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晨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02249）

一、几件案例引发的热议

2019年5月，某一组织兜售PUA 教程的网站被江苏网安部门查处。该组织成员对“宠物”女性实施自杀鼓励，组织者被处5日行政拘留及5万元罚款。本案成为全国处罚PUA的首例，一度引发教唆自杀竟不构成犯罪的热议[1]。2019 年12 月，某高校男子在恋爱中借PUA 挑拨女子自杀，行为人仅因违反“共青团章程”被取消保研资格为节点[2]①。2021年8月16日，一高级管理课程被指致学员死亡，往期培训者接连自曝受控，目前未启动任何追责[3]。

三起事件共同指向对PUA 涉嫌教唆、帮助自杀的关注，但此种关注既非首发，也难以自动停止。PUA 全术中“禁术·自杀鼓励”即最终章标题，方法论“五步陷阱法”的终极方法是“情感虐待”陷阱，表现为促使目标自杀。此种长期有序的打压不具有致命危险，也很难被证明达到操纵了心智的强度。然而，从受害者出于自证服从或是甘受惩罚等原因选择自杀来看，它就是诱发或促成自杀的行为辅助。随着后期PUA理论不断强化，其近年已不断扩张为PUP等形态并导致受害者增多，人们对PUA的评价显现为由灰变黑趋势。

行为方式方法、数量规模的变动不应影响行为的法律性质，PUA 手段下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定性争议，没有脱离自杀参与行为可罚性的旧题。无论是否涉及他人参与，自杀始终是独立而主动的选择。规范上，自杀限于完全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因自由意志实施的自我终结，四要件需同时满足②。在此基础上，自杀参与行为仅指在自杀者本人的支配下，参与行为人引起或介入自杀，促进死亡结果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