与不断扩大的文学概念短兵相接的能力。

二、文类跨界的限度

文类视角的出现，打破了文体研究沉寂之态。文类总是表现得既老又新、富有生命力，“它在各种独具特色的作品中，能不断地花样翻新”[7]，不过，能够花样翻新的，还是小说，它最不拘泥于高墙深院，总是灵活地建立起与左邻右舍的关系，一部伟大的小说，往往可以包含各种文体和文类，让读者“有机会得到一套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眼界、不同的事物组织程序”[8]。

散文是文类之母，与说散文是文类的残余，意思大体相同。郑明娳认为，“现代散文反而成为一直居于包容各种体裁的次要文类，内容过于庞杂，很难在形式上找出统一的要件。”“散文本身仍然不停地诉扮演母亲的角色，在她的羽翼之下，许多文类又逐渐成长。”[9]散文文类的生命力，尤其能够体现在那些文学性十分明显的文类（如小说、诗歌）分享了散文的某些重要特质，不研究散文文类自然无法充分了解这样的特质。

文类的越界、跨体、打破规则，并不是20世纪末以来的新把戏。

1906年寅半生在《游戏世界》中感叹“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10]，新世界里的小说与文章换了位置，小说走出“必以记实研理，足资考核为正宗”[11]的阶段，成长为文学宠儿。而记实研理之类的本事原为散文所长。正因为小说面孔簇新，它的一些不合规矩的举动都显得十分难得：朱光潜评价废名的《桥》，说它“破天荒”，“以内在价值压倒陈规”，它无视所谓“小说的要求”：“这书虽沿习惯叫做‘小说’，实在并不是一部故事书。把文学艺术分起类来，认定每类作品具有某几种原则或特征，以后遇到在名称上属于那一类的作品，就拿那些原则或特征为标准来衡量它，这是一般批评家的惯技，也是一种最死板而易误事的陈规。”[12]朱光潜迅速联想到，这样的作品“颇类似普鲁斯特与伍而夫夫人”，具有现代小说的精神。本雅明解释了为什么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因为它瓦解了文类，改造了小说的面目：“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十三卷《追忆似水年华》来自一种不可思议的综合。它把神秘主义者的聚精会神、散文大师的技艺、讽刺家的机敏、学者的博闻强记和偏执狂的自我意识在一部自传性作品中熔为一炉。诚如常言所说，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建立或瓦解了某种文体，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特例。”[13]

有时候，小说中的诗意，也等同于散文。朱光潜说废名的《桥》“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是东方式的风景画[14];沈從文认为废名小说“皆由最纯粹农村散文诗形式下出现”，“与自然谐和，非常宁静，缺少冲突”[15]，是对诗化小说的别有心得;一位批评家读了冯至的《伍子胥》后，先惊呼“这是诗，抒情的诗”，又称道：“这是散文，和穆的纯洁的散文，却不是真实的丑恶的人生。”[16]这是诗化散文对小说的入侵。芦焚《果园城记》的手法，“即使在中国的刚茁长的新散文境域里也不算是独创，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与何其芳的《还乡杂记》里已有过很好的例子”：“幻觉”“油彩”“印象”“感兴”“似梦非梦的东西”[17]，指出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诗性特点;汪曾祺偏偏认定理想的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情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18]。至于周作人在《竹林的故事序》和《桃园跋》中，极力夸赞“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中国小说界有他独特的价值者”“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即古典趣味、隐逸气息和悲哀的“空气”。又说《莫须有先生传》的好，不仅引用庄子《齐物论》，还将“好”归功于新散文：“这样所以是文生情，也因为这样所以这文生情异于做古文者之做古文，而是从新的散文中间变化出来的一种新格式。[19]小说创作过程中的变化多端、随心所欲、漫不经心、松散、任心闲话，都让批评家看到了散文文类丰沛的“文学潜能”。

“这不是一篇小说！”有人对散文侵入小说颇为反感。苏雪林说沈从文小说，缺点“首为过于随笔化。他好像是专门拿Essay的笔法来写小说的”[20];但穆木天认为，打破小说规定，“这里含着一种危机”，可实际上穆木天所排斥的，不是散文化的小说，而是小说家在1930年代的幽默小品、心境随笔中，也跟着变得闲逸而散漫，他们因“生活的空虚”而写起“容易的文学”，致使小说的独立性岌岌可危。[21]这两位把1930年代随笔（尤其是闲适小品文）看作随便写写的非文学文体。不错，散文中的书信、日记、游记、回忆录、人物描写、小品文、传奇、寓言等文体，对比那个进步飞速的小说，显得多么落后、“原始”，因此，说散文是文类之母，或许还暗含贬抑。

文体研究固本，文类研究跳脱，它要脱离文类陈规、重新定义散文与文学、与艺术之间复杂关系，将散文从保守、一成不变、文学性淡薄中解救出来。陈平原说“文类的建立”时，最重要的是打破“标准凝固化”，文类有固守边界的一面，也有“越境的行为”，因此，“在谈论散文发展时，关注小说的刺激;而描述小说变迁时，则着眼于散文的启迪”，尤其关注“笔记”在散文与小说间所发挥的中介作用。这样的叙述策略，目的“乃是为了突出文类演进的趋势”。[22]

黄锦树的《论尝试文》集中了他对散文文类的观察，如“雷骧散文的魅力其实不是来自散文本身，而是诗与小说的技巧随时进驻”，“让他的散文得以超出直陈/直述/直抒的平面，产生了一种审美上的曲折，而造成了‘幽冥感’的效果”[23]。钟怡雯批评学界对刘亮程散文无法析出新意，对“刘亮程的诗、散文和小说在题材与视野上的关系是‘三位一体’的，诗是散文的根本，小说则是散文的延伸”的特点无从把握，她以“跨文类混纺”之法，重织作家“村庄叙事”的魅力。[24]研究者也发现，有的散文要么“向小说‘行猎’”，用“虚构”颠覆散文之“真”，要么提出散文与诗之间的“跨文类”，而实际上，“把诗的表现重点（精练、想象）移来散文中，以浓密的语汇辞藻、新力的句法、神秘的意象联想、铿锵起落的音节……构成散文世界中的一个崭新而且充满潜力的新品种”[25]，近年来台港与内地都有相当多此类“新散文”出现，值得研究者关注。

与散文文体内部如蜂巢般密集、坚实不同，文类与其左邻右舍的关系或紧或松，交情有限。但并非所有散文文体都接受“虚构契约”，文类跨界也非散文创作的主流。或者研究者更应警觉的是极端的“跨文类”批评所散发出的令人不快的诗歌文类崇拜和小说文类崇拜的气息。

三、扩大的“文学”概念

散文文体论者与散文文类潜力论者，同时受到中国文章学者的质疑。现代散文与中国文章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质疑能带给现当代散文研究以启示、警示。

《历代文话》的主编王水照先生认为，五四新文学所推进的西方“纯文学”观念，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的“杂文学”构成“遮蔽”，更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文章学传统受到根本性破坏。他解释说，西方较早形成文学的明确定义，而我国虽然有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始终未走出“杂文学”观念的笼罩，但这不是古代文学的落后或缺点，恰恰是我们应予以充分重视并加以深入阐释的民族特点。[26]可惜，这篇批评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文章甚少得到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回应。

不同于王水照先生以中国杂文学立场呼唤文章学的回归，张伯伟先生《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受到21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西方文学概念发展的启示，提出，“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应以欧美文学概念的变迁为参照”。他引用近些年的欧美“文学导论”与学术经典，说明学界无视现有文学观念的进展，对“文学”的认知仍然停留在一百年前，却不见今天的文学的体裁类型，“已经从传统的抒情诗、戏剧、叙事散文（小说）扩展到书信、日记、自传、游记、新闻报道、论说文甚至天气预报和广告等”。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欧美学界“文学”一词受到了“书写”“传播”等概念的挑战的原因，正是“试图恢复那些被狭义的literature所排除的普遍通用之意涵”。在他看来，文学概念扩大了，过去一整套文学的内涵和范畴当然也要相应变化。至少，对受到现代作家污名化的言志和载道等概念，就应予以纠正：“百年前的中国学人，在五四运动强调个性解放的思潮淘洗下，对传统的‘文道’观予以贬斥甚至‘污名化’，如将中国文学传统观念分作两派：‘言志派’和‘载道派’;将‘言志派’看成是纯文学，‘载道派’是杂文学;又将新文学看成是‘言志派’，旧文学是‘载道派’，两相对立。甚至到今天，人们竟习惯于把‘文以载道’等同于文学为政治服务，成为媚上或媚俗的标签。学者不能也不敢堂堂正正地为‘文道合一’的观念正名，至少是为其历史地位正名。”[27]扩大的文学概念，不仅可重估言志与载道，也能在后现代的语境里，重新评价中国杂文学在思想文化建设中的意义。除了言志与载道两个概念，文章对中国“文学”概念的溯源、对“文”“文笔”“文辞”以及诗与文、文道合一等概念的考证，材料扎实，能给现代散文研究者以有益启示。

文学概念的扩大化，也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中产生了直接影响。王德威先生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仅重新定义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不仅宣称与制式文学史叙述大相径庭，而且大大扩展了一部文学史中所能容纳的文学文类，特定的历史时刻、事件、人物及命题：“中国现代文学所体现的不只是（如西方典范所示）虚构与真实的文本辩证关系，更是人生经验方方面面所形成的，一个由神思到史识、由抒情到言志，不断扩张的丰富轨迹。”[28]与一般深奥的学术论文面目不同，其中的文章比如今的散文都短，按编年顺序，“每篇文字都从特定时间、文本、器物、事件展开，夹议夹叙者有之，现身说法者有之，甚至虚构情景者亦有之”，构成一部“打破‘文学’定义，跨越‘现代’界限，挑战‘中国’的实与虚”的众声喧哗的文学史。与其当作文学史，不如当作学术随笔集——一部具备片断性、未完成性、过渡性、无定性甚至边缘性特点，强调对话、交融、杂混的论说文集。

无论是精微深细还是宏观建构，无论是继承本土资源还是借取他山之石，散文文体研究充满创新的焦虑。百年前的散文变革，充分借助了“纯文学”的伟力，今天在“文学”概念再次发生变化之际，研究者不能视而不见。如何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对旧有理论命题施以“激活”，重新思考我们应当“如何研究散文”，也是重要的和现实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或者能够真正发现散文这一最具有自由精神的文类的文学潜能。

[注释]

[1]古耜：《散文的边界之争与观念之辨》，《光明日报》，2014年3月17日;何平：《“是否真实”无法厘定散文的边界》，《光明日报》，2014年3月31日;熊育群：《散文的范畴亟待确立》，2014年4月21日。

[2]危令敦：《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散文卷二 导言》，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第49頁。

[3]樊善标：《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散文卷一 导言》，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第43页。

[4]汪文顶：《现代散文的分类辨体》，《细读》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5]吴周文、陈剑晖：《构建中国自主性散文理论话语》，《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6] 张伯伟：《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中山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7]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五），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

[8]南帆：《文类与散文》，《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第93页。

[9]郑明娳：《现代散文》，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6页。

[10]寅半生：《〈小说闲评〉叙》，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页。

[11] 邱炜爰：《小说》，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12]孟实：《桥》，陈振国编：《冯文炳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页。

[13] [德]汉娜·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修订译本），张旭东、王斑译，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15页。

[14] 孟实：《桥》，陈振国编：《冯文炳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页。

[15] 沈从文：《论冯文炳》，吴福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页。

[16]唐湜：《冯至的〈伍子胥〉》，钱理群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0页。

[17]唐迪文：《果园城记》，钱理群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6—367页。

[18]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钱理群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9—442页。

[19]周作人：《莫须有先生传序》，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112页。

[20]苏雪林：《沈从文论》，吴福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页。

[21] 参见穆木天《小说的随笔化》《随笔与小说》、徐懋庸《小说与随笔》等文，吴福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2]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5页。

[23]黄锦树：《异质风景——论雷骧的“散文”创作》，黄锦树：《论尝试文》，麦田出版社2016年版，第316—324页。

[24]钟怡雯：《跨文类混纺的新疆叙事》，《东吴学术》，2015年第3期。

[25] 杨昌年：《现代散文新风貌》，马淑贞：《1990年代马华新生代散文的“越界”思考》，《暨南学报》，2015年第5期。论文引何寄澎语，认为台湾散文越界的探索，表现之一就是“跨文类”，即散文“向诗、小说，乃至戏剧的领域入侵，以诗、小说、戏剧的表现方式创作散文，使散文成为如诗、或如小说、或如戏剧的样貌”。

[26]王水照：《三个遮蔽：中国古代文章学遭遇“五四”》，《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

[27]张伯伟：《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中山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28][美]王德威：《导论：“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麦田出版社2021年版，第29—30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后七十年香港散文研究》（15BZW175）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