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文学启新机制的“当代性”

近20年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来说，历史化和当代化构成了学科前进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关于“历史化”的讨论和实践甚多，学界对其内涵的界定实颇参差甚至含混，但总体上体现了一种使当代文学研究去批评化，更具史料基础、更重考证理据、更具方法论和历史视野，从而更有成熟学科合法性的研究倾向。某个意义上说，“历史化”就是以更复杂的历史学科制作工艺，将某阶段的文学现象打包、封印并送進历史。这边厢，“历史化”这套知识工艺方兴未艾，那边厢“当代化”的知识生产车间（或审美实验室）也热火朝天。“历史化”冲动背后是对“当代”与“历史”天然矛盾的焦虑，“当下”乃是最切身的“当代”，其正处于晦暗未明、胶着对峙之中，如果“当下”不能被有效地辨认、分类、命名和盖棺论定，送上“历史叙述”的陈列架，“当代文学”就免不了在“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文艺学”等成熟学科面前抬不起头来的尴尬和焦虑。“当代化”的发动机则装在“当代文学”天然还要走下去的双腿上。当代文学区别于古典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等学科的，就在于其“未完成性”。上述其他学科对象都具有鲜明的“完结性”，学科的研究对象都走进了历史，“未完成”的只是研究者历史叙述的知识工艺。但对当代文学学科来说，新的作家、作品和审美现象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当代文学不待扬鞭自奋蹄，但前路究竟是沼泽迷途还是康庄大道，在“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的文化境遇中，置身于不断裂变的现实和随时失效的书写构成的炸裂漩涡中，文学的“当代化”在作家那里是如何在叙事与时代之间不断对焦，如何定格交叉小径的审美花园中的内在景观;在理论家处，文学的“当代化”则是带着狗鼻子上路，对崭新的文学实践作出辨认、预判，疾言厉色或为之鼓与呼，都源于对新的迫切性和有效性的坚定执念。某种意义上，艺术“当代化”的过程，就是对“当代性”的辨认过程。

“当代性”近年又成热点，讨论却非始于近年。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学界就有一场关于“当代性”的讨论，当时便有学者将这一概念溯源到别林斯基《论巴拉廷斯基的诗》中去。见王东明：《关于文学的当代性的思考》，《文学评论》1984年第1期。不过，随后评论家李庆西便反驳：即使“当代性”一词最早见于别林斯基，也不意味着别林斯基之前的时代就没有“当代性”的思想。见李庆西：《文学的当代性及其审美思辨特点》，《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李庆西反对用机械反映论去理解文学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认为文学的当代性可以有不同的表现。不难发现，对文学“当代性”的讨论，投射着文学批评在新的时间节点辨认新生活和新审美，凝聚新的当代意识的冲动，发挥了批评启新的功能。换言之，讨论“当代性”，蕴含着在复杂文学场域和话语博弈中向前走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潜能。

已有文学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使用“当代性”概念：一、将其作为现实性（时代性）、现实感（时代感）、现实生活内容的转喻，从内容和审美两方面界定文学“当代性”的呈现方式。使用者通常把“现实”自明地当成“当下现实”，因而具备“现实性”便被视为具备“当下性”及“当代性”。二、将其作为与“现代性”对举的概念。此种视域下的“当代性”常近于“后现代性”。三、将“当代性”视作“现代性”的一部分，认为“当代性”作为不断滑动的能指，没有凝固的、确定的所指。不难发现，对“当代性”的讨论，总是内置着“锁定”与“开放”的对抗和张力：“当代性”概念的巨大切口，使其本身也需要被清理和界定，获得相对稳定的内涵。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性”这一理论概念吸引了包括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人类学等大量学科顶级思想者的无数论述而成为影响深远的巨型话语，一些有抱负的学者也试图将“当代性”建构成与之对应的理论范畴，这就使得锁定“当代性”论述成为一种孜孜不倦的努力。但是，“当代性”天然内置自我更新的动力装置，彼得·奥斯本认为当代性“在把现在与它所以认同的最切近的过去拉开距离方面，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英〕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第30页，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事实上，“当代性”既是一种将当下从过去中区分出来的时间意识，也是一种通过辨异创造新价值的召唤性机制。在看似自明的“当代文学史”时间范围中，通过“当代性”装置创造“更新的”文学这一冲动从未衰竭。由此，“当代性”就拥有了持续向未来开放的一面。

2020年世界性的疫情灾难之下，丁帆先生惊呼“人类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紊乱、逆转和抵牾，原来从单一到多元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叙事交流话语已经紊乱，甚至连理论家都无法用自洽理论去阐释现实世界的突变现象”。丁帆：《“当代性”与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视域下的文学批评与阐释》，《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1期。世界常变，使“当代性”话语常新。关于“当代性”，我更愿意将其视为一套启新的动力装置。换言之，虽然人们不断惊呼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到来，但几次技术革命内部之间并不能区分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思想形态，如近现代从古代那里区分出来那样。因此，某种意义上，“当代性”可能确实只能居于“现代性”的延长线上，作为“现代性”的变体和新形态出现，而无法成为在理论内涵和稳定性上与“现代性”对标的概念。“当代性”内在的活跃性使其不可能被某一节点凝定，这决定了对“当代性”的讨论只能语境化地展开，不可能通过理论思辨一网打尽。因此，不先验地锁定“当代性”理论内涵，也不简单地将“当代性”当作“时代性”和“现实性”的转喻，但又试图延续“当代性”天然的活力和动能，本文倾向于将“当代性”当作一个动词，一种启新的文化程序，“当代性”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不断自我生成、蕴含着否定辩证法的动力机制。不管是评价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其是否具有“当代性”，最关键的标准在于它是否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其理论或实践是否既将既往艺术方案问题化，又提供了崭新的、有效的艺术方案。

本文将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现代汉诗”的探讨，反思这套诗学方案与中国诗学“当代性”的生成过程中的规律与得失。行文中，“当代性”与“现代汉诗”将始终被置于引号内部，是因为：并不存在绝对、普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代性，而只有特定语境、领域和条件下的“当代性”。因此，讨论诗歌“当代性”，并不否定小说、戏剧、散文等其他文类的独特“当代性”路径。我认同这种看法：没有“任何一种以特定诗歌经验为对象的‘诗学，有权力根据特殊的经验对象，把自身确立为某一特定知识范围内唯一有效的‘诗学理论，拒绝其他‘诗学理论的批判和检验”。段从学：《中国现代诗学的可能及其限度》，张桃洲、孙晓娅主编：《内外之间：新诗研究的问题与方法》，第252-25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本文试图通过对“现代汉诗”和“当代性”的探讨，在自觉的限度意识下，激活多种“当代性”的间性交往。

二、“现代汉诗”：一份民刊和一个命名的“当代性”

“现代汉诗”常被视为现代汉语诗歌的简称，并作为可以跟“新诗”互换的表述，但需意识到这个概念与“新诗”的差异背后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当我们将“现代汉诗”视为“新诗”的当代性方案时，我们首先要弄清的是：这个概念从何而来？

“现代汉诗”一词被用于现代汉语诗歌领域，并逐渐成为具有问题意识和方法论内涵的诗学话语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现在不少论者将美国加州大学奚密教授199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著作Modern Chinese Poetry：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1917视为“现代汉诗”概念的第一次自觉理论建构。这种判断可能忽略了Modern Chinese Poetry与“现代汉诗”的跨语际意义差异：奚密著作由英文写成，直到2008年才出中文版本。事实上，不是大陆学界得到奚密Modern Chinese Poetry的启示而有“现代汉诗”之命名和研究，反是奚密得到大陆诗歌界“现代汉诗”命名的启发将Modern Chinese Poetry译为“现代汉诗”，并对此概念产生了更强的理论自觉。

在英文学术语境中，Modern Chinese Poetry对应的是在海外汉学界普遍使用的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这一上位概念，Modern Chinese Poetry根据字面更确切对应的是“现代中文诗歌”，并无“现代汉诗”这一概念在汉语语境中的新创性。在奚密的英文论著中，Modern Chinese Poetry指1917年文学革命以来的新诗，其学术方法自有独创之处，但并未对Modern Chinese Poetry这一概念进行自觉理论建构。因此，奚密之Modern Chinese Poetry并不必然就是汉语的“现代汉诗”，其上位概念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也更多译为“中国现代文学”而非“现代汉语文学”。1991年，奚密在《今天》第三、四期合刊上撰文《从边缘出发：论中国现代诗的现代性》;1999年，奚密与崔卫平对话《为现代诗一辩》发表于《读书》第五期。二文采用的都是“现代诗”的称谓。1999年，奚密汉语论文《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见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5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则使用了“现代汉诗”这一称谓。2000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同样采用“现代汉诗”这一译名。可见Modern Chinese Poetry的汉译在奚密存在着从“中国现代诗”到“现代汉诗”的变化。这与20世纪90年代大陆的诗歌界的相关实践有密切关系。

1991年，芒克、唐晓渡等人创办的一份诗歌民刊被命名为《现代汉诗》，这是“现代汉诗”概念首次被用于指称现代汉语诗歌。此前，相关称谓主要有产生于五四时代的“白话诗”“新诗”;产生于八九十年代的“朦胧诗”“第三代诗”“先锋诗”“实验诗”等;台湾地区则主要称“现代诗”，并无“现代汉诗”之说。因此，这一称谓本身便具有命名和新创的意味。90年代以前，“汉诗”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主要指汉代诗歌;在海外学术语境中则指“中国古典诗歌”。1986年，由宋炜等人编的民刊《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首次将“汉诗”概念用于指称现代汉语诗歌，虽未取得广泛影响，但它提示了一种从母语视角进入现代诗歌的思路，对日后“现代汉诗”概念的形成产生了影响。“现代汉诗”这一命名出现后获得广泛认可，既被作为一些诗歌刊物、选本的名称，也在王光明、奚密等学者的阐释中获得理论内涵和方法论意义，但《现代汉诗》的创刊者，并无人对此命名的由来缘起、意旨兴寄、微言大义做出说明与揭示，显见此概念超乎初创者预想的活力与潜能。关于《现代汉诗》的命名，诗人默默倒是在文章中宣称该归于其名下：“1990年冬，与芒克、唐晓渡、林莽、梁晓明、金耕等创办《现代汉诗》，宗旨是要把那些真正的诗人他们的真正的佳作公诸于世。作为创办者和《现代汉诗》的命名者，我自然是干得热火朝天，约稿信像雪片似的洒向全国各地。”见默默：《把李森揪出来千刀万剐》，《星星·诗歌理论》2010年3月（下半月）。唐晓渡在接受笔者电话采访时认为，据他的回忆，这个命名应来自他的创意，当然不排除不谋而合的可能。

《现代汉诗》创刊于1991年，首年分春夏秋冬四卷，采用的是相同的大紅色封面，由“现代汉诗”四个繁体华文琥珀体黑字占满，设计的“简单粗暴”既燃烧着上个时代诗歌革命的激情，又隐含着向新时代转型的信息。收录的作品则兼有诗歌和诗论，据唐晓渡介绍，《现代汉诗》坚持发表原创，但参与其间的诗人都是一时之选，以1991年春季号为例，发表了包括杨炼、欧阳江河、吕德安、于坚、梁晓明、翟永明、王家新、韩东、邹静之、西川等诗人的作品，还有已故诗人海子尚未发表的遗作。《现代汉诗》1991年冬季号开始发表诗论，当期有耿占春《语言的欢乐》、西川《悲剧真理》、于坚《拒绝隐喻》等文章。诗歌和诗论都投射着中国当代诗人们对巨大时代转型的困惑、迷惘和努力消化的情绪，诗论则颇为明显地显示了某种通过语言重建意义的倾向，无疑都是深具“当代性”的。

西川认为八九十年代转型之际“诗人们对一种强大的精神存在的期盼迎来了一些全国性的民间诗刊的创立，其中首推《现代汉诗》”。西川：《民刊：中国诗歌小传统》，杨克主编：《中国新诗年鉴2001》，第471页，福州，海风出版社，2002。何以对时代转型中“强大的精神存在的期盼”会召唤出“现代汉诗”这一崭新命名？“现代汉诗”这一命名又承载了何种新的美学理念与立场？一般而言，置身于某种民族语言内部的写作，并不会刻意去强调其民族语言的身份。这是何以此前更多称“新诗”“现代诗”，而不强调“汉诗”这层意思。事实上，“现代汉诗”这一概念的出场，强调的也不是“汉诗”的民族语言身份，而是“现代汉语”的语言质料。换言之，从20世纪80年代的诸多诗歌称谓到20世纪90年代“现代汉诗”的转换，显示的是“现代汉语”这一语言质料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隐含的是一种当代诗从政治和文化撤退，到语言中重建意义和价值的“语言转向”。

自1992年开始，《现代汉诗》封面上开始出现中英文刊名，英文刊名正是Modern Chinese Poetry。换句话说，“现代汉诗”不是对Modern Chinese Poetry进行的汉译，相反，Modern Chinese Poetry是作为“现代汉诗”的英译。90年代大陆诗歌界的探索对奚密产生了真切影响。2000年，奚密《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乃奚密首次将Modern Chinese Poetry译为“现代汉诗”的论著。作者在后记中感谢了芒克、孙绍振、唐晓渡、王光明等“多年来曾提供给我宝贵资料的诸位”大陆诗人及学者，特别感谢“在百忙中抽空为我翻译第二章的唐晓渡先生”。奚密：《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第25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不难发现，奚密的研究对大陆学界的最新潮流非常敏感，她坦言其研究对现代汉诗“非主流倾向”的强调可以从陈平原、陈思和等学者处“找到共鸣”。不难发现，“现代汉诗”作为汉译是奚密有感于中国大陆学界自90年代中期兴起的“现代汉诗”研究氛围，并受到唐晓渡直接影响的结果。一个由中国《现代汉诗》创办者主动确定的英文译名影响了英文语境中的中国现代诗歌研究者奚密，其理论实践使Modern Chinese Poetry与“现代汉诗”对译关系被自明化。人们遂以为“现代汉诗”概念乃西方汉学影响大陆学术的结果，实与事实相去甚远。

此番辨析，其意旨实非关命名归属权，以及大陆和海外汉学之间的“文化领导权”。实际上，大陆和海外的“现代汉诗”研究各有其问题意识、贡献和限度。我更感兴趣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海内外的诗学问题意识何以集结在“现代汉诗”这一命名之下？其各自的出发点和问题意识何在？它们如何在各自的语境中成为“新诗”的“当代性”方案？

三、“现代汉诗”：诗学“当代性”的内部张力

由于内在呼应和凝聚着某种转折时代的诗学共识，民刊《现代汉诗》所确立的新称谓在90年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学术阐释。1995年，王光明及其学术团队开始“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的研究;1997年，福建师范大学等单位主办的“现代汉诗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夷山召开，“现代汉诗”这一学术概念得到全方位探讨;1998年，王光明在《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发表《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一文，阐述以“现代汉诗”这一现代中国诗歌的形态概念取代含混的“新诗”概念的必要性;2003年，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奚密《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以上是“现代汉诗”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节点。王光明和奚密是大陆和海外最自觉地进行“现代汉诗”理论建构，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学者，关于他们的研究评述甚多。孙玉石、洪子诚肯定王光明史论著作《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在时空结构上的整合性和贯通性及“以问题穿越历史”的史述方法;谢冕肯定王光明“呼唤诗的艺术自觉”的本体立场。姜涛、张桃洲、荣光启、伍明春、赖彧煌、陈芝国等人也对王光明“现代汉诗”的“本体诗学”“问题诗学”“现代汉诗史建构”有多角度论述。洪子诚、姜涛、张桃洲等学者对王光明“现代汉诗”史述存在的“理想主义”“本质主义”倾向提出商榷。张松建、翟月琴、张晓文、董炎等概括奚密“现代汉诗”研究的“边缘诗学”“中国主体性”“四个同心圆”方法论和整合广大华语地区的学术视野，勾勒奚密为“现代汉诗”的革命精神一辩的理论立场，肯定了奚密对“影响-反应”论的超越和中国主体性立场的强调。洪子诚则对奚密“现代汉诗”研究中存在的非历史化倾向提出商榷。青年学者刘奎敏锐地意识到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研究反思“新诗”唯新情结，希望借由“现代汉诗”这一更加平和中正的概念使詩获得文类秩序的稳定性;而奚密则肯定“现代汉诗”草创阶段的革命精神，“试图找到中国现代诗人如何借鉴西方资源，进而建构现代汉诗自身的独特形式”。刘奎：《“现代汉诗”的概念及其文化政治——从奚密的诗歌批评实践出发》，《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9年第2期。王光明和奚密都重视“现代汉诗”概念整合海内外现代汉语诗歌的涵纳性，但他们的问题意识却各有差异，生成了错动而互补的诗学“当代性”方案。

王光明的问题意识更多基于中国大陆的文化语境和诗歌进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大陆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反思现代性成了重要的学术议题。不少新诗研究者意识到，内化现代性无限向前的直线时间观，新诗的“唯新”情结将使其无法在文类的象征秩序上走向稳定和成熟。因此，以现代汉语为标识的“现代汉诗”出示了将母语置于新诗优先性地位的研究进路。王光明认为“现代汉诗”对“新诗”的反思“不是给定的，而是生成的”，它追问的是新诗的展开如何既坚持现代性，又反思现代性;既坚持“对非常情绪化的五四‘新诗革命的反拨”和反思，又反对以凝固的“古典性”来反思现代性。④ 王光明：《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换言之，即坚持在现代性内部反思现代性，“从现代汉语出发又不断回到现代汉语的解构与建构双重互动的诗歌实践中去”;“正视中国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互相吸收、互相纠缠、互相生成”。④反思新诗难处在于如何站在现代性困境的内部继续推进现代性。因此，这种问题意识使王光明将“现代汉诗”视为一场未完成的探索：“它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如何以新的语言形式凝聚矛盾分裂的现代经验，如何在变动的时代和复杂的现代语境中坚持诗的美学要求，如何面对不稳定的现代汉语，完成现代中国经验的诗歌‘转译，建设自己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第639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理论令人想起本雅明对弥赛亚时间的建构，意识到现代性的危机，那种不可逆的直线时间所催生的凝聚困境，本雅明在深刻地揭示了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审美逻辑的转型之后，致力于在现代性的时间中召唤一种弥赛亚的神学时间。见胡国平《弥赛亚时间的建构》，《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10期。某种意义上，王光明乃是在意识到新诗不可逆的“唯新”性所带来的减损效应，便寻求以“现代汉诗”凝聚性的诗学时间补足“新诗”的直线时间。

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研究，以本体诗学和问题诗学二特征最为显豁，后续回应最众。所谓本体诗学是指对现代汉语和相对稳定的诗歌文类秩序孜孜不倦的探求。后继者如张桃洲的《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阐述现代汉语与古典汉语的差异性如何影响着现代汉诗的诗性空间，论之甚详，令人信服。20世纪以来，关于现代格律诗的探讨不绝如缕，这些诗歌本体研究也多获得了一种重“声”而轻“律”的思维，如李章斌以为“不可能强求诗人去构建一些公共的、明确的形式规则”，李章斌：《韵之离散：关于中国当代诗歌韵律的一种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而只能去思考种种个体化的韵律;李心释则揭示“声、音、韵、律诸概念之间的差异”，对此缺乏辨析，“以致既有人钻进格律陷阱重新自缚手脚，又有人完全抛弃诗歌的声音追求，在歧路上徘徊”。李心释：《诗歌语言中“声、音、韵、律”关系的符号学考辨》，《江汉学术》2019年第5期。王光明的研究反对锁定历史，提倡开放历史的问题空间，这种问题化的研究方式，为越来越多诗学研究者所共享。有论者就认为“以新诗发生与发展过程中的‘诗学问题作为基本导向，在呈现自身‘问题意识的过程中，不断唤起‘读者的‘问题理念”张凯成：《作为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新诗史”》，《江汉学术》2020年第3期。乃是近年新诗史研究的新范式。

美国的奚密教授使“现代汉诗”研究获得了内部的张力和对话性。奚密的问题意识来自：1.为现代诗一辩;2.为汉语新诗一辩。前者来自更加庞大的古典诗歌研究传统的压力，后者则来自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压力。奚密强调古典汉诗“在汉语里的长期积淀意味着其美学典范的自然化和普世化”，奚密、翟月琴：《“现代汉诗”：作为新的美学典范》，《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9年第2期。但“现代诗”构成了自成一体的美学典范，其独立性必须被充分意识到。奚密研究有一重要的论辩对象来自宇文所安——注意到他作为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汉学家身份绝非没有意义。1990年11月19日，宇文所安在《新共和国》发表了一篇关于北岛诗歌的评论文章《什么是世界诗歌？》。宇文所安的文章并未迅速在国内产生回应，然而却引起了海外汉学研究界很多批评的声音。“针对这篇书评影响最大的早期回应是奚密的《差异的忧虑——一个回想》”，见〔美〕宇文所安：《进与退：“世界诗歌”的问题和可能性》，洪越译，田晓菲校，《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原载《现代语文文獻学：中世纪与现代文学研究集刊》（Modern Philogy）2003年5月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直到2006年大陆才由《新诗评论》刊出此文，同期还译介了宇文所安发表于2003年的另一篇文章《进与退：“世界诗歌”的问题和可能性》。《什么是世界诗歌？》的偏见和洞见同在：文章以北岛为例，揭橥想象的“世界诗歌”背后不平等文化权力秩序，嘲讽那些提供透明的“地方性”以加入“世界诗歌”的精心迎合之作。宇文所安本意在切入20世纪末世界文化政治的症候：“我们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个诗人因他的诗被很好地翻译而成为他自己国家最重要的诗人。”⑧ 〔美〕宇文所安：《什么是世界诗歌？》，洪越译、田晓菲校，《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原文宇文所安（Stephen Owen）：“What is World Poetry”，载《新共和国》（New Republic），1990年11月19日。但是，却不可避免地陷落于“东方主义”的陷阱：宇文所安将北岛的诗歌地位跟翻译绝对地关联起来，暗示了在其评价尺度中，中国的本土性因素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此外，宇文所安反对“世界诗歌”文化政治催生的怪象，却不自觉地袭用了其背后的“世界/地方”逻辑，将中国诗歌区分为价值失重的两端：“犀利、机智;充满了典故和微妙的变化”的古典诗和“脱离历史”“文字可以成为透明的载体，传达被解放的想象力和纯粹的人类情感”

⑧的新诗。基于顽固的“东方主义”思维，西方学界（不仅是汉学界）总是把中国想象成伟大的古典中国和不断贬值的、作为西方劣质模仿品的现代中国两部分。对本质化的静态“中华性”的深描中包含了对现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无知和傲慢。不妨说，奚密的学术工作是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世界中为现代汉诗的合法性论辩。多年来，奚密致力于向英语世界译介“现代汉诗”，与威廉·兼乐、宇文所安和郑敏等“现代汉诗”批评者论辩，孜孜不倦地为在现代社会中已居边缘的现代汉诗伸张文化主体性。

奚密的“现代汉诗”论辩置身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中第三世界文学挥之不去的身份焦虑之中，力求确认世界现代转型的普遍进程中多元现代性和现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可能性。奚密和王光明的“现代汉诗”建构恰好构成了“现代性”两个分题的合题：奚密以论辩的姿态确认非西方现代性的可能性;王光明则以反思的姿态确认非西方现代性自我反思和自我更新的努力。事实上，正是由现代性内部出发的现代性反思的持续存在，一种具有活力的非西方现代性才会持续葆有活力。

回看“现代汉诗”这一概念的理论旅行：它产生于90年代初诗歌界对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危机的应对之中，由国内影响于海外，又经海外再影响于国内，兼容了差异化和错动的问题意识，反而具有了不可多得的理论张力。以诗学“当代性”生成的视角观之，一个新的诗学概念、命名、理论或话语并不必然就是“当代性”，生成“当代性”的要义在于新诗学所创造出来的理论纵深和思想共振。“现代汉诗”命题的理论纵深在于，它产生于90年代，却超越90年代而成为一个世纪的诗学命题;它产生于中国大陆，却成为一个扩展于海内外的世界性命题。换言之，“现代汉诗”的理论实质是如何看待现代性，如何面对现代性的产生和展开，如何面对非西方艺术在现代化与主体性之间复杂微妙而异常艰难的平衡。甚至可以说，自“新诗”革命以来，尚没有哪一个诗学命题的理论纵深可与之相比，即便是新诗史上大名鼎鼎的“朦胧诗”“第三代诗”“先锋诗”，它们都是一个时代的诗学命题，而不是一个世纪的诗学命题。因此，“现代汉诗”乃是“新诗”的当代性方案，既是新诗革命的反思，也是新诗建设的续航。

“现代汉诗”的理论旅行提示着，一种具有文化共振、张力和兼容性的理论才是具有活力的理论。事实上，即使我们不同意宇文所安的一些观点，但其某些问题意识却依然包含于“现代汉诗”的话语场之中。宇文所安认为国家文学体制及其文学史叙事排斥了现代的古典诗。这一对古典汉诗的推崇所衍生的对“现代汉诗”的批评后面则演变为要求拓宽“现代汉诗”的内涵。2009年，宇文所安的妻子和合作者——田晓菲的文章《仿佛一坡青果说方言——现代汉诗的另类历史》田晓菲：《仿佛一坡青果说方言：现代汉诗的另类历史》，《南方文坛》2009年第6期。被译介发表于国内，文章所指“现代汉诗”内涵并非习见的“现代汉语诗歌”，而是“现代的汉语诗歌”，由此“现代汉诗”这一概念包含了“现代汉语诗歌”和“现代的古典汉语诗歌”两个层面。虽然对“现代汉诗”概念的这种使用方式，并未获得更多共鸣，但要求重视现代社会的古典汉诗，却不乏同调者，近年甚至成为某种热门的研究。此外，关于“现代汉诗”的批评也来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现代汉诗”这一命名本是为了规避“中国现当代诗歌”这一以民族国家文学名义进行全称判断的概念在面对少数民族语言诗歌时的乏力和窘迫，但依然被视为保护着民族傲慢和汉民族中心主义。见姚新勇：《虚妄的“汉诗”》，《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5期。这些批评虽然并不完全成立，但批评的存在反而说明“现代汉诗”所激发的诗学辐射波的存在，印证了“现代汉诗”仍在继续它的理论旅行。无疑，“现代汉诗”理论既不为某一人所专美，也远不是已经完成的话语。要使“现代汉诗”理论具有真正的“当代性”，就必须警惕其独断性和封闭性，已有的“现代汉诗”理论建构，完成了在“世界诗歌”语境中关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论辩和反思现代性背景下现代性如何继续推进的难题，但“现代汉诗”内部能否成为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对话的当代“中国诗学”，仍召唤着新阐释者和建构者。

四、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转型与中国诗学“当代性”的追寻

“现代汉诗”这一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提出，实质是现代汉语在当代诗学方案中地位的凸显，看似妙手偶得，却隐含着时代的文化无意识。讨论“现代汉诗”理论的“当代性”，必须回到它产生的特定时代，考察其凝聚的时代意识，其所处的社会转型，以及其置身其中的诸多理论设计。此间，旧范式在新现实面前周转不灵而释放的文化焦虑，激发出种种“当代性”方案，获取诗学新的有效性。不妨说，“现代汉诗”与“90年代诗歌”“历史的个人化”“语言的欢乐”“知识分子写作”“叙事性”“拒绝隐喻”等90年代诗学话语分享着同样的文化危机和诗学焦虑，甚至也不乏相近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资源，但从当代性诗学生成的角度看，却是“现代汉诗”理论更深地切入了中国诗学的腹地。

且回到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当代诗学焦虑的漩涡。关于时代转折带来的诗学震荡，欧阳江河这段话被引述甚多：“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很多作品失效了。”欧阳江河：《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站在虚构这边》，第4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这种断裂性体验为很多诗人所共享，“青年们的自恋心态和幼稚的个人英雄主义被打碎了”;西川：《答鲍夏兰、鲁索四问》，第242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我的象征主义的、古典主义的文化立场面临着修正”。西川：《大意如此》，第2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王家新说：“一个实验主义时代的结束，诗歌进入沉默或是试图对其自身的生存与死亡有所承担”。王家新：《回答四十个问题》，张桃洲主编：《王家新诗歌研究评论文集》，第448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转型一定曾予诗家们以满脑空白的眩晕，此间仍有秉持着痛苦的崇高姿态从80年代的精神高空继续俯冲进90年代的，如陳超，其完成于90年代的《生命诗学论稿》透露的已不再是80年代诗学顺流而下的神圣感，而是在荒凉戈壁继续神圣事业的悲壮感：

我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阳光从广阔遥远的天空垂直洞彻在我的身体上。而它在冰凌中的反光，有如一束束尖锐的、刻意缩小的闪电，面对寒冷和疲竭，展开它火焰的卷宗。在这烈火和冰凌轮回的生命旅程中，我深入伟大纯正的诗歌，它是一座突兀的架设至天空的桥梁，让我的脚趾紧紧扣住我的母语，向上攀登。⑥ 陈超：《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张桃洲主编：《中国新诗总论1990-2015》，第82、83页，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

陈超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了他在90年代初所感受到“倾斜”与摇晃，以及语言和生命诗学对时代地质板块碰撞的化解。生命诗学“所要涉入的精神领域，是现代诗歌与现代人生存的致命关系”。

⑥存在主义与现代诗学的相遇并不始自陈超，80年代王家新便阐释了诗与生命之思的关系，对诗人而言，只有“与世界相遇的时刻，他才成为‘诗人”。王家新：《人与世界的相遇》，吴思敬主编：《中国新诗总系·理论卷》，第6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但是，与正在行进时代的文化交感赋予陈超的生命诗学前所未有的悲壮感。

置身90年代的入口，诗人与学人们深刻感到昔日的价值和话语在新现实面前苍白乏力，再继续挥舞着“主体性”和“启蒙论”的长矛与90年代商业社会的风车鏖战，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不合时宜。因此，重探新诗学，重建诗的价值论和方法论，已势在必行。此间，王光明的个案颇堪回味。王光明曾通过散文讲述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一书对于他90年代学术认同重建的意义：“我多么庆幸自己读到了这本书。《符号学原理》在当时对我是一种拯救，让我明白了孤独的知识个体存在的意义。”王光明：《一本书的拯救》，《边上言说》，第23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1。当80年代的文学话语及其建构的文学价值观终结之后，存在于90年代的80年代人就成了话语的亡灵，需要接受新的文学方法论的调度。“与法兰克福‘批判的知识分子不同，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并不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用语言来改变世界的人，而是看做在语言领域中工作的人。”王光明：《一本书的拯救》，《边上言说》，第23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1。对于典型的“80年代人”而言，用语言工作是为了批判并改变社会;当介入论被历史宣告失效之际，80年代人的悲剧感是可想而知的。此时，从结构主义者那里传来福音：“在语言中工作”才是知识分子更恰当的岗位。显然，正是罗兰·巴特那种“文本的快乐”的语言本体论重建了王光明的知识认同。90年代以后王光明从批评转向研究并在现代汉诗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这里包含的从批评到研究的转型以及知识方法的转型显然是具有典型性的。

事实上，理解八九十年代诗学转折，必须从诗与社会关系之变化入手。“如果说，诗歌在1980年代很大程度上参与了那个时代文化氛围的营造（那些充满激情的书写与当时的理想主义文化氛围和审美主义文化观念是合拍的），甚至一度处于社会文化瞩目的‘中心;那么在199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诗歌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开始变得若即若离，直至全然退出后者关注的‘视野。”张桃洲：《从边缘出发：范式转换与视野重构》，《中国新诗总论1990-2015》，第1页，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诗人身份因之也发生种种变迁：“从一体化的体制内的文化祭司，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与‘体制、‘庞然大物既反抗又共谋又共生的文化精英，到90年代以来身份难以指认的松散的一群人。”周瓒观点，见洪子诚：《在北大课堂读诗》，第424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诗人们在80年代的自我认同是先知和英雄，80年代诗歌在语言上是一场现代主义运动，但在氛围上却是浪漫主义的，诗由是被赋予某种超灵的属性。“诗之所以为诗，因为它属于理想。”金丝燕：《诗的禁欲与奴性的放荡》，《诗刊》1986年第12期。“诗人，我认为除了伟大他别无选择。……伟大的诗人乃是一种文化的氛围和一种生命形式，是‘在百万个钻石中总结我们的人。”欧阳江河：《诗人独白》，唐晓渡、王家新编：《中国当代实验诗选》，第132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这种关于诗歌和诗人的浪漫主义表述在80年代是具有社会共识的。曹丕谓文章为“经国之盛事，不朽之事业”。这种崇高意识在80年代诗歌中是广泛存在的，诗歌虽涉日常，仍在承担着时代、社会和民族。90年代初，诗人们最煎熬的是他们在新时代一脚踩空，不再是文化英雄，需要生成诗与社会新的契约。80年代韩东就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观点，但彼时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只有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诗歌通过语言来落实社会承担的观点才获得普遍接受。因此，T·S·艾略特“诗人做为诗人对本民族只负有间接义务;而对语言则负有直接义务”〔英〕T·S·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第243页，王恩衷编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的观念在90年代以后的中国流传甚广，原因是“时代语境变了，诗人对语言和现实关系的理解也与过去不大一样了，诗正在更深地进入灵魂与本体的探索，同时这种探索也更具体地落实在个体的承担者身上”。王光明：《个体承担的诗歌》，《诗探索》1999年第2辑。

90年代的诗学现场，“九十年代诗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拒绝隐喻”“语言的欢乐”“作为写作的诗歌”“生命诗学”“叙事性”“口语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等命题，构成了诗学“当代性”新的设计和展开。90年代诗学命题虽纷繁复杂，但也不乏基本共识，并主要体现为对本体诗学、历史诗学、生命诗学、叙事诗学等目标的追求上。某一诗家重点阐释的诗学命题可能交叉回应着这几个诗学倾向;不同诗家对不同诗学命题的阐释，也可能交织在上述某一诗学追求中。如“九十年代诗歌”这一概念，作为一个诗学概念被提出来，在诗学上对于特定时间性的强调，不仅是为了给论述对象划定时间边界，更是希望捕捉和打捞特定时间中涌现的新美学经验，凝聚新的有效性。作为“九十年代诗歌”的重要阐释者，程光炜一再反对将此概念宽泛化从而弱化其问题意识。“九十年代诗歌”显然是程光炜显影90年代诗学“当代性”的装置，“九十年代诗歌”在他那里既呼应着本体诗学，也与“历史诗学”相重叠，强调“叙事性”则呈现了他及物性诗学的追求。

不難发现，90年代诗学“当代性”的展开，基本是以80年代为反思和对话对象的。程光炜等人所强调的“叙事性”中，包含着对“表现为‘无限的诗歌实验冲动和群体文化行为”钱文亮：《1990年代诗歌中的叙事性问题》，《文艺争鸣》2002年第2期。的80年代诗风的反思;而臧棣认为“在后朦胧诗的写作中，写作远远大于诗歌”，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文艺争鸣》1996年第1期。他试图缩小内容和思想在诗歌中的比重，彰显诗歌的语言属性。80年代那种无限扩张的文化主体性难以为继，就转化成90年代无限的语言主体性，历史介入被诗人转化为一场借由语言而展开的个人化的想象力展示。如此，臧棣才斩钉截铁地说：“90年代的诗歌主题实际只有两个：历史的个人化和语言的欢乐。”④ 臧棣：《90年代诗歌：从情感转向意识》，《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90年代，重返语言的领地几乎成为最大的诗学共识。本体诗学的倡导者强调“语言的欢乐”，其对语言的强调自不待言;“生命诗学”的阐释者也强调“让我的脚趾紧紧扣住我的母语”。被视为知识分子写作的欧阳江河、王家新重视语言，被归于民间派的于坚、韩东又何尝不把语言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强调语言的自足性，将对诗歌语言本体的专注视为最高使命的“纯诗”话语既非始于中国，更非始自90年代，纯诗化与大众化的论辩已构成20世纪新诗史重要的诗学线索。90年代初，文化焦虑所产生的诗学转型，使语言成了诗学的最大公约数，母语成了诗人最基本的写作共识。80年代中国知识界流行萨特，90年代改宗罗兰·巴特，这在中国大陆是具有症候性的转变，从主体论到符号学的转变中，语言之于诗的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被神话化和绝对化：“许多诗人相信语言和现实是同一事体的正反面，两者是同构的。或者，语言是现实的唯一源泉”“语言是比现实更高的存在领域”。

④世界的语言化是对90年代文化转折所做出的诗学应对，显现于其间的自律性与先锋性重叠的甜蜜时刻不可能持续太久，“世界的语言化”就遭到了“语言的世界化”的强势挑战。90年代末的“盘峰论战”被视为“一场迟到的诗学理念的交锋”，陈超：《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第2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事实上所谓的“民间派”诗人何尝不是知识分子，而所谓的“知识分子派”又何尝不是在民间。所谓的“民间”和“知识分子”所转喻出的其实是对诗歌自足性的不同理解，不妨说，“纯诗化”和“大众化”之争，在90年代的特殊文化语境中，化身为“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对垒。

必须指出，新概念与新话语并不必然生成诗学“当代性”。90年代的诗学建构，常以80年代为潜在对话对象，这意味着，它在超越80年代诗学的同时依然深刻地被80年代诗学所规定。90年代诗学的迷思之一在于，将“当代性”误读为绝对的“当下性”，将彼时的“当下”视为尚未充分展开的未来的代表，因而将诗学时间分解为80年代和“后80年代”（或者“朦胧诗”与“后朦胧诗”、“新诗潮”与“后新诗潮”）。将当下绝对化，由当下的危机出发展开诗学方案固然是重要的“当代性”意识，但将当下的危机置于多深的历史坐标，却决定了“当代性”具有多大的有效性。

结语：“当代性”如何生成？

90年代诗坛，郑敏对“新诗”的反思成为难以忽略的声音，原因在于，当大部分诗学观念以新时期以来的20年为尺度时，郑敏的反思郑敏的反思文章主要包括《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语言观念必须变革》（《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矗立于五四以来的20世纪历史长度之中。跳出了8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传统，郑敏质疑“关于汉语的前途，我们也仍未进行严肃的、有20世纪水平的学术探讨”，她回到五四，反思新文学运动背后那种破坏的、革命的语言方案乃“违背语言本性的错误路线”，这对“新文学创作所带来的隐性的损伤，只有站在今天语言学的高度，才能完全的认清”。②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學评论》1993年第3期。郑敏的反思迅速在学界激起层层涟漪，并成为90年代诗学进程中的重要节点。某种意义上说，郑敏的反思不仅关涉如何评价新诗，更关涉重估五四和激进现代性问题，其背后是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在90年代诗歌和语言领域的对垒。具体到语言和诗学上，郑敏认为古典诗和新诗存在于可沟通的语言传统中，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语言改造应“从继承母语的传统出发，而加以革新”，

②而非彻底“推倒”传统。新诗领域，与郑敏商榷的最有份量的文章当属臧棣的《现代性与中国新诗的评价问题》，臧棣借用哈贝马斯的见解——“在黑格尔看来，现代性和现代文化无法也不愿从另外一个时代获取它所需要的准则。相反，它必须从其本身内部获得一切它所遵循的准则和基础”，臧棣：《现代性与中国新诗的评价问题》，现代汉诗百年演变课题组编：《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第8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在他看来，新诗的评价标准同样只能从新诗史所形成的小传统中获得。

郑敏的文章深具历史视野，却欠缺了限度意识，故而其声音虽重要，却没有导向真正有效的“当代性”。所谓欠缺限度意识，是指郑敏不自觉地将古典语言传统绝对化，将其想象成一个无限的、可通约现代汉语的语言共同体，而忽略了不同的社会和语言将催生截然不同的诗意。强调现代汉语的独立性，并非拒绝在现代汉语和古典汉语之间构建共通的桥梁，而是要求要意识到任一方的限度。当现代汉诗被镶嵌进古典汉诗的伟大传统中时，“传统”确立，“现代性”（或“当代性”）窒息乃是必然的结果。当社会存在被“现代性”和“当代性”经验裹挟着滚滚向前，我们如何可能在一个凝固的“传统”秩序中安居？

将无限裂变向前的“当代性”安置进一个静止凝固的“传统”，这种思维返祖发生在现代和后现代理论修养极高的郑敏先生身上，让人感慨。郑敏先生的写作深受现代主义大师里尔克的影响，她对于弗洛伊德、德里达也有着极深的理解。如果不是有意无意将古典语言传统理想化，郑敏的很多诗学观点都理性厚重且充满洞见。这反证了“现代性”自身文化困境的深重，使郑敏先生终于也企图向祖先呼救：“现在我的漫游已经走向自己的诗歌的故乡，中国古典诗，发现了汉语的魅力与古典诗词在用字、语法方面的灵活与立体性，超时空限制所形成的强烈艺术动感与生命力。”郑敏：《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无独有偶，将古典汉语作为现代主义解毒剂的另类后现代主义者不止郑敏，叶维廉先生也可引为同调。在《中国诗学》中，叶维廉反思白话现代诗深受印欧语系影响，定词性、定物位、定方向、属于分析性的指义元素的表意方式，反而把古典汉语“原是超脱这些元素的灵活语法所提供的未经思侵、未经抽象逻辑概念化前的原真世界大大地歪曲了”。叶维廉：《中国诗学》，第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他所提倡的“中国诗学”，某种意义上是基于古典汉语特质的“中国诗学”。

事实上，郑敏和臧棣所代表的立场都不能生成真正有效的诗学“当代性”，前者以古典诗歌传统裁定当代诗，其传统观的偏颇自不待言;后者秉持一种“新诗就是新于诗”的不断求新立场，同样无法使诗获得有效的凝聚。思维返祖不是发明传统，思维返祖显示了与“当代性”截然不同的时间意识：如果说“当代性”思维倾向于从当下区分出一种绝对的新质的话，思维返祖则倾向于将所有时间的神经末梢都理解为接受古老逻辑支配的无差异局部，由此一切新质都将消逝。只有坚持“现代性”内部反思“现代性”，才能推进“当代性”的生成，而非将“当代性”的尺度悄然置换为“古典性”。但是，对“新”无条件的捍卫，其催生的“当下性”因复制了直线向前的时间而缺乏了与历史的对话和可交往性，因而也不是有效的“当代性”。这提示着在“当代性”生成过程中，历史意识和限度意识缺一不可。历史意识使我们意识到当下并不自足，当下内部必须设置与历史交往的通道;限度意识使我们意识到“传统”并不具有绝对通约性，“传统”被置身于限度之中新质才可能生成并被理论所捕捉。

“现代汉诗”及其“当代性”的生成提示着如下的理论进路：当代的问题化、问题的历史化和历史的诗学化。当代的问题化意味着当代问题不能仅被现象化处理，意味着提问方式从“是什么”向“为什么”转变，意味着现象背后的文化逻辑开始被审视;问题的历史化则试图在新问题和旧问题的谱系中辨认传承、转型与新变，在新与旧，传统与当代之间建立辩证尺度;但建立历史谱系还不够，文学理论的实质在于创造，所谓“历史的诗学化”意味着在历史与当下的勾连中为理论创造腾出空间。“当代的问题化，问题的历史化和历史的诗学化”的实质就是在历史和当下的现象中透析问题，在问题中发现普遍性，再据此发出创造性理论清越的声音。

由“现代汉诗”出发的研究，其主旨不仅在于对这一理论概念的辨认，也不在于对90年代以降诗学脉络的梳理，而在于当代中国理论的生成问题。新理论每天都在催生，但大部分不过沦为思想泡沫和话语呱噪，像众声喧哗时代的五彩气泡，不待升空就已破灭;小部分成为升腾于时代低空的气球和彩带，时间一过即被拆除。突破云层，成为宇宙空间中循着特定轨迹运行的星体，应是理论的理想。每一个时代成为星体的理论，便生成了其时代当之无愧的“当代性”，这种当代性，并不随生随灭，而具有不可更改的稳定性和物质性。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汉诗的整体性研究”（20&ZD28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培浩，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