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

摘要：世上本没有文章，从传播学意义上只有现场对话和演讲。故文章的最早的经典就是后人记录的演讲，由于纸的发明，传播方式的伟大革命，文章脱离了现场，也失去了现场，特别是即兴互动，生成功能。但经典的演讲体散文仍然没有完全消失，特别是现代公众生活的群众性，使演讲的现场直接交流高度发展，经典之作比比皆是，其现场互动特点，形成散文的一种独特的形式，幽默，调侃，鼓动，抒情皆有别于一般散文。这方面的系统的研究亟待引起学人的关注。

关键词：现场感;互动性;生成性

当此公众现场交际空前发达之际，演讲之重要性，非昔日可比;演讲与为文不同，为两路功夫，提出“演讲体散文”正当其时。征之于友人，皆曰，于史无稽，无理无据，然纵观中外散文史，演讲体散文，并非个人之独创，其源头非但在中国，而且在希腊罗马，皆有深厚之历史积淀。当今之际，有重温历史，原始要终，在理论上确立自觉性之必要。

也许，在不少学人看来“演讲体散文”之说，不无突兀之感。散文是书面的，演讲是口头的，散文是审美的，演讲则是实用性的，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演讲不但是散文的重要部分，而且还是散文经典的鼻祖。对于这一点，当代散文理论家心安理得地数典忘祖。处于六经之首，被刘勰称为“诏、策、奏、章”之“源”的《尚书》，很接近于当代政府文告、权威公文，由于具有“记言”的特点，强烈地表现出起草者、演讲者的情绪和个性。《盘庚》篇记载商朝的第二十位君王，告喻臣民，硬话软说，软话硬说，软硬兼施，把拉拢、劝导、利诱和威胁结合得如此水乳交融，其表达之含而不露，其用语之绵里藏针，其当时的神态活灵活现。这样的文章，虽然在韩愈时代读起来，就“佶屈聱牙”了，但是，只要充分还原出当时的语境，不难看出这篇演讲词，用的全是当时的口语。怀柔结合霸道，干净利落，透露出其个性化的情志，实在是杰出的情理交融的文学性散文。另一经典《论语》基本上是对话和议论，《子路、冉有、公西华待坐》中的对话，无疑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至于《孟子》中的大段对答，屈原的《渔父》，还有游说之士的机辩，都是直接交流，在性质上都带有现场互动性，而这恰恰是演说的特点。

在那书面传播不发达的时期，现场交流和互动，对话和演说，其重要性与方便性高度统一，只有庄严的仪式，才不避刻之于甲骨、铸之于钟鼎的艰难 。

无独有偶，在古希腊罗马对话与演说式的直接交流也不约而同地繁荣。

一般西洋文学史家均以为希腊最早的三大文类是戏剧、史诗与抒情诗，几乎没有散文的位置，这是因为忽略了非韵文的对话体散文，柏拉图的经典之作《理想国》《苏格拉底之死》皆为对话，此外演讲是公众生活最重要的形式，经典之作出其类而拔其萃，如苏格拉底的《在雅典五百公民法庭上的演说》。可贵者，希腊不但有对话和演说的实践，亚里士多德还写出了与《诗学》并列的经典理论《修辞学》，后者主要论述演说术。全书第一卷阐述修辞学定义、演说分类、说服方式和题材;第二卷着重分析听众情感和性格以及论证方法;第三卷讨论文体风格与构思布局，涉及演说的立意取材、辞格运用、语言风格、谋篇布局、语气手势和情态等。在理论上归纳出了耸动听众的要素有三：诉诸人格 （ethos）;诉诸情感（pathos）;诉诸道理（logos ）。在这种悠久传统的孕育下，罗马时代就顺理成章地产生西赛罗那样的演说家和他的理论经典（《论演说家》，作于公元前56年）。演说风行西方近千年不改，到了十八世纪，在鲍姆嘉通（Alexander Gottliel Baumgarten ，1714—1762）的《美学》中還说到：“美学同演说学和诗学是一回事”[1]。

中国因为过早发明了造纸术，在直接交流的对话和演说日趋衰微之时，西方的演说经典却云蒸霞蔚。差不多每一时代之大政治家，都有其相应的经典的演说。举其要者就有西赛罗的具有煽动性的《对喀提林控告的第一次讲话》、华盛顿的《向国会两院发表的就职演说》、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家丹东的《勇敢些，再勇敢些》、罗伯斯庇尔被宣判死刑时的《最后的演说》、林肯的《葛第斯堡演说》、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等。奇怪的是，文论相当发达的欧美却对这么重要的文体并未明确归纳到散文中去，至少作为文体没有得到西方百科全书的普遍认同。只有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Encyclopedia Britannica Eleventh Edition）把演说和书信，讽刺的、幽默的文章和随笔列入散文条目下，把它当作诗歌、传奇等艺术的想象的文学形式。不无令人欣慰的是，在阿拉伯国家的现代文学概念中，演讲和诗歌、散文、演讲格言、寓言、小说故事、戏剧等同具文学性质。[2]

在中国由于东汉造纸术的发达推动了传播的变革，现场交流因其欠缺可保存性而遭到冷落，大师的现场话语（谈话）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因其弟子事后的记录得以保存，如朱熹的《朱子语类》和王阳明的《传习录》者，然得以保存者属凤毛麟角。然而，先秦的演说和对话转化为一种以非系统性为特点的文体——“语录”。

这种情况到了辛亥革命前夕才有了变化，演讲突破了语录，恢复了系统性，产生了新的经典。如孙中山的《中国绝不会沦亡》《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章太炎的《在‘民报’纪元节大会上的演说》，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梁启超的《为学与做人》，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蒋介石的《庐山抗战演说》，宋美龄的《在美国众议院演说》，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等，经典层出不穷，演讲作为一种现代公共交流方式已经积累了充分的经验，但是，作为一种文体，其不同于作文的特殊性，却并未得到起码的重视。在左倾思潮压抑个人情志时期，演讲和谈话被念讲稿所取代。以致至今政界、学界、商界人士离开了事前写成的书面发言稿，鲜有能够即兴讲话，达到情趣、谐趣、智趣交融者。在与世界学术、政治、文化、商贸交流方面，在演讲方面国民素质如此之欠缺，不能不令人扼腕。

幸而问题之严重性，已经引起权威领导之警惕。乃有某些学者、专家在座谈会上照本宣科，遭到当场打断，其旨显然在助其从套话中解脱出来。现场对话，言为心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虽黄口幼儿皆可为之，但是，对于许多并不是没有水平的人士来说，离开了讲稿却往往患上失语症。个中原因，除了不能适应新时期之公众交流，经验不足以外，还在于在理论上把讲话、演讲、发言与写文章混为一谈。殊不知演讲与为文虽功能无异，皆为交流，然为文不在现场，与读者非直接交流，可反复修改推敲，以书面语告知思考之结果;而演讲在现场，交流具有直接性，其即兴性，互动性，口语的明快性，其灵感性，生成性，过程性，其鼓动性，幽默感，乃至率意性，其规律乃为缩短与听众心理距离。此等规律与为文乃两路功夫。故念讲稿，虽锦绣之文，或令听者昏昏欲睡，而即兴调侃，虽大白话，亦能耸动视听，引发共鸣，兼以身体语言达到全方位沟通，此时，虽一扬眉，一举手，亦能引发心领神会之笑声，甚至不经意之口误，也能激起掌声。此乃演讲之极境，讲者与听众化为一体。 故演讲与为文不同，为文之作者为一人，而演讲之胜利乃讲者与听者共同之创造。

演讲，在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其特殊规律的研究却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的领导、教师、经理可能多达千万人以上，在工作、生活中，演讲（做报告）占去相当长的生命。但是，在我们的集会上，在我们的课堂上，把演讲与写文章混为一谈的习惯势力从来没有受到挑战，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会议，念讲稿，眼睛不看听众，几乎成了天经地义的常规。从理论上来说，这就是混淆了为文与演讲的最基本的规律。把原始的演讲按照录音转成文字，不难发现，逻辑中断，用词错误，语法欠妥，修辞不当比比皆是。有时，情况严重到令人害羞的程度。但是，这并不妨碍讲座在现场有相当热烈的效果。

在整理于东南大学的演讲录音时，得到一个非常可贵的体悟：口头演讲和书面文章不同。文章是严密的、准确的，用书面语言写成的，但是，把它拿到会场上去准确地念一通，肯定是砸锅，原因就是文章是研究的结果，没有现场感，语言没有交流感，只是单向地宣示思想成果。演讲则是和听众交流。不管记录文字多么粗糙，只要有一定的口语，构成现场的交流和互动，形成共同创造的氛围，效果就非同小可。现场交流，不仅仅是有声的语言，而且包括无声的姿态等全方位的身体语言，包括潜在的表情暗示。念讲稿是严正的结论的告知，而演讲则是展示过程，思考的过程，选择词语的过程，观念和表达二者猝然遇合，孕育的过程。这是一个原初意念和语言从朦胧到精确定位，投胎获得生命的过程。念讲稿是现成的观念宣示，是静态的，而演讲生成过程则是动态的。这种动态不仅仅是演讲者的表演而且是为听众的反应所激发，迅速抓住那电光火石瞬间的灵感的过程。讲者和听者的关系，不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而是平等交流、互动、共创的关系。

正是因为这样，在记录稿中存在的明显的逻辑断裂和语言的空白，在现场似乎并不存在。这些空白大都由一些心领神会、无声的姿态和眼神等非语言的成分填充。西方有一种说法，在现场交流中，有声语言的作用仅仅占到百分之六十左右，其余都是无声的、可视而不可听的信号在起作用。如果这一点没有错，那么世上就没有绝对忠实的记录稿，损失四成以上的信息是正常现象。即使有了录像，效果仍然不能和身临其境相比。这是因为，交流现场那种共创的氛围，那种双方心领神会是超越视觉和听觉的。正是因为这样，任何电视教学，都不能代替现场的课堂教学。

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演讲作为一种文体的特点。

在西方，演讲从古希腊罗马就是一门專门的学问，最初还是一门显学，就是在当代美国，在中学和大学课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念讲稿却风行神州大地，说明我国对于演讲术的基本原理的蒙昧。其不言而喻的预设前提是演讲就是书面语言的有声传达，甚至在发行全国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口头交流竟然就是朗诵，而朗诵则是以书面语言为主的。而在古代希腊，演讲的耸动听众的资源大约有三个方面的交流：诉诸人格的说服 （ethos）;诉诸情感的说服 （pathos）;和诉诸道理的说服（logos），这一切都着眼于现场交流。我们流行的做法充其量不过就是其中之一，那就是诉诸道理的说服手段（logos）。事情明摆着，演说交流要达到感染对方的效果，不仅光凭诉诸道理的 logos，还要有诉诸人格的ethos和诉诸情感的pathos。念讲稿，就是见稿不见人，就是忘记了演讲感人除了道理以外，还有人格。什么是人格呢？至少包括个性、情绪、现场的躯体、仪表、姿态、表情等。拿着稿子念，就把眼睛挡住了。而眼睛，是灵魂的窗子，恰恰就是最主要的交流渠道。美国卡内基演讲术，甚至要求，演说都要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觉得，你看到了他，你的眼睛在和他作无声的交流。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其间隐含的道理很值得深思。

作为一种交流文体，演讲语言和书面语言有着巨大差异。交流，和为文的不同就在于首先要缩短与听众的距离，不仅仅是思想的距离而且还是感觉的距离，这一点要落实在口语的运用上。我在东南大学这样讲到曹操：

《三国演义》，虚构了曹操（被陈宫逮捕以后）在死亡面前，大义凛然，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他慷慨激昂地宣言：姓曹的世食汉禄——祖祖辈辈都吃汉朝的俸禄，拿汉朝的薪水，现在国家如此危难，不想报国，与禽兽何异啊？也就是，不这样做，就不是人了。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你们这帮小麻雀哪里知道我天鹅的志向啊！今事不成，乃天意也——今天我行刺董卓不成，是老天不帮忙，我有死而已！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形容英雄的话语来说，就是在死亡面前，面不改色心不跳啊。这时候的曹操就是这样一个英雄，“老子今天就死在这了，完蛋就完蛋！”（笑声）没有想到，他这一副不要命的姿态，反而把人家给感动了。感动到什么程度？这也是虚构的，说：我这官也不当了！身家性命，仕途前程，都不要了，咱哥们就一起远走高飞吧。从文学手法来说，这叫做侧面描写，或者用传统的说法叫做烘云托月，也就是写曹操，却用他在陈宫心理上的效果来表现。把曹操大大地美化了一番。

讲的是一千多年以前的政治斗争，如果完全依赖古代语言，则可能导致现场听众毫无感觉。相反，如“拿汉朝的薪水”“就不是人了”“老天不帮忙”“面不改色心不跳”“老子今天就死在这了”“完蛋就完蛋！”“一副不要命的姿态”“咱哥们一起远走高飞吧”等，这样的语言显然不是古代语言，甚至不是书面语言，而是当代日常口语。挑选这样的语言来表现古代的事情，是因为，原本的书面语言比较文雅，难以激发现场听众的反应，而当代口语则不然，它与当代生活和心理体验有直接的联系，因而，比较鲜明，比较明快，听众的经验和记忆比较容易得到瞬时激发。这里，当代的话语，如“面不改色心不跳”“完蛋就完蛋”“老子今天就死在这儿了”“哥们儿”，绝对是曹操当年的人士讲不出来的。这里，最主要的不是回到古代，而是带着当代的话语经验进入古代历史语境。这就分成两步，第一，先要迅速唤醒当代的感觉，然后才是形成某种对于古代观念趣味性描述。这种描述要带一点趣味性，不可忽略的是，语言中带着反讽的意味。再举一个例子：

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就是恶棍逻辑。我已经无耻了，不要脸了，我不承认我是人了，你把我当坏人，把我当禽兽好了，当狗好了。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用某些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听众大笑、鼓掌。）

当代口语的反复叠加，好处就是把它挟带的感情强化到淋漓尽致的程度，保证其超越了古代语境，才能把演讲听众的互动效果推向高潮。我们的教师、学者在讲课、做报告前，明明早已有了著作，有了讲稿，为什么还是开夜车备课呢？主要就是做话语转换，把书面语言，转换成口头语言。口语当然不如书面语言严密，但是，它挾带的情感色彩，能够迅速引起共鸣。一般地说，演讲者和听众的地位和心态不同，进入会场之前，心理距离是极其巨大的，首先就是对于演讲者的陌生感，其次就是对于题目的陌生感。最严重的还是，各人心里有各人的快乐与忧愁，家家都有一部难念的经。这就使得他们和演讲者期待其高度统一的凝神状态有着极大的距离。演讲者必须在最短时间里，把他们五花八门的陌生感挤出脑海，以期缩短演讲者与听众的心理距离。古代的事情，离他们的切身感受很远，再用古代汉语来讲述，等于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用当代口语叙述古代的事情，不但把听众带进当代，而且把听众带到现场，让他们从你的用词中，感受到你的机灵，在词义的错位中，感受到你的率真和谐趣，你的幽默感。他们的陌生感就可能慢慢淡化，和你之间的心理距离慢慢缩短。

陌生感是交流之大忌，陌生产生隔膜，隔膜就扩大心理距离，距离最为严重的就是互相没有感觉，书面语言，尤其是学术语言的过分运用，或者滥用，在演讲现场，容易造成隔膜，尽可能少用系统的书面语言，穿插种种当代口语，有利于缩短演讲者和听众的心理距离，使之在感觉上达到“零距离”。我这样讲在《三国演义》产生以前，有一本《全相三国志平话》，那是很简陋的，我这样说：

那里面讲到诸葛亮奉了刘备的命令，到东吴去说服孙权、周瑜和根本没什么部队的刘备（只有一两万人吧）联合起来抵抗曹操。就在人家的会议厅里边，曹操的来使带来曹操的一封信，叫孙权投降。当然这封信写得根本没有曹操的水平。你拉拢人家投降也写得稍微客气一点，也要有点诱惑力嘛，这个曹操的信怎么写呢？你赶快投降，孙权！你不投降，“无智无虑”，不管你有没有头脑，不管你是不是聪明，统统地悉皆斩首——你如果不投降，我一到就不客气，通通的，死啦死啦的。（听众笑）孙权看了这封信，身为江东一霸（他的坟墓就在你们南京，明孝陵的边上，吴大帝墓），这样一个大帝啊，讨虏将军啊，看了这封水平很低的信，怎么样？居然吓得浑身流汗;流汗流多少呢？“衣湿数重”，把衣服都湿了几层，这要有多少汗啊！（听众笑）我看肯定还有些其他的排泄物了。（听众大笑）

这里拉近感觉的方法是，第一，尽可能把感觉遥远的事情往听众的经验近处拉，吴大帝的坟墓就在你们南京，第二，把套语转化为具体的感觉，如“衣湿数重”，不但有汗，而且有其他的排泄物;红色电影里的日本鬼子的话语“死啦，死啦的”，这些话语的运用，其目的就是要把演讲者和听讲者之间的感觉合而为一。感性口语的讲述，就是遇到要上升到理论上，也不能放松，说到曹操因为主动行刺董卓而逃亡，被陈宫逮捕之后威武不屈：

从艺术上来说呢？这样的虚构好在哪里？好在写他原来不是个坏人，是个好人，大大的好人，英勇无畏，慷慨赴义，这样一个热血青年后来却变成了坏人、小人、奸人。《三国演义》的了不起，就在于表现了其间转化的根源在这个人物的特殊的心理。这个好人、义士，心理上有个毛病：多疑。

就算在讲比较抽象的文学理论，也不能用太多的理论语言，因为太抽象不容易理解，也难以感觉。这里的“好人”“坏人”，就是把抽象的语言变成感性的口语，把判断明快化，逻辑单纯化。为了单纯化，还把句法也单句化了，完全是简单句，短句，连接词统统省略。推理的时候，不惜作些排比重复（不是个坏人，是个好人，大大的好人，英勇无畏，慷慨赴义），这样可以加强感情的分量，又可以减缓节奏，为什么？和听众一起思考。如讲情节就是把人物打出常规，以揭示内心深层的奥秘：

我们看《西游记》，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和尚西天取经，一路上妖怪很多，一个个妖怪都想吃唐僧肉，孙悟空顺利地把它打倒，打不倒、打不过，怎么办？很简单，找观世音，妖怪再胡闹，观世音就把它消灭了。再往前进，又碰到一个，老叫观世音不好，就再换一个人，如来佛，又把妖怪给消灭了。（听众笑）可是读者却连妖怪的名字都忘掉了。因为，在打的过程当中，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和尚的精神状态，有没有打出常规，没有深层的变化？没有什么奥秘。都是同心同德，一往无前。这就不是好的情节。但是，有一个妖怪我印象绝对深刻——白骨精。当然不是因为她是一个女妖怪。前排的女同学不要见怪，我对你们印象比她还深。（听众笑）

从理论语言来说，这是比较啰唆的，很明显，这是有意为之，这么不厌其烦、反反复复。一些地方，还插入了一些自问自答。这在论文中，可能是多余的，但是在讲座中，则有一种提神作用，同时也可以放慢推理节奏。面对东南大学这样重点大学的学生，这不是太婆婆妈妈了吗？不然，这是为了保证交流的全面性。会场上，几百人，你不能光和那些素质高、理解力强的、反应敏锐的听众交流，那样的人士最多只占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士，你落下他们，他们就可能要开小差，要做小动作，还要发出蜜蜂一样的声音。因而，需要等待，怎么等待？不能停顿下来等待，用层层推进的办法，语句分量不断加重、观念在排比中推进。这样已经理解的，因为强化的层递性，理解加深了，不觉得重复啰唆，而不那么敏感的，也可以在强化的过程中赶上你的速度。一旦可以下结论了，可以很干脆，不一定要拖泥带水，可以下得很明快，很干脆，很果断。因为，结论在层层推理的后面，是演讲者和听众有序互动、共同思考的结果，而不是像某些论文，先把结论亮出来，然后举例子。先下结论后举例子，可以说是演讲的大忌。结论有了，听众从根本上就停止思考了，也就无法交流互动了。

在这些方面做得到位，可以保证交流的顺畅，但互动、互创的氛围还不一定饱和，还不一定达到高度和谐。为了创造出高度的和谐和互动的氛围，就得有一点趣味，通常我们最为熟悉的是理趣和情趣。演讲的内容虽然是理性的，为了吸引听众，当然要争取把事情和道理讲得有趣，一般地说，这就是理趣。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其最后说到民有、民享、民治（of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不但道理有深刻，而且文字上，把那么复杂的事情，只用介词的微妙的变化来表达，就充满智慧的趣味，或者理趣。但是，光有理趣，或者智趣，很难形成现场交流的持久、专注。现场的互动的交流，需要更强烈的趣味，那就是情趣和谐趣。情趣当然是很重要的，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就用气魄宏大的排比句，来表现激情，进行煽动。他面对十万听众，以极端强化的情绪，强调黑人的要求的很小，林肯早有承诺，却拖延了一百年，至今没有兑现。这种风格，应该说，更适合于政治鼓动，而且如果没有特殊的文化历史背景，太过强烈、持久的煽情，会造成疲倦，给人以矫情之感。而学术思考，要引人入胜，过度的抒情和鼓动，肯定是不宜的，抒情往往夸张，容易变成滥情，一旦导致滥情，很可能破坏心领神会互动的氛围。在当今的历史语境下，人们对夸张的滥情是反感的，因而从某种意义来说，学术演讲，似乎应该更多地依赖谐趣，也就是幽默。

《西游记》和《水浒传》（英雄仇恨美女）有所不同，它所有的英雄，在女性面前都是中性的，唐僧看到女孩子，不要說心动了，眼睛皮都不会跳一下的。在座的男生可能是望尘莫及吧，因为他们是和尚啊，我们却不想当和尚。孙悟空对女性也没有感觉。沙僧更是这样，他的特点是，不但对女性没有感觉，就是对男性也没有感觉。（大笑声）不过唐僧是以美为善，美女一定是善良的，孙悟空相反，他的英雄性，就在于从漂亮的外表中，看出妖、看出假、看出恶来。可以说，他的美学原则是以美为假，以美为恶。你越是漂亮，我越是无情。和他相反的，是猪八戒，他对美女有感觉，一看见美女，整个心就激动起来。他的美学原则，是以美为真。不管她是人是妖，只要是漂亮的，就是真正的花姑娘，像电影中的日本鬼子口中念念有词的：花姑娘的，大大的好。（大笑声）他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唯一的一个唯美主义者。（大笑声）三个人，三种美学原则，在同一个对象（美女）身上，就发生冲突了。

这里的幽默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把事情说得和语义上错位，如分别给《西游记》中三位主人公三种“美学原则”，而且把猪八戒说成是“唯美主义者”;二是，来自于对听众进行轻度地调侃，前面把白骨精和前排的女同学相比，而且请她们不要见怪，“我对你们印象比她还深”。又如，说在座的男生见了女性绝对不会像唐僧那样无动于衷。这些在学术论文中是绝对不许可的，然而在演讲中，却是交流互动的亮点。

幽默在学术演讲中之可贵是因为其难能。学术理性所遵循的是理性逻辑，是讲正理的，而幽默逻辑是一种“错位”逻辑，讲的是歪理。我国相声艺人有言：理儿不歪，笑话不来。在演讲中，把正理和歪理，把理性和诙谐结合起来，不但需要水准而且需要一种把语言个人化的勇气。在讲到中国女娲造人的神话和《圣经》上帝造人时，我得出结论：我们是母亲（女娲）英雄创造了人类，《圣经》里是男性，是上帝创造了第一个人。接下去这样说：

当然，这一点不能说绝了。因为我们的汉字里，还有一个字，那就是祖宗的“祖”字。这个偏旁，在象形方面，是一个祭坛，而这边的而且的“且”字，则是一个男性的生殖器的形象，里面的两横，就是包皮，很形象的。（笑声）不要笑啊，我据很严肃的学者考证啊。它的确是在座男同学无论如何都要认真遮挡起来的那个部位。（笑声）这在今天来看，是很不严肃的，是吧？但在当时可能是很庄重的，是受到顶礼膜拜的。这玩意儿，有什么可崇拜的？可了不得啦。庙堂里那些牌位，包括孔庙里，祠堂里那些牌位，包括我们所有祖先的，为什么搞成那样一个样子？你们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它仿照而且的“且”啊。（笑声，掌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管是皇帝，还是老百姓，都要向这样而且的“且”磕头的啊。而且……（大笑声），这一磕，就磕了上千年。磕得忘乎所以，都忘记了这个而且的“且”原本是什么玩意儿了。甚至皇帝们称自己的前辈为太祖、高祖的时候，也忘记了，太祖、高祖的原初意义，应该叫人怪不好意思的。太，可能就是天下第一吧，太祖，就是天下第一生殖器啊。（大笑声，鼓掌声）而高祖，就是高级的那个东西，有什么了不起的嘛？！（鼓掌声，欢呼声）据考证，东南亚一带，至今仍然有拜石笋的风俗，石笋就是而且的“且”字的另一种形象，不过那个很庞大、伟大，而且，（大笑声）你们不要笑，我说的这个而且，不是那个而且，（大笑声）一般人，没有那么庞大、伟大，就是了。（大笑声）而且，（笑声），好，糟了，从今以后，我不能再说这个连接词了，而且，（大笑声）连讲“祖国”都感到亵渎了。（大笑声）

这种演讲风格，好像和马丁·路德·金不太相同，马丁是面对广大群众的集体话语，而这里，更多的是个人的话语，把表面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现象，用导致荒谬的办法，说得很幽默，完全是为了交流，达到和听众的感觉的零距离，如果允许给以命名的话，应该叫做“即兴调侃，率性而言”。这肯定不是现成的讲稿早已准备好的，而是针对现场信息而随机创造的。正是这种随机的创造，把演讲者的个性，演讲者的人格ethos和情绪pathos，充分地表现出来。这样的谐趣，完全是个人的率性和听众的率性的共鸣，这恰恰是学术所要防止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演讲虽然讲的是学术理性，但作为一种文体，已经不属于学术文类，更多的属于文学，从根本上来说，它就是散文，和当前最为流行的学者散文、审智散文在精神价值上异曲同工。

[注释]

[1][美]鲍姆嘉通：《美学》，刘小枫选编《德语美学文选》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2]叙利亚初中三年级《语文教科书》，洪宗礼等主编《母语教材研究》第七卷，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57页。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