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承军

19世纪以来，欧洲汉学因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发掘新史料而取得了累累硕果，东邻日本步武法国汉学之后奋起直追，也取得瞩目的成就，但直至20世纪20年代，域外汉学才对中国学人造成巨大压力。(1)李孝迁：《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页。在域外汉学的强势冲击下，当时中国学界普遍存在着忧患意识和不服气的情绪。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称史语所）的成立使中国学者与域外汉学的竞争，由个人努力变为集体有组织的行动。

时彦好以学人为中心考察中外学术交流，但对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在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罕有深入细致的分析。(2)目前学界对史语所与国外的学术交流研究有王汎森的《伯希和与傅斯年》（收录于《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桑兵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孝迁的《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周雷鸣的《中央研究院与民国时期中外学术交流研究（1928—1949）》（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9年）亦提及史语所及其学人与国外汉学的交流，但研究仍以学人为中心，缺乏系统、整体的梳理与研究，拓展空间仍很大。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制度、组织视角，对史语所与域外汉学的交流与互动情况做系统的考述，探析其影响，以丰富民国学术交流的诸多面相，彰显中外学术交流、互动的借鉴价值及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