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慧君 杨鑫妮

(河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0 引言

自从海兰德(Hyland，2005)提出元话语的人际模式，将元话语分为引导式和互动式两类，互动式元话语开始走进学界研究视野。“互动式元话语”指表明作者对命题内容的态度和评价，将读者纳入语篇构建过程并与之形成互动的一种语言手段，包括模糊语、增强语、态度标记语、自称语和介入语(Hyland，2005：52-53)。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互动式元话语的研究已由单一的学术语篇扩展到商务信函、新闻广告、政治语篇等(黄勤 等，2012；张梦云，2017；陈新仁，2020)，但缺乏对外交话语这一特殊语体的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作为外交语言的重要展示平台，在新媒体的推动下日益成为国内外民众获取外交信息、明确中国立场的主要窗口。由此，对其语言特点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话语实践意义和社会意义。然而，目前国内学者中只有张滢(2019a/2019b)对例行记者会中的互动式元话语进行了研究。她对其中出现的各类互动式元话语进行了频率统计和原因分析，并对比探讨了中美例行记者会上互动式元话语使用的异同，但未对此话语现象进行理论阐释，挖掘其深层动因。笔者认为维索尔伦(Verschueren，1999)的顺应论为例行记者会中互动式元话语的使用提供了语用理据。顺应论认为语言使用是说话人基于语言内部和外部因素，在不同意识程度下不断做出语言选择的过程(Verschueren，1999：55-56)。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的互动式元话语可视为发言人试图通过话语构建与受众的互动关系，引导其理解并赞同话语内容的元语用意识在语言层面的凸显，是发言人在这种意识作用下对特定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动态顺应的结果。

新冠疫情是当前最具关注度和社会影响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也是当下最热的外交话题。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中就新冠疫情答记者问时都非常谨慎，常使用互动式元话语与受众互动，引导其正确理解话语，避免外媒恶意曲解，从而增进世界与中国的互通互信。本文从外交部官网上选取66场有关新冠疫情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为语料(时间跨度为1月20日至4月30日，共计约16万字)，并根据海兰德对互动式元话语的定义与分类，结合具体语境采取人工检索的方法，提取互动式元话语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大量的语料阅读和整理，本文以顺应论为解释框架，辅以典型案例分析，试从语境顺应的视角对例行记者会中的互动式元话语进行语用解读，揭示该语言选择背后的理据和动因，以期丰富元话语和外交话语的研究。

1 理论基础及解释框架

海兰德对互动式元话语的定义与分类是本文的理论基础，新冠疫情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互动式元话语的划定与标记以此为标准。顺应论为这一话语现象提供语用理据，是本文的解释框架。

1.1 互动式元话语的定义与分类

元话语是关于话语的话语，指语篇中不承载命题信息，用于组织语篇、表达作者对语篇信息的态度、引导作者和读者互动的语言资源(Williams，1981；Hyland，2005；辛志英 等，2010；王强，2018)。目前，学界对元话语的研究可大致分为狭义、广义、人际性和反身性四种模式，其中人际模式的应用最为广泛(冉志晗 等，2015：38)。“互动式元话语”正是源于海兰德提出的元话语人际模式。该模式认为元话语兼具语篇组织功能和人际互动功能，并据此将元话语分为引导式(interactive)和互动式(interactional)两类。引导式元话语指作者基于读者需求组织构建语篇、引导读者理解语篇的方式；互动式元话语表明作者对命题信息和读者的态度、将读者引入语篇从而实现作者与读者的互动(Hyland，2005：49)。相较于引导式元话语，互动式元话语更具人际性，不仅表明作者对命题和读者的态度，更反映作者如何理解并引导读者，使之加入语篇建构中，让他们在特定语境中按作者期望理解话语，接受作者观点(姜峰 等，2020：24)。这与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表达国家立场、试图劝说受众认同其观点的目的高度吻合。在海兰德的分类框架中，互动式元话语包括表示模棱两可的模糊语、表示语气肯定的增强语、表示个人情感的态度标记语、指称作者自己的自称语、明确提及读者的介入语。详见表1。

表1 互动式元话语的类别及功能(Hyland，2005)

1.2 顺应论

维索尔伦的顺应论是一个极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语用理论，揭示了复杂的语言使用过程并为语用学研究提供了综观视角。维索尔伦认为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基于言内和言外因素，在不同意识程度下不断做出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选择是基于语言的三种属性，即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变异性指语言本身限定了多种选择的可能范围；商讨性指语言选择是高度机动灵活的；顺应性使语言使用者从众多可能的选项中做出协商性的语言选择以满足交际需要(Verschueren，1999：55-61；叶慧君，2018：27)。

此外，维索尔伦提出了四个研究视角用于任何语用现象的描写与解释，分别是顺应的语境相关因素、顺应的结构客体、顺应的动态性及顺应过程的意识凸显。语境因素和结构客体的相互关系是顺应现象的发生场所和主要内容，反映语言使用者顺应交际和语言语境选择特定的语言结构生成或解释话语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在不断激活的动态生成的语境中循环往复，体现顺应的动态性。语境和结构的动态顺应在语言使用者的心理上表现出或高或低的意识凸显，即说话人对自身语言使用具有不同程度的自反意识或反思意识(Verschueren，1995，2010；Culpeper et al.，2014)，这种意识在语言层面的凸显即为“元话语”。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涉及顺应的语境相关因素、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的意识凸显三个维度，且顺应的动态性和意识凸显性体现在语境顺应的过程中，本文重点从语境顺应的研究视角对例行记者会中的互动式元话语现象做出解释。下面介绍语境相关因素的顺应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语境相关因素的顺应框架(Verschueren，1999：76)

维索尔伦将语境分为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交际语境包括指称时间和空间的物理世界，与交际关系、社交原则等有关的社交世界，涉及交际者心理状态的心理世界。语言语境指对语言选择产生影响的语篇因素，涉及篇内衔接、互文性和话语序列等。发话人和受话人基于双方共有的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做出各自的语言选择生成或解释话语。例行记者会中的互动式元话语正是发言人顺应自身和受众所处的物理、社交和心理世界及语篇创设的语言语境做出的语言选择，而媒体受众在发言人通过互动式元话语激活的特定语境中选择特定语言形式来理解话语。

因此，本文立足于语境相关因素的顺应框架，分析发言人如何在元语用意识作用下对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进行动态顺应，从而选择互动式元话语完成交际的过程。

2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互动式元话语的顺应性分析

元话语是说话人在元语用意识的驱使下做出的策略性语言选择(姜晖，2011，2020)。同时，“我们在交际中所做出的词汇语法选择是语境触发的结果。这些选择构建了语境，语境也制约了选择。”(杨信彰，2007：2)这体现了语言结构与语境的相互顺应。因此，互动式元话语是发言人基于一定的元语用意识对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动态顺应做出的语言选择。

2.1 对交际语境的动态顺应

2.1.1 对物理世界的顺应

根据维索尔伦的顺应论，交际语境包括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物理世界是时间和空间的指称。说话人通过提及交际双方共知的物理语境，使对方理解其谈及物理语境的意图，体现了交际的“交互实质”，也突出了说话人对交际事件的时空、情境因素等的反思意识(陈新仁，2020：3-6)。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发言人通过自称语、介入语等互动式元话语顺应交际的物理世界，提示交际情境、表明态度并引导受众理解其语用意图。如例(1)所示：

例(1) (语境：澳大利亚政府提议对病毒来源进行独立调查，《澳大利亚人报》记者就此提议询问中方意见。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已在记者会上明确表明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政客不应对此评头论足，更不应借此进行政治操弄。现该记者对此问题继续提问)

《澳大利亚人报》记者：我们昨天也讨论了调查的问题。别再纠缠这一提议有什么不妥了。可否告诉我，中国可以认同何种形式的调查？具体是什么样的？谁来调查？

耿爽：咱俩昨天进行了充分交流，讨论了很长时间，我想中方立场应该很清楚了，我这里没有需要进一步补充的。

追问：不是针对澳方的提议。中方会不会对某种形式的调查感兴趣，以便国际社会可以更好地从疫情中学习？

耿爽：我能告诉你的是，国际社会应该团结合作，共同早日战胜疫情。至于你提到的inquiry的问题，我昨天已经充分阐述了中方立场。(1)选自2020年4月29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http:∥infogate.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774733.shtml

发言人通过介入语“咱俩”“至于你提到的问题”将记者引入语篇构建中，在互动中向其表明观点态度和语用意图。此外，发言人多次使用“我想”“我这里”“我昨天已经……”等自称语将交际时空拉回前一天的记者会，提示交际情境，说明前一天的记者会已对此问题明确表态，暗示记者此时一再追问没有意义，因为中方对病毒溯源独立调查持否定看法的态度没有改变。以上自称语表明发言人试图结束话题，将宝贵的记者会时间留给其他问题的态度和意图，体现出发言人对所处物理语境的反思意识。发言人在这种元语用意识的作用下使用上述互动式元话语，使记者意识到并顺应所处的物理语境不再继续提问，从而达成交际目的。

2.1.2 对社交世界的顺应

社交世界指交际的社会因素，包括社交情境、社交原则、交际者的身份地位、种族文化等(Verschueren，1999：91-94；何自然 等，2010：293)。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交际活动，其语言选择必然受到社交语境的制约。新冠疫情虽是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但被放到外交语境中，常常会与其他政治问题发生关联。面对此类“将病毒政治化”的尖锐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既要明示中方立场，又要遵循礼貌原则等社交原则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交际氛围。在此社交语境下，模糊语、增强语等互动式元话语是实现发言人交际意图的有效手段。如例(2)：

例(2) 路透社记者：一、台湾地区向美等国家捐赠了1000万口罩，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二、有些中国的超市、健身房、酒吧、酒店、SPA以防疫为理由拒绝接待外国人，有评论认为这是针对中国国民在海外被妖魔化的报复行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大陆刚刚发生疫情的时候，台湾当局发公告不允许口罩出口。目前美国国内疫情形势十分严峻，中国一些地方省市和企业纷纷向美国人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果台湾地区有能力愿意提供帮助的话，乐见其成。但我想提醒一点，如果岛内个别人想借疫情搞什么政治操弄，可能他们就得自省自重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没有听说你提到的这些情况。前一段时间，中国刚刚发生疫情时，由于西方个别政客妖魔化、污名化中国的错误言论，一些中国公民和亚裔在其他国家遭到了一些非常不公正、歧视性的待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坚决反对，也不允许专门针对任何外国群体的歧视性行为。(2)选自2020年4月1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http:∥infogate.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764789.shtml

发言人华春莹使用模糊语“一些”“个别”对台湾地区的亲美派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借疫情对中国污名化的西方政客的身份进行模糊化处理。一方面，这种隐性提及的方式让他们介入参与到语篇互动中，在发言人构建的语境下理解话语；另一方面，模糊语的使用旨在为他们在媒体大众前留有余地，防止双方交际关系尴尬僵化。这是发言人顺应例行记者会这一官方正式的社交情境、交际者的身份和面子以及礼貌原则这一社交原则做出的语言选择，体现其调控自身语言符合社交世界的元语用意识。此外，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主要目的在于明确传达中方观点。发言人正是基于对该社交情境和社交目的的认知，使用态度标记语“我们反对”“不允许”明确中国立场，并通过增强语“坚决”和“任何”加强对话语内容的确定性。但同时使用模糊语“可能”弱化发言人对台湾当局的警告语气，缓和紧张的交际氛围，维护对方面子，表现中国有礼有节的外交风范。由此可见，发言人有意识地顺应社交世界选择模糊语和增强语这两类功能意义互补的互动式元话语使话语有的放矢，实现不同的交际目的。而发言人的这种对社交语境的顺应意识通过模糊语和增强语等互动式元话语在语言层面得以凸显。

2.1.3 对心理世界的顺应

心理世界涉及认知和情感因素，具体指交际双方的个性、情感、信仰、希望、动机等心理状态(Verschueren，1999：88-90)。交际活动不仅交换信息、商品或服务, 而且涉及交际参与者的性格、态度和观点(杨信彰，2007：1)。说话人只有充分考虑到听话人的需求及其认知心理，才能以听话人接受的方式有效传递话语意义，实现交际目的。正如海兰德所说，一个完成了的语篇是读者某种意识的产物(Hyland，2017：20)。例行记者会中的介入语等互动式元话语正是发言人“读者意识”的体现，也是发言人在该意识的作用下顺应受众心理世界进行语言选择的结果。如例(3)所示：

例(3)彭博社记者：今天有报道称，美国三名情报官员称中方隐瞒疫情规模，瞒报确诊总数和死亡人数，两名美方官员还表示中国的数据是不真实的。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你是彭博社的记者，你肯定很清楚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媒体对于美国政府应对本国疫情的看法。我相信你在向我提问的时候，心里是有答案的。你只是希望到我这里来再印证一下。

我注意到你提到的报道……

疫情最早到底出现在哪里？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注意到……

(对提问的彭博社记者)我注意到我刚才讲的时候，你在频频地点头，所以我想我们在这方面应该是有共识的。我希望你们……(3)选自2020年4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http:∥infogate.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765268.shtml

发言人在答记者问开头多次使用介入语“你”，明确提及听话人(即彭博社记者)，并对记者提问进行了评价和解读。这种方式不仅构建了与听话人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发言人在互动过程中引导听话人理解并接受发言人的观点，而且使其感到自己及所提问题被关注和认真对待，由此在心理上更容易对发言人及其话语内容产生认同感。这体现了发言人强烈的受众互动意识及顺应听话人心理世界的元语用意识。然后，发言人通过介入语“大家都知道”“你”和将受众包括在内的自称语“我们”，建立与受众的互动关系，扩大与受众的共知范围，拉近与受众的心理距离，从而使听话人在认知和情感上向发言人靠拢，按发言人所期望的方式理解话语并赞同其观点。发言人选择上述互动式元话语实现其交际目的的过程就是对受众认知心理的顺应过程。因此，介入语等互动式元话语是发言人基于一定的受众意识和交际目的顺应受众心理世界做出的语言选择。同时互动式元话语激活新的交际语境，如介入语“大家都知道”激发的共知语境。听话人基于此按发言人所期待的那样理解话语，实际上，这是听话人对发言人心理世界的顺应，由此体现顺应的动态性。

2.2 对语言语境的动态顺应

语言语境是影响话语产生和理解的语篇因素，包括篇内衔接、互文性和线性序列等。鉴于后两者主要涉及引导式元话语，本文在此不作讨论。篇内衔接，即利用连词、前指、自指、例释、逻辑关系、重复、替代等方式实现语篇语义相关(Verschueren，1999：105)。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常用自称语、态度标记语等互动式元话语构建语篇的逻辑语义关系，实现语篇连贯，从而使受众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最大程度地理解话语内容及意图。发言人对互动式元话语的选择体现其对语言语境的动态顺应。请看下例：

例(4)记者：鉴于过去24个小时公布的疫情最新信息，中方是否会在机场及其他出境场所采取更多检查措施，以减少疫情扩散风险？你说中方对出入武汉的人员加强管控，中方对准备去武汉过春节的人有什么建议？

耿爽：这些问题你更应该向中方主管部门和有关地方政府询问。

我这里能告诉你的是，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中方制定了严密的防控方案，作了全面部署，我们将坚决遏制疫情蔓延的势头。(4)选自2020年1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http:∥infogate.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734605.shtml

例(5) 记者：中国是否在同有关国家协商不要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限制？对于限制中国公民入境的国家，中方是否感到失望？

华春莹：……绝大多数国家听取世卫组织建议，采取了合理的防疫措施，我们对此表示理解。

但令人遗憾的是，恰恰是美国等一些防疫能力强大、防疫设施先进的发达国家率先采取了过度的限制措施，这与世卫组织的建议相违背。(5)选自2020年2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http:∥infogate.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739521.shtml

互动式元话语将已知语境与即将被激活的未知语境关联起来，实现语境的过渡。受众在过渡的认知语境中构建起上下文的联系。如例(4)中的自称语“我能告诉你的是”建立了发言人将就记者所问提供新信息的过渡语境，提示信息状态，降低受众信息处理的难度，使其理清上下文的逻辑语义关系并引起对元话语后的未知信息的注意；例(5)中发言人由对绝大多数国家为抗疫采取合理限制措施的理解转向对美国有意针对中国采取过度限制措施表示遗憾。态度标记语“令人遗憾的是”出现在语篇话题转折处，实现了语境、信息和情感的过渡。听话人根据说话人明示的信息推断其话语含义和交际意图。而互动式元话语构建起说话人所期待的听话人推理框架，使听话人得出符合说话人意图的话语结论(李佐文 等，2004：58)。如例(4)，对比上文发言人明确拒绝答记者问，自称语“我能告诉你的是”让听众推断出下文可能是与问题答案相关的关键信息。因此受众会格外注意后文内容，由此进入发言人为其设定的语境去理解话语。而例(5)中的态度标记语“令人遗憾的是”激活发言人转移话题对象、表明态度立场的当前语境，引导听众通过前后语境的对比推断出符合发言人意图的话语结论，即中方理解并接受其他国家对中国正当合理的入境限制，但对美国针对中国的过度限制措施感到遗憾。该态度标记语在实现语篇连贯和传达中国态度的同时，也满足了媒体受众对信息的期待。因此，上述互动式元话语的使用不仅突出了发言人对语言语境的动态顺应，更体现了发言人明示信息状态以此降低听话人处理信息的难度并同时满足读者信息期待的读者意识、以及通过语言有意引导受众理解的元语用意识。

综上所述，互动式元话语是外交部发言人在不同元语用意识调控下顺应动态生成的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的结果。语境与元话语的相互制约反映了顺应的动态过程，发言人的元语用意识也在此过程中凸显。一方面，元话语将话语的基本信息同使用话语的环境联系起来，构建起符合发话人意图的语境；另一方面，元话语体现交际者所处的物理、社交、心理世界等交际语境和上下文构成的语言语境(李佐文，2001：44-49)。外交部发言人顺应特定语境选择特定功能的互动式元话语实现特定交际目的，同时互动式元话语激活新的语境，使受众顺应此语境按发言人的意愿理解话语，由此体现语境顺应的动态性。上述语言选择都是发言人在自身话语是否符合交际目的、受众认知、语境等的元语用意识作用下完成的，这突出了互动式元话语是元语用意识的语言表征的实质。

3 结语

新冠疫情是当前最具全球关注度和社会影响的时事热点，也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高频出现的外交话题。外交部发言人在就新冠疫情答记者问时常使用模糊语、增强语、自称语、介入语等互动式元话语构建与受众的互动关系，引导受众按发言人意图理解话语，以此实现有效传达外交信息和中方立场的交际目的。从顺应论的视角看，这一话语现象的本质和动因是外交部发言人基于不同的元语用意识对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动态顺应的结果。具体而言，互动式元话语是元语用意识的语言表征，凸显发言人对自身语言使用是否符合当前语境和交际目的等交际因素的反思。发言人在元语用意识的作用下，顺应包括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在内的交际语境及语篇所构成的语言语境，选择特定功能的互动式元话语进行交际。该互动式元话语一经发出便生成发言人为受众理解基本话语设定的特定语境，由此引导受众按发言人意愿解读其话语内容和交际意图。发言人基于特定语境选择互动式元话语发出话语和受众根据该元话语激活的特定语境做出语言选择阐释话语的过程，不仅反映了互动式元话语的语境构建和体现功能，更突出了语境顺应的动态过程。

本文以顺应论为解释框架对新冠疫情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的互动式元话语进行个案研究，旨在为该话语现象提供语用理据、揭示其深层动因和本质，以期丰富元话语和外交话语的相关研究，并为人们提升元话语的使用能力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