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先锋文学的整体性演进逐渐隐匿，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的发展与潜流式的余续。而且，经典化的过程也令“先锋”不断固化而形成种种规定性，尤其在“先锋文学的终结”等声音的冲击下，【见孟繁华：《九十年代：先锋文学的终结》，《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先锋写作开始停滞不前，从显学逐渐弱化。因此，当下重提先锋文学，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激活，如何延续，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先锋“续航”如何重新确认并表达自身，【关于先锋文学的“续航”，具体见吴俊：《先锋文学续航的可能性——从吕新〈下弦月〉、北村〈安慰书〉说开去》，《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以新的历史感与问题意识，寻觅现实落脚点以及形式话语的支撑点，在碎片的流变中重塑整体性的形态。这就涉及先锋文学对自身主体性实验的内在理路甚至对“先锋”本体的反叛，那种于时代的细微褶皱中展示宏大景观，又或者以无法归类的语言构成既定概念难以涵盖的修辞表达，本土化过程中不可复刻的地方性路径，以及写作者的叙事调性所创生的“先锋”内部的差异化形态，通过更为切入肯綮的思想性书写，解剖现实症结的话语探索，在此基础上重新粘连或再塑“先锋”的总体性特征，构成其存续与衍化的当代命题。

东西于先锋文学80年代的终结与90年代的开启之际登场，通过悬置的话语状态，凸显并处置历史及人性的症结，其小说以边地作为立场与方法，始终周旋于精神的困境、语言的被缚及形式的凝滞问题，凸显先锋的异质性并传递其有效与存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