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风光 刘诗宇

(1.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科研处，辽宁 大连 116044; 2.大连外国语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044)

0 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起源于批评语言学(Fowler et al., 1979)，该理论的提出证实了话语受意识形态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语用学的多元化发展，“批评语用学”概念由Mey(1993)首次提出，他认为“批评”是对生活现象的一种反思、审查性的态度。语用学的批评转向聚焦于社会权力控制下的语言使用，批评的对象是语言使用者。Korta等(2011)虽然也以“批评语用学”为题发表了专著，但他们认为的“批评”是指语言使用者的意图和信念在话语识解中的批判作用，通过指称概念探讨语义-语用界面研究，与本文所探讨的批评语用学不是同一概念。陈新仁(2013)指出批评语用学是将语言与社会语境相结合，探讨了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等问题以及广泛应用于社会用语中不平等现象，主要聚焦于公共话语分析。

政治话语独特于日常人际话语，具有很强的目的性、明确的参与者、多样的体裁形式(田海龙，2002)，因此关注语境中意图、话语参与者、情境等因素的语用学融入批评话语分析有助于挖掘政治话语中的意识形态(Wodak，2007)。此外，话语功能的实现还需要考虑社会认知与个人认知的协调统一(汪少华 等，2018)，即识解机制对于话语阐释的作用。因此，本研究在厘清批评话语分析与语用学契合点的基础上，阐明在批评语用学中融入认知语言学的必要性，并以政治话语为例，建立理论开放、方法多元、互益互补的认知批评语用研究模式，以期深化现有研究，为话语分析提供交叉学科的方法和视角。

1 认知批评语用融合的理论基础

1.1 批评话语分析与语用学

批评话语分析与语用学存在诸多契合点：两个领域都以语言符号为分析手段并揭示话语与社会、文化、历史等的关系。语用学最早作为符号学的一个分支由Morris(1938)提出，他认为语用学研究的是符号与符号阐释者之间的关系。批评话语分析也探讨社会符号的意义生成和解读。正如田海龙(2019a：2)指出：“批评话语分析所处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明显带有与其他侧重语言运用的研究传统(如会话分析、语篇分析、语用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不同的特征。”不同流派的批评话语分析理论都吸收了语言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分析框架和方法，注重从文本切入揭示社会结构。无论是Fairclough(1989)的三维分析模式还是Wodak(2001)的话语历史分析框架，都是以语言分析为手段揭示话语与社会的关系。同样，语用学也是从语言实际出发，如指示语、预设、言语行为等，研究语言使用的动态过程以及话语带来的社会影响。此外，批评话语分析与语用学都以话语与社会的互动为研究视角。批评话语分析注重研究话语的社会功能，即话语参与社会实践、构建社会现实、社会关系、社会身份的功能性(田海龙，2006)，强调意识形态在话语建构中的作用，旨在解决社会结构引起的不公平问题; 语用学则研究社会条件制约下人类交际中的语言使用(Mey，1993)，关注在特定语境中话语的生产和理解(Yule，1996)，强调说话人和听话人在意义构建过程中的互动作用以及交际目的和最终的交际效果。

语用学是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有益补充。Brown 等(1983：1)指出：“任何涉及语境的语言学研究方法都属于语言学领域，做话语分析主要就是做语用研究。”语用学可为话语分析提供更多的实证方法和真实语言数据(Mey，1993)，关注到语言使用者身份、意图等。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认为，语言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两者之间存在媒介体(田海龙，2016)。聚焦语言使用的语用学则可以为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搭建起一个桥梁，由此批评语用学应运而生。

1.2 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语用学

如上所述，批评语用学是将批评话语分析与语用学相结合，以语用符号为分析手段，关注话语与社会的互动。然而，话语与社会互动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即阐释者的认知过程在话语识解过程的作用。认知话语分析是认知语言学“批评”转向的体现(潘艳艳，2020)。“认知语言学理论能为CDA框架的建构提供必要的认知理据和理论支撑”(徐中意，2020：21)，“话语与社会的互动只有通过人的认知才能实现”(尤泽顺，2019：25)，只有认知理论才能阐明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汪少华 等，2018)。认知语言学可以解释意义生成机制，语用学帮助我们了解意义生成的功能，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从语言外部探讨语言运作机制(Chen，2019)。

van Dijk(2009)认为批评话语分析不是一种分析方法，而是在多学科的话语分析中的一种批评视角。符号指称的最基本模式是语境化的，即符号在社会历史语境中独特生成并指向一个在地理空间或历史时间上与该符号相对应的现象(Koyama，2004)。任何话语都只是历史话语面对新的社会结构，结合具体话语实践再语境化形成的(Meyer，2001)。“社会”和“认知”是研究言语交际的两个重要因素(Kecskes，2010; 王寅，2013)。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可为政治语篇的分析提供有力工具(姚艳玲，2020)。不过，认知过程本质是主观的、动态的概念，其内在机制仍不得而知，需要更多跨学科理论的支撑(辛斌 等， 2017)。因此，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语用学的结合会更客观、动态地揭示话语产出与理解的机制及其话语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现象。

由于政治话语功能的实现是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政治话语主体与政治话语受众基于认知机制共同阐释的结果，其中包含着政治家、政府机构等主体实施者对话语的生产、政治媒体对话语的识解与传播以及不同政治受众主体间的认知协作，在此过程中话语逐步构建道德秩序、身份规约、权力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等，因此政治文本更能体现出符号概念世界到社会现实世界的过渡。本文以政治话语为例探究认知批评语用融合范式，为阐析话语的语境、思维、意义、符号与社会等核心概念提供综合性实践方法。

2 认知批评语用融合范式

2.1 批评认知指示语的话语空间范式

作为感知体现的中心概念，指示语的研究已经扩展到认知语言学。批评认知指示语的话语空间范式是指基于认知指示语的转移性(Segal，1995)以及话语空间理论(Chilton，2004)，探究话语发出者如何通过指示场的不断转移构建“自我”和“他者”。Stockwell(2002)将指示语与认知语言学相结合提出了认知指示语的概念，包括感知指示、时间指示、空间指示、关系指示、篇章指示和文体指示，并认为指示语在这六个层面都可以发生指示转移。话语受众从认知视角构建心理上(想象能力)的文本世界，这种想象能力就是指示转移(Segal, 1995)，它允许阐释者理解与转移指示中心相关的映射指示语表达。Short(1996)认为视角的言语标识就是指示语，因为一个说话者对指示语的使用，如对相关物体、地点和人物的描述皆能表明他们所处的位置。一切指示信息的表达都可简化为“我、这、这时”的主体表达，即自我中心性。Chilton(2004)基于空间概念化提出了话语空间理论，将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距离空间概念化，以指示中心(“我”“我们”“这里”“现在”)为轴心，通过空间、时间、情态三个维度轴线定位自身话语实体(靠近指示中心)和他者话语实体(远离指示中心)。指示语可将听话人和说话人置于相同的坐标中，即相同的空间、时间和社会范畴中，而将其他行为体定位于与之不同的社会范畴，从而确立内外群体的距离和差异(唐韧，2014：21)。以上两个理论的结合可以阐释话语主体如何通过指示语的认知指示转移特征建构多层认知空间，拉近或疏远自我与他者距离。

例如，特朗普在2017年就职演讲中当谈到过去华盛顿政客们剥夺政府利益时表示：

For too long, a small group in our nation’s capital has reaped the rewards of government while the people have borne the cost…That all changes starting right here and right now. Because this moment is your moment.(2017-01-20, Trump’s Inaugural Address)

特朗普在谈论前政府时期通过使用“for too long”“has reaped”“have borne”等表示过去的时间指示以及“that”空间指示，将前政府置于指示中心外，拉远指示实体与指示中心距离，并影射前政府时期美国人民利益被剥夺的消极社会问题; 而通过“changes starting”“now”表示现在的时间指示以及“here”“this”等空间指示又将话语受众转移到话语构建的当前的指示场中，拉近自我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向指示中心靠近，构建群内群外差异，并通过从过去到现在的转移表达出自己执政时期会给美国带来积极变化。在政治演讲语篇中政治家通过指示转移性占据指示中心主体地位，并与外围实体区分开，达到推进政治信息渗透的交际目的。

2.2 批评言语行为的语力-动态-取效范式

言语行为是政治语言重要的研究对象(孙玉华 等，2015)。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政治言语行为实施者受到角色身份、话语产出规范的制约呈现结构程式性语言特征，构成交际规范即话语秩序。批评言语行为的语力-动态-取效范式是基于语力-动态理论(段芸，2014)和取效行为的三分(刘风光，2011)视角阐释话语实施者如何通过社会程式规约以及身份意图等实现话语语用取效。段芸(2014)结合了语用学中的语力和力量-动态理论(Talmy，2000)，分析了听话者(即原力主体)的内在力量趋势(FAgo)在讲话者(即对抗实体)的语力(FAnt=F1意图+F2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下发生的状态变化，从说话者产生的语力角度解析为何“言则行”。刘风光(2010)将语力对听话者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更为翔实的分类，即取效行为可分为明示取效、隐义取效以及受动取效三个层面，认为取效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听者的认知和识解。在明示取效层面，由于政治话语的受众多元性及议程公开性，话语消费者通常可以通过显性施为动词等明确信息，在政治话语表层内容及形式上识解其含义； 在隐义取效层面，政治语篇具有规约化、体制化等特点，即受众能够基于社会文化语境通过语言程式化结构，识别政治主体的施事意图; 在受动取效层面，政治语篇的意义及效果是复杂政治参与者交互作用的结果，政治话语对其不同话语受众在身份归属、意识形态、道德规约等方面表现出相异影响。以上两个理论分别侧重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通过两者的结合可更加全面地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认知识别过程角度阐析认知语用在话语批评研究中的意义构建。

政治话语意义是政治主体和政治受众在社会语境中共同构建的，其识解机制受不同交际规范和惯例即语用规程的制约。政治主体在对其角色定位高度认同的基础上，遵循既定的社会规范、权力关系及道德秩序(F2社会文化因素)，产出程式化的政治话语，旨在传递其政治立场，实现交际意图(F1意图)，获得公众认同(FAnt语力); 同时政治受众在其默认规范及认知背景的制约下(FAgo内在力量趋势)，能够接受和解读政治话语，识别其中所含的政治意图，甚至在政治语篇中获得身份和情感认同(FAnt克服FAgo)。例如，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当记者问题超出外交部职能范围，发言人多采用建议类言语行为，2018年5月18日在针对中国台湾问题的回应中发言人陆慷表示：“至于岛内有关方面的一些评论，这就是中国内部事务了，建议你询问中方主管部门国台办。”(2018-05-18，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政治主体外交部遵循发言人的身份定位和外交话语的议程规约(F2)，建议记者向国台办询问这个问题，同时该回答严正表明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强调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F1)。在明示取效上，政治受众通过建议类施为动词能够识别其言语行为含义; 在隐义取效上，发言人基于相同的文化价值观，不仅没有让国内受众认为在逃避问题，反而通过宣示主权使受众产生共鸣，获得积极评价(FAnt克服FAgo)，实现了从意义生成到阐释过程中情感的贯穿和身份的认同; 在受动取效上，不同国际受众对该政治话语会有不同的解读。

2.3 批评(不)礼貌的仪式规程和概念整合范式

批评(不)礼貌的仪式规程和概念整合范式是基于(不)礼貌仪式规程观(Kádár，2017)及概念整合理论(Fauconnier et al.，2002)探究政治话语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仪式规程观是礼貌理论发展的第三波代表理论(Kádár，2017)，礼貌研究从最初强调语言使用者的个人主体作用逐渐转为关注道德秩序、仪式规约、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实现了社会实践转向。

Kádár(2017)提出的仪式礼貌理论认为仪式是一种形式化的、反复出现的行为，根植于历史、道德规约、社会群体的信仰以及意识形态，在仪式行为中礼貌现象与社会规约有关，是评价性社会行为。在政治语篇研究中，除了传统政治话语主客体二元关系，第三方公众(即观察者)也需要纳入仪式规程，当发生话语冲突时，话语发出者会努力与复杂交际参与者(complex participatory structure)建立关系联结(alignment)(Goffman，1981; Kádár，2017) ，意在获取积极评价。例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针对半岛问题答道：“中方始终致力于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2018-03-09，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儒家重视的“仁”和“礼”，发言人通过明示语言形式体现出隐含的道德观念，从而与公众建立关系联结。基于礼貌仪式规程观，政治礼貌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在社会评价主体、道德秩序规约等方面构建了社会现实。

此外，在政治语篇中，明显的语言不礼貌是受期待、甚至有价值的(Tracy，2017)。然而仅从(不)礼貌语言本体无法判断其是否适切，还要从认知视角将心理空间概念化，将输入空间的话语通过“组合”“完善”“拓展”等过程(Fauconnier et al.，2002)整合成最终的话语意义，为交际参与者评价(不)礼貌提供依据(Watts，2008)。例如，2020年1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美国在中拉关系上发表的不友善言论答记者问时说道：

长期以来，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理念……如果美方只是耍嘴皮子，开空头支票，甚至还对中拉互利合作说三道四、挑拨离间，我们坚决反对。(2020-01-23，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下图示例说明概念整合理论与(不)礼貌仪式规程观可以有机结合，分析政治语篇中(不)礼貌现象如何使政治主体与政治受众达成关系联结(如图)。

图1 概念整合理论下不礼貌中的关系联结分析

在概念整合理论视角和(不)礼貌仪式规程理论共同作用下，输入空间1为发言人想要传达的话语如中国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等信念以及美方“耍嘴皮子”“挑拨离间”的做法，输入空间2为政治话语受众从发言人那里解读的话语即中方提倡平等互利而美方的做法是非正义的，类属空间是1和2共有的抽象概念即“道德信念”和“不礼貌策略”，合成空间为类属空间以及受众通过框架情节等推断的含义即国内受众秉持相同道德信念，排斥美方这一不道德行为，因此“说三道四”“挑拨离间”等语言不礼貌可以使发言人与潜在政治话语参与者形成关系联结。概念整合框架中的多因素分析从社会认知视角解释了(不)礼貌现象中的关系联结构建。

2.4 批评隐喻的认知关联顺应范式

批评隐喻的认知关联顺应范式是基于关联顺应理论阐释隐喻背后认知机制和意识形态特征。隐喻不仅“是社会政治环境中依托语境的交际手段”(Velasco-Sacristán et al.，2006：1986)，同时也是将易于理解的经验源域映射到抽象政治概念的目标域的人类概念化认知方式(Chilton，2004)。关联顺应理论对隐喻识解有重要作用(Forceville，1996)，帮助政治受众理解政治主体的认知框架即映射域，从源概念推理出目标概念。在关联顺应理论背景下，政治话语发出者顺应历史文化背景、社会角色定位以及信念意向情感等物质、社会、心理世界，选择特定明示刺激即隐喻表达，使受话人在推理时尽可能付出最小努力，获得最佳语境效果。同时对于政治话语接受者而言，基于认知语境选择隐喻识解方式，确保政治客体的推理结果与主体交际意图相一致。隐喻的生成和阐释是语言使用者不断选择的动态过程，而意识形态就体现在选择的过程中(Verschueren，2011)。

例如，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

虽然我们已走过万水千山，但仍需要不断跋山涉水。在新时代，中国人民将继续自强不息、自我革新，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将改革进行到底。

此段话将改革发展比作布满荆棘的道路，顺应社会文化背景，即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基于言语社团规约化认知框架将改革进程概念化，通过经验源域“道路”激活受众头脑中对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向顽瘴痼疾开刀”“突破藩篱”的感知并映射到目标域改革进程上，使受众以最小的努力推理出面对改革我们要突破重重困难，在这条布满荆棘的路上坚定地前行，体现出深化改革的决心和自信。在隐喻映射过程中政治话语主体和受众基于社会、政治等结构化背景知识选择并构建了一个认知框架，该框架体现并受制于群体的意识形态，在动态选择中构建意义。

3 认知批评语用理论框架

以上范式说明批评话语分析借助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工具可以深层解构话语中隐性的语言手段和显性的带有不公平现象的话语，从而系统挖掘隐藏在文本中的编码意义和会话线索(Wodak，2006/2007)。在分析维度上，Fairclough(1989)将语言分析与社会理论相结合，在文本与社会之间建立起联系，提出了文本实践、话语实践及社会实践三个批评话语分析维度，而后Fairclough 等(2018)又提出了过程分析路径，此路径引入了道德原则概念，依据道德原则识别社会问题及其后果，并提出解决方案。经典三维模式侧重文本分析方法，而新的过程路径强调论证和推理过程(田海龙，2019b)，两种模式互为补充，其焦点分别在微观语篇活动和宏观社会活动。本文结合两种模式和上述认知批评语用范式提出分析框架如下图：

图2 认知批评语用理论框架

具体而言，结合Fairclough(1989)的三维框架以及Fairclough等(2018)的过程路径，聚焦文本—认知—社会三个层面，基于指示语的认知指示转移性、言语行为的话语阐释多维性、(不)礼貌的多元受众关系联结性以及批评隐喻的动态及选择性，融合话语空间理论、语力-动态-取效理论、仪式规程概念整合理论以及关联顺应理论的视角，从语用阐析、认知机制以及社会互动方面对话语意义进行阐释，构建了语篇世界、认知世界和现实世界交互存在的话语分析框架。在微观语篇世界层面上，话语生产者将指示语、施为动词、(不)礼貌策略等语用符号传递给话语消费者; 在中观心理世界层面，话语生产者和消费者基于客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主观的认知语境共同建构话语意义; 在宏观现实世界层面上，“社会情境与社会语境被进一步结构化为一般意义上的话语、权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刘文宇，2017：123)。文本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反映并重构道德秩序、身份规约、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等社会现实，继而基于社会现状和道义原则对话语进行规范性批评分析，识别社会问题及其后果，提出“设想的”解决方案(Fairclough et al., 2018)，实现认知批评语用分析的目标。

4 结语

传统的批评话语分析主要是依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研究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而近年来学界愈加关注跨学科的批评话语分析多维模式，认知批评语用视角的融合为话语世界通往现实世界提供了更多阐析可能。认知批评语用类属于话语研究的语言学路径，“试图透过语言运用这一窗口探测与语言运用交织在一起的各方利益纠结和权力斗争”(田海龙，2016：4)。本研究在明晰语用学、认知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三者互动融合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四种具体范式，即批评认知指示语的话语空间范式、批评言语行为的语力-动态-取效范式、批评(不)礼貌的仪式规程和概念整合范式、批评隐喻的认知关联顺应范式，继而构建认知批评语用理论框架。在后续研究中，认知批评语用理论框架还可以涉及三者融合的其他研究范式如认知批评预设、认知批评会话含义等，并且认知批评语用视角还可应用于不同领域的话语研究中如网络话语、文学话语、机构话语等，为话语分析提供交叉学科的理论和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