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

主持人的话 1991年，单正平的一篇叫作《新生代的检阅——〈天津文学〉1990年头条小说评议》的文章，见诸《小说评论》1991年的第4期，这是“新生代”一词在小说批评场域中的首次出现。虽然他所指涉的作家只是本地的一批年轻写作者，但毕竟属首次使用。所以，按照“知识的历史”思维，我们所说的“新生代写作”的概念，至少应当从这儿开始。当然，在诗歌领域中，“新生代”名词的出现早就是前尘往事了，在1980年代中后期已被广泛谈论。

1990年代初，韩东、朱文、毕飞宇、徐坤、刁斗、李洱、邱华栋、东西、艾伟等相继开始在小说领域崭露头角。仅以毕飞宇为例，他的处女作是发表于《花城》1991年第1期的中篇小说《孤岛》。虽然这批人“冒出来”的具体年份略有差异，晚些的会迟至稍后的两三年，或至90年代的中期，但其开始写作的时间大概都集中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所以，才有今日之“新生代写作30年”之说。

必须说明的是，韩东是个例外，早在1980年代中期他就是诗歌界的风云人物了，十年后他又被称为“新生代小说家”，这也是很有戏剧性的事件。

略微梳理一下“新生代”的概念史可知，1990年代前期它很少被提及，批评家陈晓明在这一时期使用频率比较高的是“晚生代”一词，所指涉的作家范围很大，但也大致包括了前面所说的这一批作家。所以某种意义上他也是“新生代”概念的发明者，虽然名称略显不同。1995年至1996年，陈晓明先生主编的“晚生代丛书”由华艺出版社推出，包括了何顿、朱文、毕飞宇、张旻、东西、述平等，这几乎就是“新生代”的完全阵容了。

遲至1990年代中期，这一概念的使用渐趋于稠密。陈思和先生发表于《花城》1996年第6期的《碎片中的世界——新生代作家小说创作散论》、李洁非先生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2期的《新生代小说（一九九四—）》等文章（同时期谈论较多的还有樊星和王干等批评家）的发表，可以说都强化了这一概念的传播，使之得到学界更广泛的认可。

显然，“30年”是一个值得纪念和重提的机缘和理由，不只是因为人生短暂，历史沧桑，更是因为他们二者之间确切地已经发生了关系。

发生了什么关系呢？这个一时又很难说得清。这是一个文学史问题，一个比批评有更大时空经纬的学术问题，所以我们开设了这个栏目，请大家共同来讨论这些问题。理由有三。第一，到目前为止，“新生代”是继“先锋小说”之后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在这一现象中出现的作家有些已经初步经典化了，也就是说，“新生代”为当代文学贡献了重要的作家与文本。第二，从文学思潮的迭变看，“新生代”将“先锋文学”的哲学趣味与形而上的精神探索，以及在艺术技法上的形式主义倾向，在部分地继承下来的同时，也更多地引向了现实地面。某种意义上，“新生代”既是蜕化了的“先锋派”，也是发展了的“先锋派”;既是新的文学运动的消解者，也是创造性的传承者。第三，在美学形态上，或许“新生代”并没有提供出惊世骇俗和具有分水岭意义上的新概念，但它又是一种“历史的中和”，是一个可理解和可接受的“降解”，何况它还体现出了一种肌理和美感上的成熟，以及“可持续性”——某种意义上，“先锋小说”的形式主义既是难度的标杆，同时又是不可持续的。这是我个人认为的“新生代写作”的价值与意义。

当然，问题远不止于此，我只是在逻辑上初步表述了一点个人的看法，更为复杂和具体的学术性探究，还要等学界诸贤的高论。我在这里仅限于提出问题，比如，“新生代”作家究竟为当代中国的文学变革与演化提供了什么新鲜而又独到的经验;在“新生代”出现之后，当代文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比如，有关“新生代”的一切，是否可以纳入到文学史的角度来予以定位和表述，如果可以的话，这些“知识”要如何来生产。再比如——即便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30年肯定也意味着一种“经典的沉淀与筛选”，那么我们又如何来对这一丰富而又稍显驳杂的文学现象，进行有效的重构与返观？这些都期待回答。

首期推出的是关于毕飞宇的研究。

这不止是因为毕飞宇写出了优秀的和广有影响的文本，成为“新生代”重要的代表人物，而且他确乎也是较早冒出来的“新生代”作家。我本人在1990年代中期即充分注意到他的作品，比如短篇《祖宗》《蛐蛐，蛐蛐》《怀念妹妹小青》《哺乳期的女人》，稍后的如《青衣》《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等名篇——虽然我迄今几乎没有为他写一个字的评论，但我很早就意识到他与“先锋派”之间隐约可见的传承与演变关系，看到了他与90年代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和常态化的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当然，也看到了他与出生于60年代的一代人共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乡村生活经验的关系，看到了他为此所书写的生动图景与人物形象，等等。

仅以人物形象为例——某种意义上，毕飞宇也可以说重回了“贴着人物”去书写的旧逻辑，这一逻辑曾经在“先锋派”那里被部分地弃置或忽视过，而他贡献了大量有着丰富意涵与文学光彩的人物形象，因此说他在这一点上“重回了现实主义”也并非夸张。当然，这本身不见得就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有一点，他的现实主义的回归，绝非是简单地怀旧和回到从前，而是在历史认知业已取得了进步基础之上的回归，这是值得纪念的。

毕飞宇也探究人性，但与先锋作家比，他所关心的人性不再纯粹是哲学意义上的“罪与罚”，而是历史化和具体化了的、社会化甚至政治化了的人性，是在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中的人性。这使得我们对于人性的关怀，从高高在上的形而上学之境，回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地面。这是不是一种进步我不知道，但我必须说，毕飞宇在人性探索的主题之下，又迈出了令人感到豁然而且惊心的步子，他对人性描写的专心和细腻，达到了纤毫毕现的程度。

毕飞宇也创造了有质感和“自我意识”的文体，创造了一种“语言本体论”意义上的叙述。不能不说，他的叙述中出现的一种有“高度辨识性的声音”是迷人和缠人的，读了之后，人物的声音会化作毕飞宇的口音在回荡，如夫子之闻韶乐，绕梁而绵延。所以，他也许不是一个“复调性的小说家”，但他是一个迷人的小说家。

毕飞宇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什么？相信接下来孟繁华先生和方岩、赵坤两位青年才俊的文章会说得更清楚，且更具体。我就不再饶舌，我只想为他们的精彩发现和论析而鼓掌。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1.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