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 东（Yu Dong Clara） 撰

□ 董 丹 虞瀚博 译

□ 余 东 修改

引 言

梵蒂冈教廷与东方国家的交往上溯自13世纪。梵蒂冈档案馆所收相关文献可反映当时教廷和一些东方君主的书信往来，如1246 年由成吉思汗之孙贵由汗（Guyuk Khan，约1206—1248，1246—1248在位）从喀拉昆仑（Karakorum）寄给教宗英诺森四世（Innocenzo IV，约1195—1254，1243—1254在位）的信函(1)Giorgio Levi della Vida, Ricerche sulla formazione del più antico fondo dei manoscritti orientali della Biblioteca Vaticana. Città del Vaticano: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1939, pp. 29—30; Catalogo della mostra di manoscritti e documenti orientali tenuta dalla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e dall’Archivio Segreto nell’occasione del XI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egli Orientalisti, Città del Vaticano, 1935, pp. 13—14.，但梵蒂冈图书馆第一次对其所藏东方语种文献的记录仅始于1481年(2)当年的目录著有22 件阿拉伯文写本文献。见Levi della Vida, op. cit., p. 31.，而有关其远东文献的最早记载则更迟至16世纪下半叶(1)马尔切洛·切尔维尼（Marcello Cervini，1501—1555；1550—1555年担任梵蒂冈图书馆枢机馆员，1555年任教宗）担任梵蒂冈图书馆枢机馆员期间，在其采购的写本和印刷书籍中，有一本“印度书”，该书可能是中文书，详见本文后述。尼古拉斯·奥德伯特（Nicolas Audebert，1556—1598）和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都对梵蒂冈图书馆的中文书有所描述，这也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乔瓦尼·彼得罗·马费伊（Giovanni Pietro Maffei，1533—1603）也在梵蒂冈图书馆看到过中文书，见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 p. 803，其中信息引自Giovanni P. Maffei, Historiarum Indicarum, libro VI. Venetiis: apud Damianum Zenarium, 1589, p. 95.，尽管早在16世纪初图书馆就可能收藏了第一本中国文献(2)1514年春，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德阿维兹（Manuel d’Aviz，1469—1521）借教宗利奥十世（Leone X，1475—1521，1513—1521在位）加冕之机向他赠送了礼物。正是在利奥十世在位期间，在罗马人们开始意识到葡萄牙人对亚洲的新发现。葡萄牙国王送给教宗的异域风情礼物包括香料、瓷器、用宝石装饰的教士袍、一本中文书、鹦鹉、一匹波斯马和一头印度象。据说教宗非常热情地向他的朋友们展示了这本中文书。见Lach, op. cit., Vol. II, pp. 41, 136—138。这头名叫汉诺（Annone）的著名白象，是当时罗马宗教仪式活动和节日庆典中的一大特色，并成为无数绘画、雕塑和其他作品的主题。可惜的是，汉诺到达罗马仅两年就不幸得了重病，于七岁时死亡，依照悲痛的利奥十世的要求被葬在贝尔维德雷庭院中。见Silvio A. Bedini, The Pope’s Elephant. Manchester: Carcanet Press, 1997.。

2013年，当笔者从事“梵蒂冈图书馆馆藏中国周边国家古代写本文献”的研究时(3)余东：《梵蒂冈图书馆馆藏中国周边国家古代写本文献》，载郑力人、肖珑、薛燕等主编《书海同舟——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论文荟萃（2011—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48—376页。余东于2013年7月16日至20日在兰州“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中国周边国家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和共享服务”会议上的演讲。，发现已知的梵蒂冈图书馆远东文献的最早记载并非藏在本馆：比较著名的是蒙田在其《旅行日记》（Journal de voyage）中讲到1581年3月6日他对梵蒂冈图书馆的访问，《梵蒂冈图书馆史》第2卷中有篇文章专门对此论述，并提供相关参考书目(4)François Rigolot, “6 marzo 1581: Montaigne visita la Vaticana,” La Biblioteca Vaticana tra riforma cattolica, crescita delle collezioni e nuovo edificio (1535—1590), Storia della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II. Cittàdel Vaticano: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2012, pp. 281—303.。不太为人熟知的一份文件是尼古拉斯·奥德伯特所抄录的《中文字母表》（Alphabetum idiomatis de Cina）。奥德伯特是法国奥尔良一位年轻的旅行家和人文主义学者，1576年10月至1577年3月间旅居罗马，并在某一天造访了梵蒂冈图书馆。他的访问比蒙田早了四五年。在梵蒂冈图书馆，奥德伯特甚至还将一些展示给他看的文献抄录了下来。载有《中文字母表》的那叶纸上有奥德伯特一则笔记，确认梵蒂冈图书馆还藏有其他“多件”以中文书写的书籍和手稿(5)British Library, Lansdowne MS 720, f. 275r.。仔细比对奥德伯特手稿和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文献之后，笔者得以确认，奥德伯特所抄写的《中文字母表》的底本为今Vat.estr.-or. 66文献的第Ⅴ叶(6)《梵蒂冈图书馆馆藏中国周边国家古代写本文献》，第348—376页。，并同时厘清了图书馆旧藏中的八件“异国情调的写本”，其中包括Vat.estr.-or. 66。本文特此对上述问题进行更细致深入的探讨。

一、梵蒂冈图书馆Vat. estr.-or. 66考略

Vat. estr.-or. 66，原收藏号为3772。这个原收藏号分别用墨水写在第Ⅱ叶正面和第1叶正面，但相对于卷册里的中文部分，此号码的书写上下颠倒。之后收藏号曾被改为R.I.III.333，最后才有了目前的书号。在第1叶正面上方中文文本卷首，用墨水写着“[te]rcęro”，这可能是当时葡萄牙语词“terceiro”的习惯拼写，意为“第三”。此卷本目前的装订形式是羊皮纸，封面和封底上贴了绿色皮革，上面分别盖有教宗乌尔班八世（Urbano VIII，1568—1644）和枢机馆员弗朗切斯科·巴尔贝里尼（Francesco Barberini，1597—1679，1626—1633任梵蒂冈图书馆枢机馆员）的纹章。该卷目前的尺寸约为260毫米×147毫米×25毫米。

该卷本的主体部分是木刻本中国古籍《新刊四明先生高明大字续资治通鉴节要》存卷六至十。此书名取自各卷卷首；版心书名《续通鉴》。文献本身没有提供作者、版本和作品其他方面的相关信息。此卷本入藏梵蒂冈图书馆后，中文部分的书页被用铅笔标上阿拉伯数字页号第1至219叶。板心刻印的中文原页码分别是“［一正面至？］”(1)经过修复之后，第1叶位于版心的原叶码已不可见。同样损失的还有背面最后的三行文字，也因此无法确认它原属于第一叶的背面，还是第二叶。，三至三十一、一至四十六、一至二十五、一至六十七、一至五十二。书页尺寸均为252毫米×146毫米，板框尺寸为179毫米×122毫米，每面13竖行，每竖行25字（见图1）。

图1 梵蒂冈图书馆，Vat. estr.-or. 66，第1叶正面，中文正文首页

开卷是一张现代修复过程中添加进去的空白护叶，未标记叶号；随后是三叶中国纸，被梵蒂冈图书馆工作人员用铅笔标注叶号为Ⅰ至Ⅲ，分别是两张单面叶和一张双面叶——沿版心对折依照中国线装书传统装订，而非像西方书本沿纸张折叠处装订，可以确定这是原书的两张护叶，其中的第一张在重新装订时就已经沿版心折叠处裂开(2)第Ⅱ叶是单页，在正面和背面均带有笔记。；另一张目前也几乎完全沿版心裂开。第Ⅱ叶正面同第1叶正面写着该本最初的收藏号3772。三张中文护叶之后是两张西方纸，铅笔标注的叶号为Ⅳ和Ⅴ。然后是主体中文正文部分。之后，还有一张中国纸空白护叶，铅笔标注叶号为Ⅵ。卷末是现代修复时添加的护叶，和卷首添加护叶一样，空白，未标叶号。

若以卷本里的中文刻本正文部分为准，从右向左翻页，其前面带编号的五张护叶中有四张上面写有拉丁文笔记或阿拉伯数字（旧收藏号3772），这些书写是上下颠倒的。假如将书倒过来，按页码顺序像西方书籍一样从左向右翻页，则卷前护叶书写上下位置正确，中文正文部分反而上下颠倒。这种书页顺序的改变，在当年到达欧洲后被重新装订的中文书里十分常见。

以下是这些护叶的内容：

第Ⅰ叶正面，上首中央是一竖行中文字“壽福如［‘事’字被勾掉］東”。这些汉字出自一位熟悉中文的西方人之手。之下是五横行拉丁字母书写，和上方中文字的墨水一样，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Joanes Res portugales|Joane res portugales|domaforus[?]dalmiyò[?] |Joanes de purtugales|Joanes de purtugales。从这些文字可以推论，该卷册曾经的拥有者可能是一位生活在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Giovanni III，1502—1557，1521—1577在位）时期的葡萄牙商人或水手(3)不可能是传教士，因为第一位耶稣会传教士从远东返回已是16世纪80年代。见Lach, op. cit., Vol. II, p. 43.。若昂三世在1540年曾请求教宗保罗三世派遣传教士到东印度的新殖民地向当地民众传播福音。如果第三行的dalmiyò 一词与Daimyô（即“大名”，12世纪至14世纪日本封建时代对一个较大地域领主的称呼）存在某种关联的话，可能说明该卷本当年的这位拥有者了解日本，或者至少与日本有接触（见图2）。

图2 梵蒂冈图书馆，Vat. estr.-or. 66，第Ⅰ叶正面，正文前第一张中国纸护叶

第Ⅱ叶正面右(4)此处作者加注：原文“sinistra”有误，现译文中已由作者更正。下方，与页面上中文文字相比，上下颠倒地写着该卷本的古代编号3772。中文文字是中国人笔迹，内容为儒家语句，开头是：“孔子旲斈孔氏之［“文”被勾掉］為書而初斈入德之文也如今可見古人為斈次弟者獨賴史篇之存而論字之斈者必猶是而文子焉則是夫其不差矣大斈之道在明明德”。

该叶背面，写着另一句儒家短句，西方人笔迹（抄写者有可能和第Ⅰ叶的书写者是同一人）：“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墮”（见图3、图4）。

图3 梵蒂冈图书馆，Vat. estr.-or. 66，第Ⅱ叶正面，正文前第二张中国纸护叶（正面）

图4 梵蒂冈图书馆，Vat. estr.-or. 66，第Ⅱ叶背面，正文前第二张中国纸护叶（背面）

第Ⅲ叶是双面，但只在正面写有文字“朱皇帝名後總”，或许出自中国人之手。此处的朱皇帝是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7，1521—1567在位，年号嘉靖），与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差不多同一时期（见图5）。

图5 梵蒂冈图书馆，Vat. estr.-or. 66，第Ⅲ叶正面，正文前第三张中国纸护叶

第Ⅳ叶是西方纸，尺寸约为215毫米×130毫米，小于该卷本内的其他纸叶。此叶正面的左边是墨写的呈上下纵列的《中国数字》（Numero di la china），笔迹似乎与第Ⅴ叶上的《中文字母表》同属一人。这部分文字首先列举1至19数字的读音转写成的拉丁字母，然后列举20、30、40、50、60、70、80、90和100读音的拉丁字母转写并在各自的右侧写有对应的阿拉伯数字。这些读音转写显然是按数字的粤语读音依照葡萄牙语的发音习惯，例如从1至5的转写分别为Jat，Nij，Sam，Zuu和Vu。实际上后来有另一人在标题下方用铅笔添加了“Lengua de Cantone”（广州话）。页面右半部分，是持铅笔者同一字迹的铅笔书写，两竖行，右行为阿拉伯数字1至11和20，左行是对应的每个数字读音的拉丁字母转写：yě 1，lh’ 2，sán 3，sú 4，v’ 5 等(1)此处作者加注：最后一个数字是20，但其左旁的读音转写是“一十”的读音“yě xě”，见图6。；两竖行右侧有同样笔迹的铅笔注记“Lengua dè litterati”（文言）。该叶背面为空白（见图6）。

图6 梵蒂冈图书馆，Vat. estr.-or. 66，第Ⅳ叶正面，Numero di la china（中文数字）

第Ⅴ叶是带水印的西方纸，尺寸约为305毫米×218毫米，折页。该叶正面右侧写有一竖行半共计25个汉字，每个字的右侧是其读音的拉丁字母转写。开头六个汉字是“上大人丘乙己”。该叶背面为空白。有关该叶内容以及奥德伯特抄自该叶的《中文字母表》，本文将于第三节进行专门论述。

卷本的主体部分是共计20卷的中文书《新刊四明先生高明大字续资治通鉴节要》之存卷六至十。该书由明刘剡（生卒年不详）编辑，和许多同时代的历史书籍一样，以“通鉴”格式写成，简要通俗。刘剡是一位著名的书商，在福建建阳拥有一家书坊。

这部著作应于1429年成书，随后以不同书名、多种版本，由多家书肆出版(2)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1—62页。。然而，以《四明先生高明大字续资治通鉴节要》为书名的20卷本，迄今所知只有张氏新贤堂和叶氏翠轩两家书坊在嘉靖年间出版(3)杜信孚、杜同书：《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福建、河南》，北京：线装书局，2001年。该书为分省和县考证各书肆刻书情况的权威著作。其中列举了张氏新贤堂，叶氏翠轩和黄氏集义书堂，但关于嘉靖年间的《四明先生高明大字续资治通鉴节要》，只提到叶氏翠轩。《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编年类着录有张氏新贤堂版本。。而本文探讨的梵蒂冈藏本，却与上述两个版本都不相符。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有《四明先生高明大字续资治通鉴节要》存卷三、四、九至二十，嘉靖己亥年（1539）集义书堂刊，电子文本网站：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609306(4)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4月24日。。

梵蒂冈和日本的两个藏本有共同的两卷，即卷九至十。仔细对比这两卷的版面和内容，可以确定Vat. estr.-or. 66的主体部分《新刊四明先生高明大字续资治通鉴节要》是福建建阳集义书堂坊刻本，刻印时间介于1539年（日本藏本牌记）至1557年（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在位末年）期间。此本保存至今，即便不是孤本，也是罕见珍本，至今未见于任何古今中外纸质及电子目录或文献中有著录或提及。

梵蒂冈本原书号是3772，存放在梵蒂冈图书馆的拉丁文写本旧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梵蒂冈图书馆对馆藏印刷书籍进行了一次重新整理，将印刷品从拉丁文写本收藏中调出，收入各处已有或特设的印刷品收藏单位中。本卷本实为木刻本，因此被归入“Raccolta Prima”收藏，并被授予新收藏号R.I.III.333。这有可能是1922年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所为，当时他应邀至梵蒂冈图书馆整理远东文献(1)该假设不太确定，因为伯希和本人并没有在他的目录中对此文献进行著录。梵蒂冈图书馆阅览室伯希和目录复本上，在现收藏号Vat. estr.-or. 66下有手写添加的著录条目，或许是出自当时的副馆长何塞·鲁斯查尔特之手，因为是他决定将该卷本转移到梵蒂冈远东写本收藏。另请参阅梵蒂冈图书馆档案中对伯希和1922年在梵蒂冈开展的工作的记载（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Arch. Bibl. 115, f. 23v, 1992年伯希和在梵蒂冈图书馆所做工作的记录）。。1977年10月20日，在时任梵蒂冈图书馆副馆长何塞·鲁斯查尔特（José Ruysschaert，1914—1993）的促成下，此本最终又被转移到梵蒂冈远东文献收藏（Vaticano estremo—orientale）中，编号为Vat. estr.-or. 66(2)感谢保罗·维安（Paolo Vian）博士向笔者展示了副馆长的原始记录文件，该文件载有鲁斯查尔特记录的有关该中国文献改变收藏单位的原因。。

图7 梵蒂冈图书馆，Vat. estr.-or. 66，第222叶背面，中文卷末

迄今该卷本经历了两次重新装订，而最初的线装只留下了沿书脊的五个装订孔。第一次重装发生在教宗乌尔班八世任期内（1623—1644），当时担任图书馆枢机馆员的是弗朗切斯科·巴尔贝里尼。卷册的封面和封底为绿色皮革，分别盖有教宗和枢机馆员的纹章。这是费利切·康特洛里（Felice Contelori，1588—1652）担任图书馆首席管理员时期（1626—1630）的典型装订，用以替代很多东方写本已受损的原始装订。正如莱维·德拉维达（Levi della Vida，1886—1967）所指出的，对所有原装订情况不佳写本的系统性重新装订（伴随着对损坏书页通常不适当的修复），导致它们几乎完全丧失了原始的东方装订(3)Levi della Vida, op. cit., p.15.，尽管本文所研究的此书仅是单册线装，因是残本可能没有函套。保留全貌至今的第二次重装应当是在18世纪或19世纪(4)出自保罗·维安博士的权威意见。维安博士是梵蒂冈图书馆写本部主任。，羊皮纸装订，并将前一次重装的绿色皮革封皮分别剪贴在封面和封底上。这次装订之后此卷本没有再经历其他重要的修复(1)在图书馆修复研究室的档案中，保存着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今所做工作的详细记录：可以确定的是本卷本在1977年7月16日由修复师同事埃齐奥·孔索利（Ezio Consoli）进行过修复，他本人亲口证实该次修复属于轻微修复，可能只对文献进行了除尘或至多将插入书中的散叶纸张粘接到书上。这次修复工作是为1977年在梵蒂冈图书馆举行的“从尤金四世到保罗六世的罗马教宗文献装订”展览所做的准备，但该文献最终没有被展出。。

该卷本没有出现在鲁亚诺（Ferdinando Ruano）目录里(2)费尔迪南多·鲁亚诺，于切尔维尼担任梵蒂冈图书馆枢机馆员期间，被任命负责拉丁文写本目录的编纂工作。，但应该被著录在当时的一个补充目录中。我们至今未能在“图书馆档案”（Archivio Biblioteca）和“梵蒂冈拉丁写本”（Vaticani Latini）两个收藏单位里众多的书单中发现这个补充目录。事实上，图书馆留存至今的关于该卷本的最早记载见于拉丁文旧藏目录Vat. lat.6949之第169叶正面。Vat. lat.6949是拉丁文写本文献旧藏目录的初稿本，由多梅尼科·拉纳尔迪（Domenico Ranaldi，1555—1606）于1595年 至1596年 间开始编写，之后增加了其他人撰写或抄录的文字，包括亚历山德多·拉纳尔迪（Alessandro Ranaldi，?—1649）添加的新书号和他在其后若干年继续进行的增补和充实(3)参见Jeanne Bignami Odier,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 de Sixte IV à Pie XI: recherches sur l’histoire des collections de manuscrits, Città del Vaticano: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1973, p. 93; Pierre Petitmengin, “Recherches sur l’organisation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 à l’époque des Ranaldi, 1547—1645,” Mélange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Paris, 75.2 (1963):591—592. 感谢安东尼奥·曼弗雷迪（Antonio Manfredi），他多年前首次向我谈及这本目录草稿中对中日文文献的著录。。在Vat. lat.6949中，第153叶正面至204叶背面著录的是安放在末密室书橱（Armarij librorum paruorum Camerae ultimae Secretae）中的书籍，特别是第163叶背面至169叶背面，著录的是所谓的“第二序列”。本文所研究的这本书被著录在目录的第169叶正面，标有亚历山德多·拉纳尔迪给的新书号3772。紧接其前的是编号3771的另一本中文书，现书号为R.I.III.332 的《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Vat.lat.6949 中对此两书的著录如下（见图10）：

3771［190被勾掉］。中国语言文字史。中国纸张，木版印刷（Historia Idiomatum ac caracteribus Cinae. Ex corticibus more cinensium lignorum impressus）。

3772［191被勾掉］。第二本关于上述语言文字的文献，纸张印刷同上（Alter codex eiusdem Idiomatis ac caracteris. Ex corticibus ut supra impressus）。

Vat. estr.-or. 66曾在《梵蒂冈图书馆五百周年纪念展，1475—1975》中展出，是311件展品中的第130号，当时的书号仍是R.I.III.333。该展览目录中对于此文献的研究和著录并不严谨，包括对于作者的鉴定；另外还推测该文献或另一本相似的文献就是当时蒙田见到并描述的那一本(4)Quinto centenario della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1475—1975: catalogo della mostra, Città del Vaticano, 1975, nr. 130, p. 51.：

司马光，《资治通鉴节要》（卷六至十）。约16世纪中叶中文刻本。

R.I.III.333（原书号Vat. lat. 3772）

本书，或另一本类似的书，自16世纪中叶开始就和其他文献一起作为梵蒂冈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向来访者展示。以下是蒙田在其《旅行日志》中对本书的描述：“一本来自中国的书，文字奇特，纸质比我们的纸张柔软透明很多。因为难以承受墨的侵染，字只能写在一面，所以所有这些书页都是双页，对折沿纸张外侧装订。据说这种纸是某种树的膜”（1581年3月6日）。

本书也见于1993年的《罗马重建》（Rome Reborn）展览目录中在《城市重建：城市如何重获新生》（“The City Reborn: How the City Came Back to Life”）一节，讲到1581年蒙田对梵蒂冈图书馆的访问。近期出版的《梵蒂冈图书馆史》第二卷收录了一篇关于蒙田这次访问的专门研究文章，描述了十件他在梵蒂冈图书馆所见珍宝，其中有一本中文书籍，我们推测就是本书(5)Rigolot, op. cit., pp. 281—303.。

毫无疑问，Vat. estr.-or. 66是梵蒂冈最早的中文藏本之一。关于其可能的来源以及总体上梵蒂冈图书馆馆藏早期中文文献的来源，存在多种假设。第一种假设有些耽于幻想，却也不无可能，认为梵蒂冈的第一本中国书是葡萄牙君主籍教宗加冕之机赠予利奥十世的礼物，于1514年春和白象汉诺一同抵达梵蒂冈。曾有人记述教宗热情地向他的朋友展示一本中国书籍(1)Lach, op. cit., Vol. II, p. 41.。第二种假设将本卷本与从若昂·德巴罗斯（João de Barros，1496—1570）(2)若昂·德巴罗斯，葡萄牙作家和历史学家，被认为是最早的卢西塔尼亚大史学家之一，其重要作品包括《亚洲数十年》（Décadas da Ásia），该书描述了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和若昂三世统治时期的事件，并讲述了瓦斯科·德伽马（Vasco de Gama，1469—1524）、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1467—1520）和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o Magellano，1480—1521）的重要事迹，还记叙了印度殖民史。处到达保罗·乔维奥（Paolo Giovio，1483—1552）(3)保罗·乔维奥，意大利人，天主教主教、历史学家、医生、传记作家和博物馆学家。与第一次环球航行返回的葡萄牙航海家和历史学家安东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约1491—1531）相识，而有些人则认为西班牙“征服者”与乔维奥见过面。之手的书籍联系在一起。唐纳德·拉赫（Donald F. Lach）在其书中通过分析奥德伯特在《意大利游记》（Voyage d’Italie）中抄写的《中文字母表》得出了这一假设(4)据记载，教皇保罗三世（Paolo III，1468—1549，1534—1549在位）在葡萄牙的特使乔瓦尼·里奇·达蒙特普齐亚诺（Giovanni Ricci da Montepulciano，1497—1574）于1550年左右从若昂·德巴罗斯处购买了至少三本有关亚洲的书籍，其中一本是中文书籍。里奇是应保罗·乔维奥的请求获得的文献，保罗·乔维奥彼时正在编撰他的《当代史》（Historia sui temporis）一书。参见Lach, op. cit., Vol. I, p. 777; Vol. II, libro 2, pp. 53—54, 513—514.。

然而，更有可能的是本卷本与马尔切洛·切尔维尼枢机在其管理图书馆期间直接从书商或通过其他途径搜集到的印刷书籍有关。马尔切洛·切尔维尼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文主义学者和神学家、对书籍和写本孜孜不倦的搜集者、梵蒂冈图书馆的负责人。在他任职枢机馆员期间，重新整理了前任留下的严重无序的藏书，为梵蒂冈图书馆购买了新的文献，并委任古列尔莫·斯尔莱托（Guglielmo Sirleto，1514—1585）起草编纂拉丁文写本目录，详细记录新增文献及所花费用，禁止借出(5)Paola Piacentini, La biblioteca di Marcello II Cervini. Città del Vaticano: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2001, p. XV, nt.15.。以切尔维尼为中心，16世纪的杰出文人们形成了一个“博学多才圈子”，在切尔维尼负责管理图书馆的这些年间，圈子里的费尔迪南多·鲁亚诺编纂了其丰碑性的拉丁文写本目录；同时期图书馆还编纂了一部著录东方文献的补充目录。有关这部补充目录，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只有文献序号，这些序号后来被抄录在拉纳尔迪目录初稿Vat. lat.6949 之内，位于每件文献描述文字的右方，并在序号后加星号以示区分。

在一份题为《在马尔切洛·切尔维尼枢机管理下入藏图书馆的书籍》（Libri[che]vennero in Libraria sotto Marcello Cervino car.l Sta Croce）、收藏号为Vat. lat. 3963的写本中，记载有1548年12月18日至1555年4月4日期间写本部分的新入藏文献（第1叶正面至11叶背面），以及1548年12月18日至1555年1月15日期间印刷品部分的新入藏文献（第60叶正面至76叶正面）(6)Pierre Petitmengin, “I manoscritti latini della Vaticana. Uso, acquisizioni, classificazioni,” La Biblioteca Vaticanatra riforma cattolica, crescita delle collezioni e nuovo edificio (1535—1590), Storia della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II. Città del Vaticano: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2012, p. 52.。在第75叶背面，日期为1554年11月20日的记录中有“经特拉马奇诺先生之手的来自威尼斯的书籍”字样(7)米凯莱·特拉马奇诺（Michele Tramazzino，生卒年不详），威尼斯印刷出版商和书商。活跃于1539年至1579年（罗马1539—1572，威尼斯1539—1579）。独自从业，也和兄弟弗朗切斯科合作。他在威尼斯主要从事印刷和销售，印制各类书籍；在罗马，通过吉罗拉马·卡尔托拉里（Girolama Cartolari，约1500—1559）、安东尼奥·布拉多（Antonio Blado，1490—1567）和维托里奥·埃利亚诺（Vittorio Eliano，生卒年不详）的印刷厂，致力于法律书籍的出版工作。以上信息来自CERL Thesaurus. Accesso al Portale del patrimonio bibliografico Europeo，参见网站： http://thesaurus.cerl.org/record/cni00021962，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4月24日。。在这些书籍中有一本“印度书”编号为418，即切尔维尼管理期间第418本进入图书馆的印刷书籍。

16世纪中叶前后，里斯本和威尼斯是有关葡萄牙人所达远东之地的两个信息交流中心。这本“印度”书，很有可能是经由这些渠道到来的最早中文文献之一。尽管切尔维尼枢机后来在《中文字母表》（将在下文第三节详述）题头上使用的是“de Cina”提法，“印度”这一概念在16世纪的欧洲通常被用来泛指远东地区，如穆齐奥·庞撒（Muzio Pansa，约1560—1628？）在他1590年出版的《论梵蒂冈图书馆》（Della libraria Vaticana）第318—319页中就提及了若干“印度”语文的书籍。然而庞撒自己使用此提法时并未做到先后一致，他在描述教宗西斯都五世（Sisto V，1521—1590，1585—1590在位）接待日本使者时，称三位日本使者为“三个印度年轻人”（tre Giovani Indiani，第39页），而在另一页却将他们称为“日本人”（giapponesi）。这种对“印度的/印度人”（indiano）一词的宽泛用法一直延续到18世纪(1)Lach, op. cit., Vol. II, libro 2, pp. 53—54.。

截至16世纪中叶，在东印度及西印度地区只有中国（从4世纪起）、日本、朝鲜和墨西哥掌握印刷术。印度的第一本印刷版书籍直到1561年才出现(2)该书为果阿首任大主教加斯帕·德·莱昂·佩雷拉（Gaspar de Leão Pereira，?—1576）的著作《基督徒生活的精神纲要》（Compendio espiritual da vida cristã. Goa: João Quintino, 1561），参见《意大利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Italiana）的“印刷术”（Tipografia）词条。。在西印度地区，印刷术于1533—1534年间被埃斯特班·马丁（Estebán Martín，生卒年不详）引进墨西哥，但当时印刷的书籍已不存世。我们还知道一个名叫乔瓦尼·保罗（Giovanni Paolo，生卒年不详）的布雷西亚人于1539年被乔瓦尼·科隆贝格（Giovanni Cromberger，生卒年不详）派往墨西哥。后者可能是著名出版商塞维利亚的贾科莫（Giacomo di Siviglia，生卒年不详）的兄弟或儿子，此人到1560年去世时共印刷了37部作品，其中十部完全失传，六部仅存孤本，梵蒂冈图书馆似乎并未收藏其中任何的一部。而在北美洲，印刷品直到1639年才第一次出现(3)即英国人斯蒂芬·戴（Stephen Daye，约1594—1668）于1639年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出版的文件《自由人誓言》（The Oath of a Freeman）和《1639年鉴》（Almanack for 1639）一书。。

尽管如此，16世纪中叶在“印度”印刷的书籍只可能来自中国或日本。葡萄牙人彼时到达中国和日本，并且驾驶着他们的船只把货物从那里运送到欧洲。而欧洲人首次进入朝鲜则是在17世纪。

拉纳尔迪目录初稿Vat. lat. 6949为我们提供了这些中国和日本文献的著录。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梵蒂冈图书馆拥有四部中国文献：3612，3771，3772和3802（其中3802在Vat. lat.6949中被著录为日本文献），以及两部日本文献：3800和3801。此外，被著录为“日本的”（giapponese）3776号文献，实际上是写在棕榈叶上的东南亚写本。

3612号（现书号R.I.III.331），木刻本，红色皮革装订，封面和封底上压有教宗西斯都五世（Sisto V）的纹章。Vat. lat. 6949第281叶背面上对其这样描述：“佚名，中文刻印，纸本，红色封面有西斯都五世印章”（Liber Anonymus Caracthere Cinensi［!］ impressus. Ex papyro in rubro cum insignibus Sixti Quinti）。另有一个铅笔注释提示本卷“位列第58号”(4)因该文献未著录于鲁亚诺目录，我们不知道这个信息的出处。。本书版本尚待鉴定。目录中不见带星号的旧书号，因此本书不太可能在切尔维尼时期就已经入藏。它的入馆时间可能是在西斯都五世在位时期（1585—1590）或更早一些(5)本书封底内面有注声称：“R.I.III.331。伯希和先生在他的目录中写道，此书印刷于1700年——现在由他的弟子、汉学家汉米比斯（M. Hambis）证实。如此看来，带有西斯都五世纹章的装订作伪于18世纪。1956年10月20日。L. M. T.”。但本书在拉纳尔迪目录初稿Vat. lat. 6949中就已经出现的事实证明此注鉴定的出版时间为误。。

3776号（现书号Vat. ind. 38），如前文所述，被误认并著录为日本文献，其实是贝叶经［如莱维所说，来自海德堡的帕拉丁图书馆（Biblioteca Palatina di Heidelberg），因此入藏梵蒂冈图书馆时间是1623年］，无论如何不可能被认为是“印本书”。本书的著录文字如下：“日本人语言文字的歌咏。像扇子一样，包裹在护盒内”（Cantinela［!］in Idiomate ac caractheribus Japonum. Ex corticibus inuolutus，et velut flabellum［…］）（见图11）。

3800号和3801号（现书号R.I.III.340-341）也是没有带星号的旧书号，是两卷《向善书》（Guia do pecador），由耶稣会日本学院（Collegio giapponese dei Gesuiti）出版于1599年，1554年出现在梵蒂冈图书馆的可能性因此被排除。第283叶正面对这两卷书著录如下：“向善书。日文。纸本。黑色墨印。耶稣会日本学院。对开本”（Guia do Peccador. Liber sic inscriptus litteris Iaponicis.Ex Papyro in nigro impresso. In Collegio Iaponico Societatis Iesu. In Folio），然后“第二本向善书，纸本，黑色墨印，同上”（Guia do Peccador alter liber ut superior. Ex papyro. in Nigro impresso ut supra）。

3802号（现书号Vat. estr.-or.1）是一本中文写经，金粉抄本，磁青纸，插图精美。第283叶正面对其著录如下：“日本杰出人物史，卷首有图像。日文，文字细长，紫色纸本，金色墨印”（Historia virorum Illustrium Iaponis, cum quaedem imagine in principio. Ex Papyro violaceo impresso aureis caractheribus Iaponicis oblongis）”。即 使 在Vat. lat.6949中被著录为“印制”，但没有带星号的旧书号，说明它不太可能在切尔维尼时期就藏于梵蒂冈图书馆。

综上所述，非常可能的是3771号和本文研究的3772号两部文献中至少有一部在切尔维尼时期入藏了梵蒂冈图书馆，二者之中就应该有那本经威尼斯当时著名书商特拉马奇诺之手于1554年11月20日到达梵蒂冈图书馆的“印度书”印本。无论如何，此书在到达威尼斯、落入特拉马奇诺之手之前的历史仍未可知，而且我们也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和意外发现。如前文所述，当年图书馆编订的一部或几部对鲁亚诺目录的补充目录，应当著录了同时期图书馆收藏或采购的大部分东方的或“异域情调”的文献。何时能找到补充目录的一些蛛丝马迹，我们的研究肯定会再进一步。

事实上，通鉴体的通俗历史书籍，例如本文研究的《新刊四明先生高明大字续资治通鉴节要》和安吉莉卡图书馆（Biblioteca Angelica）的藏本(1)罗马的安吉莉卡图书馆藏本与梵蒂冈本相似但版本不同。安吉莉卡本收藏号Ms. Oriente. 62，题名相同，存卷19至卷20，12行，25字，明嘉靖辛亥（1551）年新贤书堂本。笔者最近参阅了这部文献，并将其与梵蒂冈本的影印图像进行了对比。《中华读书报》（2002/7/10）有篇中文文章《在罗马的“随便翻翻”》，文中对安吉莉卡本有简短描述，见周振鹤：《在罗马的“随便翻翻”》，《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10日。该文献也被高田时雄（Takata Tokio）在《イタリアにおける漢籍の蒐集》（《意大利国内中文古籍的收集》）一文中提及，网页版参见http://www.zinbun.kyoto-u.ac.jp/～takata/italia.pdf，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4月24日。此版本的完整书目数据在《第二批辽宁省珍贵古籍名录（1060部）》中被著录如下：“新刊四明先生高明大字续续资治通鉴节要二十卷，（明）刘剡辑、（明）蔡亨嘉校正，明嘉靖张氏新贤堂刻本”。，或是埃尔埃斯科里亚尔的西班牙皇家图书馆（Biblioteca Reale Spagnola di El Escorial）藏本《少微先生高明大字资治通鉴》(2)该文献编号为G.IV.18-21，1928年伯希和记录在其论文Notes sur quelques livres ou documents conservés en Espagne, in T’oung Pao, 2ª serie, 26 (1928): 43—50，第一次谈及该文献，并断定出版日期为1539年。这个日期后来被拉赫修正为1541年。最新的研究见孙崇涛：《锦本的来龙去脈——西班牙藏本〈风月（全家）锦囊〉考释之十》，《中华戏曲》1999年第22期，第307—308页。，于16世纪中叶及之后数年被运抵欧洲，都不是偶然的。这类书籍特别适合当时形势下西方市场的需要，同样也非常适合在东方的欧洲人，尤其是身处重要而繁荣之地中国澳门的葡萄牙人之需要：实用、廉价、易得，其内容常常与东方语言和文字有关，因此对他们非常有用。这些书籍通常落入欧洲宫廷或君主的图书馆，如埃尔埃斯科里亚尔的西班牙皇家图书馆，或者被购入私人收藏和学者个人的图书馆，像葡萄牙的若昂·德巴罗斯和罗马的保罗·乔维奥这样的文化人——他们利用这些书籍来撰写历史或编年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提到本书原主人在书上写的注记“tercęro”，可以说明同时和本书一起的至少有三本书，并且可能也是中文书。

二、大英图书馆Lansdowne MS 720

16世纪的欧洲，尤其法国，青年学人甚至学识渊博的学者前往意大利游学、参观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城市，是一项非常时尚的习俗。游学者动机多种多样，出于政治、外交、宗教等原因，或出于智力和精神的需求，将其看作是成就个人学业和文化修养不可或缺的大事。蒙田是这一潮流的典型代表。

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藏《意大利游记》，编号Lansdowne MS720，是一部大部头的的纸质手稿，尺寸为200毫米×125毫米。该手稿共有575叶标注页码的纸页，其中564叶上写了字，11叶空白。首叶烫金，正面仅有标题《意大利游记》。这是奥德伯特于1574年10月1日至1578年4月27日期间一次旅行的极其详细的报告。该手稿的最近一次重新装订可以上溯到1919年(1)两个重要研究成果对其描述略有不同。请参阅Lino Pertile, “Un umanista francese in Italia: il Voyage d’Italie (1574—1578)di Nicolas Audebert,” Studi mediolatini e volgari 21 (1973): 89—214; Nicolas Audebert, Voyage d’Italie, Ed. Adalberto Olivero,Vol. I. Roma: Luciano Lucarini, 1981, p. 3.。

大英图书馆的目录对其著录如下：

《意大利游记》。这是文献标题。作品内容优雅有趣，包含1574年至1578年间某个博学多才的法国人在意大利旅行的记录。作品用极为整齐的斜体字书写，偶尔饰以整洁的墨水钢笔画。众多的墓碑文和其他铭文散见其中。不幸的是该作品没有任何索引或目录，因此或许应当注意到其中一些极为引人注目的细节：

第68叶背面。描述博洛尼亚大教堂的一条门道，有非常奇特的绞绳形柱，并有图。

第103叶。博洛尼亚附近的著名古迹的绘图，古迹上面刻有铭文“AELIA. LAELIA.CRISPIS, &c.”。

第124叶。一幅生动的彼特拉克的头部画像，是根据他在帕多瓦附近阿尔夸（Arqua）的墓地上的青铜像临摹的。还有一幅纪念碑本身的图，上有某些彼特拉克通常不为人所知的细节。

第137叶背面。记录作者听闻西古尼乌斯（Carolus Sigonius，约1524—1584）在博洛尼亚的一场演说。演说是在罗德里克·德波佐斯·费格罗阿·阿·蓬特韦德拉（Roderic de Pozos Figueroa à Pontevedra，生 卒 年 不详）就任博洛尼亚大学校长之际举行的。还将印刷版的演说词插入卷内，原因非常独特，表明法国人，尤其是此时的法国人对西班牙民族所怀的蔑视。以下是他所写文字：“我将把它放在此处，是为了纪念它曾赞美过如此伟大的人物，而非纪念它高谈阔论的对象，即那个‘受到赞美的西班牙人’”（laquelle j’adjousteray ici pour memoire d’avoir ouy orer un si grand personnage, et non pour lesubjectde sa harangue, qui est en lalouange d’un Espagnol）。

第190叶。一则对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eschi，1377—1446）所建古迹的记述以及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讲述的鸡蛋的故事。

不知这是否是哥伦布竖鸡蛋一说的起源。

第201叶。托斯卡纳大公关于保护和保存属于佛罗伦萨市的纹章标识和公共铭文的印刷法令。

第279叶。一些汉字摹本。这些汉字原件在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一本书中，据说由教宗才禄二世所写。另有伊特拉斯坎字母和数字音阶符号。

这一作品不仅是对现代意大利最早的描述之一，而且也可认为是最好的描述之一，尤其是有关宫殿、公共建筑及各种铭文的内容，其中涉及的很多实物现在都不复存在，也许在别处也没有任何记录。(2)A Catalogue of the Lansdowne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819, p.163.

这是一部长期被忽视的文献。实际上，第一篇论及该手稿的研究成果直到19世纪晚期才问世，即让·保罗·里希特（Jean Paul Richter，1847—1937）1880年研究此文献的论文(3)Jean P. Richter, “Ueber Kunst, Archäologie, und Cultur in Italien. Nach zwei unedirten französischen Reise berichten des 16.Jahrhunderts,” Repertorium für Kunstwissenschaft, 3 (1880): 288—300.。欧仁·蒙茨（Eugène Müntz，1845—1902）的研究几年后发表，他在其于1886年在巴黎出版的著作《16世纪的梵蒂冈图书馆——注解与文献》（La Bibliothèque du Vatican au XVIe Siècle. Notes et Documents）第135页注1中提到《中文字母表》手稿。

几年后的1887年，基于奥德伯特父子（尼古拉斯及其父热尔曼〈Germain Audebert，1518—1598，律师、人文主义学者，以他关于意大利的拉丁文诗歌而著称〉）在尼古拉斯意大利之行的准备阶段及行程中与一些意大利和法国的文人（其中包括富尔维奥·奥尔西尼〈Fulvio Orsini，1529—1600〉）的来往书信，皮埃尔·德诺尔哈克（Pierre de Nolhac，1859—1935）成功鉴定了文献的作者(1)Pierre de Nolhac, “Nicolas Audebert, archéologue orléanais,” Revue Archéologique, III serie, 10 (1887): 315—324.。梵蒂冈图书馆编号Vat. lat.4104的写本中，第102叶正面、174叶正面、237叶正面和254叶正面，共有四封尼古拉斯于1583年至1586年间写给富尔维奥·奥尔西尼的信件。

《意大利游记》作者的鉴定工作由德诺尔哈克首先着手进行，后由埃米尔·皮科（Émile Picot，1844—1918）继续，最后阿达尔伯特·奥利维罗（Adalberto Olivero，生卒年不详）分析了之前被忽略的新因素，将这一工作最终完成(2)Audebert, op. cit., Vol. I, pp.12—16.。

1973年，利诺·派提勒（Lino Pertile）发表了一篇关于奥德伯特的长文，其中他还列举了一份此前研究的完整文献目录：《一位法国人文主义学者在意大利：尼古拉斯·奥德伯特〈意大利游 记〉（1574—1578）》（“Un umanista francese in Italia: il Voyage d’Italie 〈1574—1578〉di Nicolas Audebert”），发表于《中世纪拉丁语及平民语言研 究》（Studi mediolatini e volgari，21〈1973〉：90—214）。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一些疑惑和问题。对于其中某些疑惑和问题，后来阿达尔伯特·奥利维罗在其发表于《法国研究》（Studi francesi, n. s., 57 〈1975〉 : 472—75）的文章《尼古拉斯·奥德伯特及其〈意大利游记〉（1574—1578）：参与辩论的论文》（“Nicolas Audebert e il suo ‘Voyage d’Italie’〈1574—1578〉：contributo ad una discussione”）中进行了研究。

1977年，拉赫在对手稿作者鉴定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了重要著作《欧洲形成过程中的亚洲》（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书中他论述并影印发表了《意大利游记》中的《中文字母表》(3)Lach, op. cit., Vol. II, libro 3, p. 511, ill. 97。该图是大英图书馆《中文字母表》的影印件。。

奥利维罗利用现有研究成果，编写了大英图书馆手稿的评注版本，于1981年和1983年分两卷发表了《意大利游记》。在引言部分，奥利维罗借助可用的有限信息，试图重建这部手稿在19世纪末被首次提及之前的历史。他这样解读手稿的藏书签：“阿维尔尼人的最高助理法庭庭长让·巴蒂斯特·德莱尔之藏书”（Ex libris Joannis Baptistae Delaire in suprema apud Arvernos subsidiorum curia praesidis）(4)此处作者加注：助理法庭通常中译为“税务法庭”（Cours des aides），分布在巴黎和法国其他地区。此指位于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的税务法庭。阿维尔尼人是古代居住在奥弗涅的凯尔特高卢人，克莱蒙费朗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成为阿维尔尼人的活动中心。。这位法官于1729年去世，可以推断直到此时该手稿还在法国，尽管并不清楚它是通过何种渠道到达奥弗涅（Auvergne）的德莱尔（Delaire）家族手中(5)此处作者加注：17世纪和18世纪德莱尔家族曾先后出任了四任克莱蒙税务法庭庭长，包括让·巴蒂斯特和他的父亲及儿子。参见François Alexandre Aubert de La Chesnay-Desbois, Dictionnaire généalogique, héraldique, chronologique et historique, contenant l’origine & létat actuel des premiers maisons de France, des maisons souveraines & principales de l’Europe;les noms des provinces, villes, terres &c. érigées en principautés, duchés, marquisats, comtés ..., Volume 2. Parijs: Duchesne,1757, p. 19.。后来，该手稿到达英格兰，进入到兰斯顿的珍贵收藏之中。兰斯顿侯爵兼谢尔本伯爵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737—1805）去世后，其家族衰败，他的写本收藏由议会买下并藏入大英博物馆(6)Audebert, Voyage d’Italie cit., Vol. I, p. 8.。

近期的研究有玛丽亚·特蕾莎·圭里尼（Maria Teresa Guerrini）发表于期刊《历史》（Storicamente）2006年第2期的论文《16世纪前往意大利主要大学城市修学旅行之习俗》（“La pratica del viaggio di istruzione verso i principali centri universitari italiani nel Cinquecento”），文 中提及威廉·配第其人和这本手稿。2013年，余东引用Lansdowne MS720 并鉴定出了《中文字母表》在梵蒂冈的原件(7)《梵蒂冈图书馆馆藏中国周边国家古代写本文献》，第348—376页。。最后，在《梵蒂冈图书馆史》（Storia della Biblioteca Vaticana）第3卷中，安杰罗·米凯莱·皮耶蒙泰塞（Angelo Michele Piemontese）提及了这本英国手稿及其作者对梵蒂冈图书馆的访问(1)Angelo M. Piemontese, “La raccolta vaticana di Orientalia: Asia, Africa ed Europa,” La Vaticana nel Seicento (1590—1700): una biblioteca di biblioteche, Ed. Claudia Montuschi. Città del Vaticano: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2014, p. 450.。

如《意大利游记》中的详细记载，奥德伯特的旅行从1574年10月2日自奥尔良骑马前往里昂开始，直到1578年4月27日返回祖国。他取道锡耶纳和维泰博，1576年10月6日到达罗马。不能确定他在罗马停留了多久，可能一直到1577年3月1日他前往坎帕尼亚。在他居留意大利的整个期间，年轻的奥德伯特与意大利学者见面、会谈，他喜爱谈论、探讨文化方面以及他最关心的主题。与他谈话的人经常向他展示他们最珍贵的文物、古董和书籍等。值得庆幸的是，他在日记中对此都耐心地进行了描述和临摹(2)Rino Pertile, Un umanista cit., p. 191.。在1576年10月和1577年3月期间——我们不能确定是哪一天，年轻的法国考古学家奥德伯特访问了梵蒂冈图书馆。

按照惯例，梵蒂冈图书馆工作人员会向来访者展示一部分来自东西方的镇馆之宝，这注定会引起游客的惊奇和钦佩。在这些珍宝中，有古典作家代表如维吉尔（Virgilio，前70—前19）和泰伦提乌斯（Terenzio，约前195/185—前159）的作品，有亨利八世（Enrico VIII d’Inghilterra，1491—1547）的手书原稿《七圣礼捍卫论》（Asserptio septem sacramentorum），有中文书籍和手稿及一张《中文字母表》，等等。年轻的奥德伯特不仅惊讶于自己眼前的这些文献，而且凭借他的形象艺术表现力和临摹作品、图形和文字的精确度，细心而忠实地复制了这张《中文字母表》，以及两张伊特拉斯坎字母表、一张亚美尼亚字母表（只有开头）和一张用数字写成的音阶符号。这些文献被记录在《意大利游记》的第275叶正面至281叶背面(3)Nicolas Audebert, Voyage d’Italie cit., p. 53.。

派提勒认为，奥德伯特应该是带着一本他在意大利旅居期间逐日书写的记录返回奥尔良的。之后，在这些记录的页面本身或者添加页上，他又增补了大量的笔记、速写、素描、旅途所见铭文和文献的临摹及抄写，然后将所有材料一并整理成精美抄本。我们今日所见抄本的首次定稿实际上应在1585年前完成。因此，《意大利游记》是一部缓慢创作而成的作品，它反映了当时个人志向和欧洲精英之间交流共享的特定文化氛围。

三、《上大人》，《中文字母表》，奥德伯特摹本和切尔维尼原本

在大英图书馆Lansdowne MS720 《意大利游记》的第275叶正面（原叶号279被划掉），奥德伯特几乎忠实地临摹了那页他在梵蒂冈图书馆第三阅览室看到的、以中文和拉丁文写成的《中文字母表》。他自己还添加了拉丁文注释。

页面上方，在抄写完拉丁文标题后，奥德伯特加上了一则自己的注释，注明在梵蒂冈图书馆内还藏有其他以中文书写的书籍和手稿：“罗马梵蒂冈图书馆。第三阅览室内。抄自一张据说由教宗才禄手写的纸片。此地用该语文书写的书籍和写本尚有多件”（Ex bibliotheca Vaticana Romae.In tertia aula conclusa. Ex schedula manu Marcelli Papae scripta, ut aiunt. Sunt et illic libri hoc idiomate perscripti et manuscripti plures）。

高田时雄根据1977年出版的拉赫《欧洲形成过程中的亚洲》一书中的插图，对《意大利游记》中此页的中文内容进行了详细分析，成功地识别出它是以“上大人丘乙己”开头的25个字符。这不是随便从中文里提取出来的无意义的文字，相反，是由字体简单、笔触很少的字符组成的题名为《上大人》的习字帖，让幼童们初学习字使用(4)Tokio Takata, “A Note on a 16th Century Manuscript of the Chinese Alphabet,” 参见http://www.zinbun.kyoto-u.ac.jp/～takata/newtakata.pdf，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4月24日。。

高田时雄认为，“中文字母”这个标题用于非字母书写体系的中文在形式上并不适宜，尽管该术语可以大致概括出这段中文短文的功能。更确切地说，《上大人》是“描红”文字，即印在纸上的红色字给孩童们描写以掌握毛笔字的正确笔画。奥德伯特的临摹如此精确、成功，对比梵蒂冈原本（Vat. estr.-or. 66, f. Vr）和他的摹本（Lansdowne MS720, f. 275r；原叶号279r），我们可以注意到二者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他显然不懂中国语言和文字，难免在摹写过程中出现一些小错误。

对比原本和摹本，页面上一竖行半的25个字符排位相同，第一行包括前15个字符（从“上xam”到“生cäm”），第二行包括后10个字符（从“八pa”到“也ey”），但是两行排列的位置相反：梵蒂冈原件是从右行向左行读取的，但奥德伯特抄本是从左行向右行读取。

梵蒂冈原本标题“Alphabetum idiomatis de Cina”位于页面左侧中间位置，而奥德伯特摹本上的题目则是他自己的笔迹，写在页面顶部中间位置。页面下方有他的第二条注记：“该图书馆还藏有一部反对路德的文献，是英王亨利八世手书，并由他送给利奥十世，前面有该英王写的对句。这是该书书名：《反对路德的七圣礼捍卫论》。［对句为］英王亨利送给利奥十世此作品，信念和友谊之见证”（In eadem Bibliotheca uidentur | Liber manuscriptus manu Henrici 8i |Anglorum Regis contra Lutherum ad | Leonem X.missus ab eodem. Cum | disticho antecedente manu eius Regis | perscripto. Titulus libri hic est. | Assertio septem sacramentorum contra Lutherum | Anglorum Rex Henricus Leo decime mittit. | Hoc opus et fidei testem, et amicitiae）(1)最后两行左侧有大括号，但右侧没有括起来；左括号前面写有“distichon”。。

如此一来，奥德伯特不仅证实了自己曾看到多种文献，包括一些中文书籍和手稿，也向我们说明这一页字母表的原件是马尔切洛·切尔维尼所写，或至少与他有关。对照切尔维尼的笔迹，Vat. estr.-or. 66第Ⅴ叶正面用中文和拉丁文写成的文献的内容（25个汉字和它们的拉丁字母的读音标注）并非出自他手，但标题“Alphabetum idiomatis de Cina”则是他亲笔所写（见图8、图9）。

图8 大英图书馆，Lansdowne MS 720，第275叶正面（旧叶号279被划掉），尼古拉斯·奥德伯特摹写的《中文字母表》

图9 梵蒂冈图书馆，Vat. estr.-or. 66，第Ⅴ叶正面，切尔维尼《中文字母表》

可以假定，这叶文献或许是应切尔维尼要求在欧洲所抄写，正如前文所述，他有着“对书籍的强烈兴趣——无论是在做研究时、在出任使节过程中，还是在特伦托大公会议期间相当清闲的最初几个月，或是当他需要参阅特定的文字以解决各种问题时——对这些书籍进行搜寻或派人搜寻、购买、派人抄写和付诸出版”(2)Piacentini, op. cit., p. XV.。这种对书籍的热爱也促成了他任命鲁亚诺担任梵蒂冈图书馆研究员。鲁亚诺是充满热情的书法家，他不仅编制了他的目录巨著，还积极从事文献的抄写和细密画绘制，极大丰富了梵蒂冈图书馆的写本数量(3)Pierre Petitmengin, I manoscritti latini della Vaticana cit., p. 52.。尽管我们所研究的这叶纸上的字迹，至少拉丁文字部分，并非出自鲁亚诺之手(4)感谢作者同事克里斯汀·格拉芬格（Christine Grafinger）博士，她在仔细检查文字笔迹之后，排除了其出自鲁亚诺之手的可能。，却有可能是切尔维尼或者鲁亚诺本人或派人在里斯本或罗马或威尼斯找到或指示人抄写了一份中文“字母表”。假如能发现梵蒂冈藏此叶《中文字母表》抄本的母本，将显然有助于佐证这一推测。在不了解《旅行日记》的作者姓名以及字母表文字为习字范本之事实，且无法主动去核查奥德伯特所用源文献的情况下，拉赫列出了关于梵蒂冈图书馆所藏该字母表原稿可能来源的五个假说。高田时雄认为这些假说都没有依据。他推测，虽然缺乏直接证据，原稿可能是由一艘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商船或军舰带到了欧洲。笔者认为最有可能的是葡萄牙船而非西班牙，也因为转写汉字的拉丁字母属于葡萄牙语语境中的读音和字母形状（例如，用字母m表示词尾部最后的鼻辅音，如“sam”）。此外，如前文指出，这张纸起初可能是散叶夹在书中，后来才装订在一起。该书的一张护叶上面重复写有四次葡萄牙国王的名字，虽然每次在格式上有些微差别。尽管《中文字母表》载体是西方纸张，但也有可能来自东方——比如通用粤语的中国澳门，或是在广东的其他沿海地区，假设一位曾经在那里停留过的葡萄牙人，出于自己商业贸易或其他性质的需求而获得。

因此，《中国数字》（第Ⅳ叶）和《中文字母表》（第Ⅴ叶）有可能是和该册中文书一起属于一位不知名的葡萄牙人，是否跟随其主人不得而知，搭载一艘葡萄牙船只，出发地是里斯本与说“广州话”的澳门之间往返航线上的中国沿海某地，如此抵达里斯本，之后再辗转到达罗马切尔维尼手中。可以推测，这两叶纸张继续以散叶形式夹在书中，直到1977年图书馆对该卷册进行了最后一次小规模的修缮：除尘和固定散页(1)见本文第146页，注(1)。。

四、旧藏中的“异国情调文献”：自16世纪后半叶和17世纪初起通常向访客展示

当时的习惯是梵蒂冈图书馆在接待来访者时会展示自己的一些宝藏或奇异独特的珍贵手稿。连同《中文字母表》，图书馆还给奥德伯特看了两份伊特拉斯坎字母表、一份亚美尼亚字母表、一份抄录和用数字转换的“在《苏珊的一天》歌曲前面”（［…］superius cantionis Susanne un jour［…］）的音阶符号并有详细实例，还有其他一些奥德伯特没有抄录的文献。

莱维在谈及这些“异国情调文献”时写道：

（拉纳尔迪目录的边注）显示，卷本(2)即3774号，现收藏号Vat. pers. 4。被从阿拉伯文献之中移出并放入一小组异国情调文献中。在上述目录(3)指拉纳尔迪表兄弟在17世纪前20年编制的目录精抄本。至今仍在图书馆阅览室使用的是其照相复制件，见：Inventarium Mss. Lat. Bibl. Vat., tom. IV, p. 435.中这些异国情调文献排在一组饰有细密画的拉丁文写本之后，并且和它们一起被共同展示给梵蒂冈图书馆的来访者。

实际上，这些文献已经出现在“上述目录”的初稿，即Vat. lat.6949，第169叶正面和背面以及282叶正面。这组文献后来被授予新的收藏号，即3771号至3778号(4)Levi della Vida, op. cit., pp.168—169.——在16世纪末图书馆搬迁新馆、对馆藏重新整理时，这些文献同其他小尺寸写本一起被存放在末密室的书橱中(1)图书馆搬迁到新址后，拉丁文手稿被分为三组，分别藏于西斯廷大厅，首密室和末密室。，被著录在第153叶正面至204叶背面。莱维推测3776号或许来自海德堡的帕拉丁图书馆，于1623年进入梵蒂冈图书馆，然而其带有星号的旧书号却表明它在鲁亚诺目录的补充目录中已出现。3778号来自富尔维奥·奥尔西尼图书馆，于1602年进入梵蒂冈图书馆（图10、图11）。

图10 梵蒂冈图书馆，Vat. lat. 6949，第169叶正面

图11 梵蒂冈图书馆，Vat. lat. 6949，第169叶背面

这组文献成组于16世纪下半叶，随后继续扩充规模直到17世纪初。图书馆于1596年开始搬迁到位于西斯廷大厅的新馆，由两位姓拉纳尔迪的图书管理员多梅尼科·拉纳尔迪和表弟亚历山德多·拉纳尔迪进行文献整理工作：他们根据文献内容将其重新编号，系统著录。拉丁文写本的编号为Vat. lat. 1-4888，即所谓的“旧藏”(2)Massimo Ceresa, La Biblioteca Vaticana tra riforma cattolica cit., p. 312; Guida ai fondi manoscritti, numismatici, a stampa della Biblioteca Vaticana, I, Ed. Francesco D’Aiuto, Paolo Vian. Città del Vaticano: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2011, pp.623—624.，其中也包括直至17世纪初的新入藏文献。截至16世纪中叶收藏在馆的第一批拉丁文写本（Vat. lat. 1-3194）中还有大量的珍贵印刷书籍，包括羊皮纸印本，尤其是圣经文本。这些印刷品在19世纪20世纪之间被转移到新的收藏单位并收到新的收藏号，它们之前在拉丁文旧藏中的书号保留为空号。旧藏的第二批文献的编号是Vat. lat.3555-4615，包含17世纪新增的入藏(3)Ibid., p. 623. 本文原文“secolo XVI”（16世纪）是笔误，现译文中已由作者更正。。

两位拉纳尔迪给定的收藏号沿用至今，仅非拉丁文字书写的东方文献除外。这些东方文献后来被转移至不同时期形成的特定收藏单位。

和拉纳尔迪目录的众多抄本一样，Vat. lat.6949中拉纳尔迪首先按照文献的旧书号排序。这些旧书号来源于鲁亚诺目录，或补充目录（书号之前带有星号），被他抄录在书目信息的右方；后来在左方再标注一个书号——假如将来有需要重新编排，这个书号就是一个临时书号，否则则为最终书号(1)Ceresa, op.cit., p. 78.。

这可能是图书馆第一次将3771—3778八部文献（见表1）作为一组著录在一起。实际上图书馆另有一个比Vat. lat. 6949还早的目录草稿，Arch. Bibl. XV，编写日期可上溯自1574年之前，由马里诺·拉纳尔迪（Marino Ranaldi）编著，费德里科·拉纳尔迪（Federico Ranaldi）修改加注。在这个目录草稿的第86至88叶上著录有82 件东方写本，但这些写本均由中东文字写成，包括15件成书于印度的叙利亚文写本，大多由当时的首任印度主教马尔·约瑟夫（Mar Josef，1556—1569）抄写或收集于16世纪中叶，并于16世纪60年代带到罗马(2)《梵蒂冈图书馆馆藏中国周边国家古代写本文献》，第348—376页。也请参见Levi della Vida, op. cit., pp.146—198.。这份草稿中尚未有远东文字写本的记录。

表1 八个异国情调写本（3771—3778）收藏号对照表

如同Vat. Lat.3772（今Vat. estr.-or. 66），这一组中的所有文献均未见于鲁亚诺目录，但肯定被著录在某本我们今天无法确认的补充目录之中。依据补充目录里的旧书号的先后顺序，这些文献被著录在Vat. lat. 6949在第169叶正反两面和第282叶正面。没有旧书号的文献应该是新入藏的，被依次著录在卷末，例如第282叶正面的3778号。

本文第二节末尾提到，在奥德伯特来访前后，梵蒂冈图书馆可能收藏有“多件”印刷品和写本中文书，即编号3612、3771、3772和3802(3)此处作者加注：原文“3778”为误，现译文已由作者更正。，加上一张《中文字母表》和一张没有中文字符的《中国数字》。其中3771和3772置于“展示文献中”(4)见Sala Cons. Mss. 304中Vat. lat. 3775 著录条目的旁注。这是至今仍在梵蒂冈图书馆使用的拉纳尔迪目录的精抄本。，属于图书馆镇馆之宝中的“异国情调写本”。或许是因为年轻的奥尔良人文主义学者的强烈好奇心，或者是出于他父亲为他找到的关系门路，图书馆向奥德伯特展示了其所有的中文馆藏，既包括两本“异国情调”的镇馆之宝，又包括两本可能是刚入馆的文献，以及像《中文字母表》那样的散叶；又或许情况更简单，陪同他参观图书馆的人仅向他进行了口头描述，作为对他所提出相关问题的回应，比如梵蒂冈图书馆藏有多少件，是哪些件中国文献。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