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曼君，卢罗兰

(集美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一、引 言

据苏建唐考证，“通”作为“可以”义助动词早在唐宋之际已经出现[1]。然而可能助动词“通”却只是历史汉语里的一个匆匆“过客”，它并没有在历史汉语中传播开来，而是主要保留在闽方言尤其是闽南方言里，并在闽南方言中得到充分的发展[2]74。其实，早在明清闽南方言戏文里，助动词“通”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到了现代闽南方言，它更是得到不断的发展。不管是在明清闽南方言戏文里，还是在现代闽南方言口语里，助动词“通”都主要出现于以下三种结构：(1)(NP)+通+VP；(2)(NP)+neg/affm +(得)+通+VP；(3)(NP1)+无/有NP 2+通+VP[2]76。此外，在明清闽南戏文里，“通”还可以出现于第四种结构：(NP1)+VP1+通+VP2。到了现代闽南方言，这一结构又发展出“(NP)+ VP 1+卜通+VP2”结构。前3种结构中，第二种结构最具特色，其中的肯定词(affm)和否定词(neg)往往可以正反对举，形成一组组反义词。具体有这么几对：有-无(没有)、会-(不会)、卜(要)-不等。它们可以同助动词“通”构成“有通”和“无通”、“会(得)通”和“(得)通”、“卜通”和“不通”等几组情态结构。如果我们放眼历史，放眼早期的闽南方言书面语料——明清闽南方言戏文，就会发现，其实并不是从早期的闽南方言戏文开始，“通”就都可以与上述这些肯定词和否定词组合的[3]40。“通”能受这些肯定词和否定词修饰，是慢慢发展起来的，有的则中途夭折，有的直到现代闽南方言才渐趋成熟或者还处于发展之中。本研究旨在梳理上述构式中“卜通”和“不通”结构的语义演变路径。

“卜通”与“不通”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不通”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可以说不管是明清戏文还是现代闽南方言，在众多“neg/affm +(得)+通”中，它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而“卜通”是一个后起的组合，在明清戏文里极其罕见，仅见1例，就是到了现代台湾闽南语故事集，出现的频率也不高，以至于在台湾和祖国大陆闽南语大词典、大字典里很难见到该组合使用条目的记载。

情态助动词“通”分别与“卜”“不”结合为“卜通”“不通”后，整个结构仍然属于情态范畴。尽管“卜”还可以同非情态助动词“通”组合，但是这里主要还是探讨“卜通”“不通”结构情态义的演变，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情态理论。关于情态理论，Von Wright[4]、Lyons[5]、Palmer[6-7]、Bybee等[8]等人作了非常精彩的分析。目前针对情态的分类，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我们采用Palmer[6]等人比较通行的三分法，即情态可以分为动力情态、道义情态和知识情态三种。关于这3种情态的定义及其内部的分类，具体见陈曼君《闽南语“(NP)+通+VP”中“通”的语义演变》[2]75。朱冠明根据西方学者对英语情态动词的研究，把汉语情态助动词在情态类型和语义程度上作了如下的分类[9]：

表1 汉语情态动词分类表(1)表题为笔者所加。

我们认为这种分类也非常适合于闽南方言情态“卜通”“不通”结构语义演变的研究。因此，本研究采纳这一表格的分类。

本研究使用的语料既包括历史文献，也包括现代闽南方言。所用的历史文献主要是明清时期用闽南方言写成的戏文，具体有明嘉靖刊《荔镜记》(1566年)[10]、明万历刊《荔枝记》(1581年)[11]、清顺治刊《荔枝记》(1652年)[12]、清道光刊《荔枝记》(1831年)[13]、清光绪刊《荔枝记》(1884年)[14]，明万历刊的《金花女》[15]、《苏六娘》[16]，(2)尽管万历本《荔枝记》《金花女》《苏六娘》被公认是用潮州方言写成的戏文，但是作为闽南人的我们今天读起来并没有多大的障碍，如果说有差别，主要就是一些术语等方面的小差别。因此，我们认为直至万历年间，泉州话和潮州话还是极其相近的。林伦伦认为，今天生活在粤东地区的操潮汕方言的居民，绝大部分都是从唐至明清不断迁移而由闽入潮的。而大量的移民是明代以后入潮的，他指出，由闽入潮居民的迁徙活动，始于晋唐，盛于明清。(见《汕头大学潮学研究文萃：下》，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可以相信，直到万历年间，泉州方言对潮州方言的吸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潮州方言所反映的语言事实基本上就是泉州方言所反映的语言事实。清乾隆刊《同窗琴书记》(1782年)[17]。这些版本除了道光版外，均由台湾学者吴守礼分别于2001年(a、b、c、d)、2002年(a、b)和2003年重新校注出版。本研究所使用的是吴氏校注和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的版本。此外，还有龙彼得于1992年辑录出版的《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18]和台湾日据时期出版的《语苑》杂志(3)《语苑》(1908—1941)是台湾日据时期(1895—1945)由法院发行,先后由六名资深法院通译担任主编的语言学习月刊。。

现代闽南方言考察的对象包括书面语料和口语语料。书面语料使用的是台湾闽南语故事集语料库，具体包括台湾云林县、高雄县、台南县、南投县、宜兰县、苗栗县、彰化县、嘉义市以及沙鹿镇、大甲镇、东势镇、清水镇、外埔乡、新社乡、大安乡、石岗乡等地的闽南语故事集以及《罗阿峰、陈阿勉故事专辑》。口语语料来自泉州方言的一个点——惠安方言，为笔者调查所得，下文没有注明出处的例子都来自惠安方言。

二、“卜通”结构的语义演变

“卜通”最初的组合是强调道义情态这一语用功能的驱动，也是同义词相互竞争的结果。不过，这种竞争瞬间就结束了。随着“卜”和“通”各自语义的发展，它们再度以同义——目的标记的形式走到了一起，这次竞争因为句法因素使它们的语义发生了变化，同时凝固成一个动力情态动词，进而发展为知识情态义。

(一)“卜通”表道义情态

早在嘉靖刊戏文里，情态动词“卜”和“通”单用时都可以表“应该”义，不同的是“通”的此种意义是在反问句的语境中获得的[2]78，而“卜”的此种意义既可以在特指问句的语境中获得，也可以在反问句的语境中获得，不过，更多的是在特指问句的语境中获得。“卜”在反问句中所表达的道义情态比在特指问句的强。例如：

(1)是仔命怯通说乜？(是女儿的命不好该说什么呢？)(嘉靖刊·荔镜记14.343)

(2)今卜做侢思量？(如今该做怎样的思量呢？)(嘉靖刊·荔镜记14.343)

(3)你卜不食，甲我卜做侢过心？(你要是不吃，叫我该如何忍心？)(嘉靖刊·荔镜记 45.232、233)

“卜”和“通”最早的组合见于明万历年间的《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出现于反问语境中，是两个“应该”类情态动词的组合。例如：

(4)几样相思今卜通共谁诉，君为尔受只忧愁，那畏斈了文君，落得我孤恓独自只处空守白头。(几多相思现在该跟谁诉说，君为你担受这忧愁，就怕学了文君，使我落得个在这里独自空守到白头。)(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集芳居主人精选新曲钰妍丽锦27)

“卜”和“通”组合为“卜通”后依然表“应该”。其语义指向跟例1中的“通”和例3中的“卜”一样，并不指向说话人，而是指向天理或指向听话人。这“天理”或者“听话人”其实又是潜在的说话人。具体地说，句中的说话人自己一时没有了主张，希望能从天理或听话人那里获取一定的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当“天理”或者“听话人”给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时，它们又成了说话人。因此，这里的“卜通”和“卜”“通”单用时一样都表道义情态。“卜”和“通”同义组合既有强调之义，同时也体现了它们之间的竞争。不过，这种竞争因为用例很少而昙花一现，在此后的明清戏文里就再也见不到此类用例。

(二)“卜通”由表目的标记到表动力情态

“卜”和“通”再度结合在一起便是明清以后的事情了。这时，“卜通”就不是表“应该”，而是表目的标记。据笔者的研究，早在嘉靖刊戏文里已经出现“卜”表目的标记的不少用例了[19]。例如：

(5)请卜李公到厝来。(请的目的是要让李公到家里来。)(嘉靖刊·荔镜记18)

“通”作为目的标记出现得比较晚，最早见于万历刊《金花女》，且在明代戏文仅此一例，见于一个紧缩复句。即使在清代戏文，此类用例也不多见，不过倒是开始见于复句[20]。到了20世纪初期，自《语苑五》(1912)开始，又陆续出现此方面的用例，从此使“通”作为目的标记这一用法得以发展、巩固。不过，整个《语苑》系列用的都是训读字，《语苑五》把“通”记为“可”。例如：

(6)冷饭做通乞姑食，开口都不畏青天。(把冷饭做了以给姑姑吃，开口都不怕青天。)(万历刊·金花女356.16)

(7)恁外县句一班里长无人当，泉州侪仔好脚川皮，乞伊去当，通打脚川皮。(你们外县还有一个里长没人当，泉州小子好屁股皮，让他去当，以便打他的屁股皮。)(顺治刊·荔枝记9.573-576)

(8)被雨沃[氵昝]的柴、著夯出去外口曝乾、可付明仔日焚浴桶水。(要让雨水浇湿的木柴弄到外面去晒干，以便明天赶得上烧浴桶水。)(语苑五2-501-6)

当目的标记“通”发展到比较成熟之后，它又与目的标记“卜”存在着竞争，同时也是为了强调，两者又再度“走到一起”，同义组合为“卜通”。此类“卜通”始见于《语苑三十》，之后例子逐渐多了起来。整个《语苑》系列都将“卜通”记为“要可”。例如：

(9)尚要紧的所在亦造阵营要可对敌。(最要紧的地方是也建造阵营以对抗敌人。)(语苑三十8-65-5)

例(9)是一个紧缩复句，行为部分和目的部分结合得非常紧密。与此同时，从《语苑三十》开始，“卜通”所属的正句——目的部分和偏句——行为部分也出现松散的组合，这为“卜通”发展为动力情态动词创造了条件。例如：

(10)写血书志愿要做兵出阵。尚亦国民大家勇跃寄附、有个寄附几若万元要做国防的经费。尚亦要可慰劳出军的将士。(写血书志愿以便当兵出征。或者民众踊跃捐献，有的捐献了好几万元以便做国防的经费。或者以便/要准备慰劳出征的将士。)(语苑三十8-13-8)

到了现代闽南语故事集语料库，“卜通”句中正句和偏句松散组合的情况更加多见。例如：

(11)安呢若有影，我卜来共看觅咧安呢，卜通共阮老母讲。(如果这样是真的，我要去看看，以便/要准备跟我妈妈说。)(台南县闽南语故事集五166.17)

(12)叫我落去坐，卜通载我过……(叫我下去坐，以便/要准备载我过去……)(台南县民间文学集10 42.2)

这种松散的组合，使得“卜通”的语义发生了变化。尽管“卜通”在句中依然可以充当目的标记，但由于它所在的正句和偏句之间有语音停顿，让正句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使“卜通”中“卜”的本义——意愿义和“通”的潜在义——即将进行的未然义有可能被激活。如果着眼于前后句的关系，“卜通”凸显的是其目的标记义；如果不着眼于前后句的关系，而是着眼于正句本身，这时“卜通”的目的标记义变得模糊起来，“卜通”内部的语义发生重新的分配，“卜”凸显的是动作行为者的意愿，其本义随之便浮出水面，而“通”凸显的则是其潜在义，“卜通”表达的是“要准备”。语义发生了重新分配以后，该组合实现了由松散的同义组合走向紧密的异义组合，这时变为一个表动力情态的情态动词了。因此，例(10)至(12)中的“卜通”实际上有两解，除了表“以便”之义以外，还可以表“要准备”之义。“要准备”成为了“卜通”的另一个义项，进而使它可以单独出现于句中：

(13)henn3，啊我拾着后生啊，卜通拜拜啊，卜通拜祖公啊……(是啊，我生了一个儿子，要准备拜拜，要准备拜祖先……)(台南县民间文学集10 140.01-02)

(14)我爱睏甲喽，卜通入内去房咧睏喽。(我困死了，要准备回卧室去睡了。)

例(13)(14)类句子的出现，宣告“卜通”已经发展出动力情态义。这类句子中的“卜通”往往是用来表达说者自己的意愿。其实，这类用法在惠安方言里已经用得十分普遍。

(三)“卜通”由表动力情态到表知识情态

当“卜通”用来表达别人的意愿，如果只是纯属说者的判断，它的意义就演化为知识情态了。这只见于现代闽南方言。例如：

(15)人阮的孙仔要紧卜通娶亲啊。(我的侄孙当务之急是要准备娶亲啊。)(台南县民间文学集10 182.04-05)

(16)伊咧牵车，伊稳当卜通倒去喽。(他在拿车，他肯定要准备回家了。)

这类句子常常伴有表明说话者观点的词语，如例(16)里的“卜通”前可以出现“稳当(肯定)”之类评判词语。

“卜通”无论表道义情态还是表目的标记，“卜”与“通”的组合是松散的，离开了其中的一方，表义都没有改变。但是当它发展为表动力情态乃至知识情态时，“卜”和“通”的结合十分紧密，“通”的依附性很强，它不能离开“卜”而存在。当然，“卜”可以离开“通”而单用，不过无论表动力情态还是表知识情态，“卜”和“卜通”都是有区别的，即“要”和“要准备”的差别。

三、“不通”结构的语义演变

如果说“卜通”是因为语用需要而产生的，那么“不通”则完全是应语义表达之需而产生的。一开始，“不通”是一个情态结构，是否定词“不”和道义情态助动词“通”的简单组合，表达的是道义情态，且其道义情态呈现出这样的发展倾向：强道义情态>弱道义情态。与此同时，其道义情态又向其他情态不断演化，并随着其语义的演化而被词汇化。具体而言，是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演化，从而发展出两条语义演变路径：(1)道义情态>中性情态>主语指向情态；(2)道义情态>知识情态。

(一) 道义情态>中性情态>主语指向情态

1.“不通”表道义情态。在明清戏文里，“不通”所表达的意义最为常见的是道义情态。早在嘉靖刊戏文里，“通”已经频频用来表许可，表道义情态了。“不”和“通”最初组合为“不通”便是为了从否定的角度来发出某种指令，意为“不能”或“不要”。它们大都用于祈使句里，表示警戒或劝阻别人：

(17)不通乞哑公、哑妈知。(不能让哑公、哑妈知道。)(嘉靖刊·荔镜记15.120)

(18)共人好，不通好到尽。(跟人家好，不能好到极点。)(嘉靖刊·荔镜记33.51)

(19)恁孜娘人不通入去。(你们女人家不能进去。)(嘉靖刊·荔镜记45.170)

(20)林厝人不通做厶。(不能娶姓林人家做老婆。)(顺治刊·荔枝记5.283)

(21)壁边狗子不通欺。(不能欺负墙边的小狗。)(万历刊·金花女366.7)

“不通”表劝阻的比较多，这5个例子就有4个是这类的，只有例(18)里的“不通”表警戒。如果是劝阻听者做某事，一般情况下是不出现主语的，如例(17)；但如果是强调什么样的人，就必须要出现，如例(19)的主语是特指女人家的身份，因而主语出现了。指人的主语有时可能是受事，如例(20)里的“林厝人”是“做厶(做老婆)”的对象。这类句子的主语也可以是指物的受事，如例(21)的“壁边狗子”，是“欺”的对象。“不通”表警戒时，说话者警戒的对象往往是泛指一般人，所以主语也可以不出现，如例(18)。

当然，也有用“不通”来劝阻自己的：

(22)在我心内不通呾。(在我的心里头不能说。)(万历刊·荔枝记19.106)

“不通”有时则用于虚拟句里：

(23)村人不通做人，都不通卖乞伊做奴。(村人即使是不能做人，也不能卖给他去做奴隶。)(嘉靖刊·荔镜记14.44、45)

(24)正是无人通呾，有人不通呾。(正是没有人的时候可以讲，有人的时候不能讲。)(顺治刊·荔枝记23.028-029)

在例(17)至(24)这些例子里，说话者都是直接表达一种指令。在明清戏文里，我们也见到了少数说话者间接表达一种指令的例子：

(25)人叫：礼聘不通送来送去。(人家说：聘礼不能送过来又送回去。)(嘉靖刊·荔镜记14.113)

(26)【争】亚妈……骂叫:不通。(亚妈……骂说：不能。)(顺治刊·荔枝记 9.617)

间接表达指令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依靠传统的观念来指派命令，如例(25)，说话者不好直接指派命令，而是借人家的口宣扬传统的观念，并以此为据来表达自己的指令，以示这种指令的理据性所在；另一种是间接引用某人的指令，如例(26)，说话者间接引用“亚妈”的指令。

此外，“不通”还可以单说，且句未都不出现语气词。从明代嘉靖刊《荔镜记》就开始出现零星单说的例子，到了光绪刊《荔枝记》已经比较常见了。

在现代的闽南方言里，“不通”表道义情态的情况与明清戏文大体是一致的，也是用于祈使句的多，用于虚拟句的少，且“不通”单说的例子更是频频出现。不过，有一点较大不同的是，明清戏文不管是“不通”单说还是不单说，后者都没有使用句未语气词，如上述的例子。而作为现代闽南方言的一个组成部分——台湾闽南方言却常常会出现句未语气词。其“不通”不单说时使用句末语气词的情况如下(台湾闽南语故事集都把“不通”写为“毋通”)：

(27)毋通传出去哦。(不能传出去喔。)(新社乡闽南语故事集二170.13)

(28)你毋通卖呼！(你不要卖噢！)(沙鹿镇闽南语故事集66.2)

(29)你毋通去看着花就卜贪啦。(你不能一看到花就想贪呀。)(云林县闽南语故事集一132.3)

(30)你不通害死我啊。(你不能害死我呀。)(清水镇闽南语故事集三68.3)

其“不通”单说时使用句末语气词的情况如下：

(31)毋通哦。(不能啊。)(大甲镇闽南语故事集二36.19)

(32)毋通啦！敢好？(不要啦！好不好？)(沙鹿镇闽南语故事集66.2)

(33)毋通呼！(不能噢！)(台南县闽南语故事集四72.8)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不管是“不通”不单说还是单说，句未语气词主要有“啦”“哦”“呼”三个。“不通”单说时，三个语气词的使用频率以“啦”为最；不单说时，这三个语气词都是比较常见的，此外还有其他语气词，如“啊”，甚至句末语气词还可以连用，如“啦呼”等，连用时就是两个语气词意义的叠加了。“哦”发音时往往拉长，以强调说者对事态的重视，说者用了该语气词意在申明不是要把某种意志强加给听者，而是要让听者明白于情于理、的的确确是不能如此作为的。相比“哦”，“啦”发音比较短促，可以是提高嗓门后就嘎然而止，也可以是和着前面的音节顺势收尾。前者劝阻的语气大些，后者劝阻的语气小些。说话者劝阻的语气虽然有所不同，但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要与对方拉近距离，意在告诉对方，平心而论，的确是不该如此作为的，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旨在给对方一个台阶下，也希望对方能接受自己的意见。“呼”是说者下完命令后用来试探对方的反应或态度的语气词。也就是说，说者要让听者明白自己是在乎他的感受的，而不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的，进而起到软化对方的作用。“啊”表示说者在劝阻的同时有求助的意味。因此，尽管这几个语气词表达的意义有所区别，但是实际上都包含着商量的口吻。可见，说者给听者下达的指令强度就比不带句未语气词的大为减弱了。所以，这里的“不通”所表达的道义情态是一种弱化的道义情态。

其实，这种弱化的道义情态不仅仅是通过句未语气词来显现，有的还可以通过“不通”前带一些表不确定性义的修饰语来体现：

(34)啊其他的你拢毋通。(其他的你可能就不能了。)(云林县闽南语故事集三94.16)

(35)敢毋通哦！(恐怕不能啊！)云林县闽南语故事集三134.2)

例(34)中的“毋通”前受“拢(可能)”修饰，其所表达的道义情态因此而受到了削弱；例(35)中的“毋通”前受“敢(恐怕)”修饰，后又带语气词“哦”，其所表达的道义情态更是大大地弱化了。

2.“不通”表中性情态。早在嘉靖刊戏文里，“不通”的用例并不少见，它们一概表道义情态，可以说其道义情态义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到了万历刊《荔枝记》，“不通”发展出中性情态，表示不能执行某种行为，是由于某种外部条件尚不具备。例如：

(36)小女眠起身上不自在，不曾梳妆，仓卒不通出来相见。(小女起床身上不舒服，还没有梳妆打扮，仓促了，不能出来相见。)(万历刊·荔枝记35.035-036)

(37)【旦】障好，恁厝查某仔因乜不嫁乞伊? 【丑】苦哑，伊句嫌阮村人，不，阮就去嫁乞伊。【旦】不通做某，不，通做奴婢。(【旦】这么好，您的女儿为什么不嫁给他？【丑】命苦啊，他可是嫌弃我们村里人，要不，我们就去嫁给他了。【旦】不能做老婆，要不，可以做奴婢。)(道光刊·荔枝记10.023-024)

例(36)中，说者向听者阐明“小女眠起身上不自在，不曾梳妆”，还没有具备“出来相见”的条件，因此不能出来相见。例(37)中，“丑”的女儿因为是村里人，不具备嫁给“伊”的条件。据笔者研究，在万历刊《荔枝记》里，“通”还没有发展出中性情态[2]80。可见，例(36)(37)之类句子中的“不通”所表达的中性情态是在表道义情态的情态结构“不通”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而已经不是否定词“不”对情态助动词“通”所表达的中性情态的简单否定，即不是“不”和“通”语义的简单相加。此时，“不”与“通”的结合已经密不可分了。

相比之下，“无通”用于表中性情态的时间比“不通”更早，早在嘉靖刊已经出现[3]47。自从“不通”的中性情态用法出现，便与“无通”存在着同义竞争。顺治刊以后至清末光绪刊戏文，“不通”的这种用法一直占上风，但是到了现代闽南方言里则是“无通”的同义用法占上风，最终取代了同义的“不通”。

3.“不通”表主语指向情态。“不通”发展出中性情态后又得到继续的演化。到了顺治刊戏文，“不通”开始表“不愿意”，即表主语指向情态。只是这方面的用例十分少见，仅在顺治刊、道光刊和光绪刊的《荔枝记》里各见到一例。例如：

(38)见不共阮哑娘说，小妹冥昏早起，捧烧捧冷,伏事你，都不通共阮呾一声。(既然(你)不跟我哑娘说，小妹我早晚端热的捧冷的，侍奉你，(你)都不愿意来跟我说一声。)(顺治刊·荔枝记14.09-093)

从因外部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施行某种行为发展到不愿意施行某种行为，是有一定的理据性的。其实，外部条件就包含着传统的行为准则，例(36)里的“不通”就显示出因为不符合传统的行为准则而不能施行“相见”这一行为，其中的“不能”潜意识里也隐含着“不愿意”。由于例(36)凸显的是外部条件制约，因而句中的“不通”凸显的是不具备条件。当外部条件制约消除了，“不通”所潜藏的“不愿意”就显现出来了，于是开始出现例(38)的用例。

跟“不通”同时期出现主语指向情态同义用法的“无通”，发展势头强于“不通”(4)“无通”的主语指向情态用法也是出现顺治刊，具体情况见陈曼君《闽南语“(NP+通+VP”中“通”的语义演变》，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2期。。“不通”的主语指向情态用法问世以后一直与“无通”存在着同义竞争，这种竞争一直延续到清末，但最终它还是淹没在现代闽南方言里，被“无通”取而代之。

(二)道义情态>知识情态

在明清戏文里，道光刊戏文开始出现“不通”表知识情态的例子。“不通”所表达的知识情态都是由其道义情态发展而来的。它的这种用法一直沿袭下来。例如：

(39)阮吩付即，老的，你一只猪哥有共我顾，不通三更半暝走出来不见。(我吩咐一下，老头子，那头公猪你得帮我看管，可别三更半夜跑出来跑丢了。)(道光刊·荔枝记4.013)

(40)阮老母倒来会骂我毋通。(我妈妈回来会骂我不能这样。)(台南县闽南语故事集四136.14)

例(39)(40)里的“不通”表示的意义相当于“别”。在例(39)(40)里，说者并不是传达“阮”“阮老母”的某种指令，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对未然事件分别做出的一种估测。在例(39)里，说者估测“猪哥”没有看管好，就可能跑出来跑丢了。在例(40)里，说者估测“阮老母”可能会传出这样一种指令。可见，这两个例子里的“不通”已经发展为表知识情态了。实际上，这类句子在现代闽南方言的口语里已经十分常见了。需要指出的是，“通”由道义情态发展而来的知识情态也始见于道光刊戏文，并一直沿用至今。而“无通”直到现代闽南方言都还没有发展出这一用法。

在现代闽南方言里，“不通”除了可以估测未然事件外，还可以估测已然事件：

(41)已经咧上课喽，伊毋通煞无入去上噢。(已经在上课了，他可别没去上喔。)

这两个例子里的“不通”看似表一种指令，实则表达的是说者对命题的真实性所做出的一种判断，一种把握性较小的推断。说者不期望“伊无入去上”“阮阿姊无来”这两个命题是真，更期望出现的结果是“伊入去上”“阮阿姊来”，因此句中常常带副词“煞”来表示(5)关于“煞”可以参看陈曼君《泉州话“煞”字词性功能》，语文研究，2002年第1期。。在说者看来，尽管“伊无入去上”“阮阿姊无来”这两个命题不大可能为真，但也不是不可能为真的。

四、结 语

本研究通过历史文献和现实方言的考察，全面揭示闽南方言来自于“(NP)+neg/affm +(得)+通+VP”等构式的“卜通”和“不通”结构的语义演变历程及其所具有的理论价值。明清以来“卜通”“不通”在各个时期的语义分布可概括为表2。

表2 明清以来“卜通”“不通”在各个时期的语义分布(6)“卜”“不”分别代表“卜通”“不通”；“台湾：语”“台湾：故”“惠安”分别代表“台湾《语苑》”“台湾闽南语故事集”“惠安方言”；“目的和中性两可”指目的标记和中性情态两可；嘉靖、明刊、顺治、乾隆、道光、光绪分别代表文中提到的各个时代的戏文。

通过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卜通”和“不通”，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 “卜”“不”对各个时期的情态动词“通”所分别进行的肯定和否定。考察发现，“卜通”和“不通”在各个时期的表义情况同“通”在这些不同时期单用时的表义情况有显著的差异。就“不通”和“通”两者的语义演变相比，有的情态如中性情态是“不通”先于“通”发展起来的，有的情态如来源于道义情态的知识情态是“不通”与“通”同时发展起来的，有的情态如表意愿的主语指向情态只发展于“不通”这一组合，不见于“通”。而“卜通”语义的衍生和发展与“通”的差别也是明显的，它或者晚于“通”，或者为“通”所不见。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卜通”和“不通”后来如何发展，起初它们的表义都或是与“通”密切相关，或是以“通”为基础。

2.“卜”和“不”虽然是一对反义词，然而它们与“通”结合的出发点不同。“卜”和“通”的组合出于语用等方面的需要，“不”和“通”的组合出于表义的需要。刚开始，“卜”“通”是道义情态和道义情态的同义组合，既有强调之需要，也有同义竞争之意味；“不通”则是“不”对道义情态助动词“通”的否定。“卜通”“不通”出现时都是一个松散的组合。此后，“不通”的道义情态由强趋弱，与此同时其语义又从道义情态发展为中性情态，结构也从松散变为紧凑。“不通”的语义演变不像“无通”那样曲折，无论其语义如何演变，都始终是处于非现实的范畴。相比之下，“卜通”的组合比较曲折，早在明代就已出现，不过只是昙花一现，后来再度组合在一起已经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了。这时，它依然是一个松散的结构，之后随着其语义的演变而成为一个凝固的整体并得到继续的发展。

3.“卜通”“不通”的语义发展是不平衡的。“卜通”结构虽然在明万历年间就出现，但并没有传播开来，随即便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待到其重新出现已是现代的事情了。这时，它才传播开来，并得到不断的发展。具体而言，它的语义经历了这样的演变：目的标记>主语指向情态>知识情态。“卜通”的这三种用法到了现代闽南方言里都十分常见。

“不通”结构早在嘉靖刊戏文已经颇为常见了，由于其使用频率高且得到不断的发展，因此不仅其道义情态内部经历了由强向弱的演化，更为重要的是它的道义情态不断向其他情态演变，具体经历了两条演变轨迹：(1)道义情态>中性情态>主语指向情态；(2)道义情态>知识情态。“不通”的道义情态由强趋弱的演化历程是到了现代闽南方言才实现的。然而，其上述两条演变轨迹则是在明清的戏文里实现的，只是到了现代闽南方言，其在明清戏文里发展出来的中性情态和主语指向情态都已消失殆尽，被使用频率更高的“无通”所表达的这两种情态完全取代了。

4.“卜通”“不通”的语义演变除了具有人类语言情态义演变的共性外，更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

关于情态义的演变，大家(Palmer[7]；Bybee等[8]；Heine，Kuteva[21]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主语指向情态义>中性情态义>道义情态义>知识情态义。当然，有时会跳过中间的演变环节，比如主语指向情态义直接向道义情态义演变，或者是主语指向情态义直接向知识情态义演变。在演变过程中，还会出现两种情态义并存的现象。总体的发展倾向是：非知识情态义>知识情态义。关于能性情态内部之间的衍生关系，语言学界(如Bybee等[8]240；Van der Auwera，Plungian[22]；范晓蕾[23]等)得出的结论相当一致：主语指向情态>中性情态>知识情态；中性情态>道义情态。同时，Sweetster[24]、Palmer[25]98-99等人认为，道义情态(许可)和知识情态(可能)之间有衍生关系。不过，范晓蕾[26]基于汉语方言的事实认为汉语缺失“许可—认识可能”的语义关联。但我们不但可以在“有通”“无通”中看到这样的语义关联，而且也可以在“不通”中看到这样的语义关联。这是符合人类语言情态义演变共性的。此外，“卜通”的部分语义演变也是符合“非知识情态义>知识情态义”这一人类语言演变共性。

然而闽南方言“不通”也有着人类许多语言反向的语义演变路径：道义情态>中性情态>主语指向情态。这和闽南方言“通”及汉语同义助动词的语义演变路径[2]76-78有极为一致的地方，体现了汉语的类型学特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闽南方言既可以体现出情态助动词“通”所指的情态义向目的标记的演化(7)具体见陈曼君《15世纪以来闽南方言助动词“ 通”的语法化》，东南学术，2019年第2期。，也可以是体现出“卜通”所指的目的标记向情态义的演化。这两种演化无论是哪一种演化都是世界上许多语言里未曾见的，而闽南方言所发生的“情态义↔目的标记”这一双向的语义演变更为世界语言树立一个新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