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也许一个‘革命和战争喧嚣的世纪并未改变历史，而一个悄然‘语言转向的世纪却改变了人。”【任洪渊：《汉语红移——多文体书写的汉语文化哲学》，第4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语言转向”不仅改变了人，而且首先改变了作为人学的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语言的变迁已然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面貌。

有人称20世纪80年代语言意识的觉醒宣示着文学主体性的成熟，【钟海帆：《语言意识的觉醒及其他》，《读书》1987年第10期。】有人将“语言的自觉”誉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关键性的实绩，【张颐武：《在边缘处追索》，第39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还有论者认为“以‘语言意识的觉醒为契机所启动的八十年代文学语言实践，在九十年代被视为一次重大的文学变革的先兆，再一次启动了对文学语言和汉民族‘母语的世纪变革的全面反省”。【旻乐：《母语与写作》，第10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上述见解无非是在确证，“语言的自觉”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学事实，同时也彰显着母语写作意识的觉醒。作家李锐曾谈到建立现代汉语主体性的问题：“在这个所谓‘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这些后来者，要用自己的杰出作品建立起现代汉语的主体性，要用自己充满独创性的创作建立起现代汉语的自信心。这是每个汉语写作者无法推脱的历史责任。”【李锐：《春色何必看邻家——从长篇小说的文体变化浅议当代汉语的主体性》，《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