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明明

（作者系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宋辽金史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摘自《人文杂志》2021年第9期）

我国皇家图书馆的历史源远流长，周有藏室，汉有天禄、石渠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继之不辍，雅名层出。北宋有三馆和秘阁，统称馆阁，元丰改制后隶归秘书省，但南宋仍沿续馆阁之名。历代虽名称有别，功能稍异，但宗旨趋同——“崇文之意一也”。馆阁制度发展到宋代，臻于成熟与茂盛。就宏观而论，馆阁制度是“直接作用于文学的制度设施”之中层制度，“与文学本体距离较近，……对文学直接影响并接受文学的策应”。就微观而论，我们借用饶龙隼先生层位理论，重新考量宋代馆阁与文学的关系，将其分解为庋藏编校典籍的“外层”，选拔培育人才的“中层”，馆阁文学所属之“内层”，且三者具有“交叠迁移”特征。

馆阁储藏编校制度与文学关系——生态土壤

南宋文人王应麟说：“图书之府，著作之庭，与夫校文之处，三者各有司存。譬之蓬瀛方壶，鼎峙瀛海；台观金玉，邻居往来，而均为道家山焉。”王氏指出，馆阁的基础职任一分为三，储藏、编纂和校勘同等重要且地位尊荣。这样的文化环境、日常工作，于文人眼界开阔、素养厚植、学术精进无疑是有促进的。欧阳修《上执政谢馆职启》云：“伏以国家悉聚天下之书，上自文籍之初，六经、传记、百家之说，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医卜、禁祝、神仙、黄老、浮图、异域之言，靡所不有，号为书林。”这说明馆阁庋藏图籍具有历史久远、品类繁富、多元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这种选择标准对于形成和保持丰富的文学生态是大有裨益的。北宋初期馆阁的重建，图籍主要征集自南唐、吴越、巴蜀等文化发达区域。“靖康之难”后馆阁图书之府的重建，经济人文发达的蜀、赣、越、闽等地贡献良多。图籍典册的迁转流徙，对输出和输入地文化环境有较大影响，形成两地图书资源的重新分配，刺激图书的刊刻与流播，这些自然会浸染到多地的文学生态。作为中央文化中心的馆阁，由于地位优势和职能关系，文化发达之地助力它的建设和完善，同时作为回馈，馆阁文化的辐射作用又促进地方文学文化生态的繁荣与活力。本朝文人文集亦在馆阁收藏之列，于家族于个人而言均是至高荣誉，保存文献、显扬名声的同时又以榜样的作用引领社会文化、学术风尚。

馆阁编纂国家图书总目，文化学术意义举足轻重。据图书总目查验图典存佚，辨别真伪，核校异同，“固不失为册府之骊渊，艺林之玉圃也”；同时了解某一时代的学术文化，引领学术研究的方向路径，功莫大焉。馆阁文人对典籍图册的储藏鉴别、校勘整理萌生兴趣，进而成为其学术的增长点和文学创作的动力源，从影响力来判断它就不再是外层制度而属于内层了。例如曾巩在馆阁十余年，读书校书使其眼界大开、学养丰赡，学术的自信呈现在文章上就是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典雅温润，特别是曾氏所作校书诸序篇篇精美，历来被文章家所赏叹。总之，图书的搜集庋藏、文献的整理编纂、典籍的校勘注释，虽不直接关涉文学，但是以传承斯文、弘扬文化、营造学术风气和引领审美风尚的力量，作用于整体文化生态而实现对文学影响的有力发生。

馆阁选拔培育制度与文学关系——动力导向

1.馆职召试和考校他人——迎合与自新中文学观念的交锋和新变

北宋馆职选拔以诗赋为主，兼及策论。南宋馆职选任，博学宏辞科出身是一个重要特征。南宋初级馆职召试，遵循学术与人品并重原则，策论要求积极正面，切中时病。选拔考试内容，直接影响了文人对诗赋、策论关注与研习的热情。北宋文人刘挚说，“经义以观其学，诗赋以观其文，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

文人入选馆阁后，不仅参与科举考试制度的讨论修订，而且承担“以助主文考校”级别有差的具体任务。馆职参与科考，虽然主导思想受制于馆阁制度的规约，不过馆阁文人的个人喜好也会左右取士之风。大体说来，文人召试馆职时被馆阁考试规范所牵引局限，服从适应是必须的，所以强化了馆阁选拔制度；而进入馆阁成为主考官后，又以个人好恶影响科举取士，便对馆阁制度形成一定冲击。馆职召试乃精英文人（主体是进士及第者），馆职考校他人（多为普通举子），在被召试和考校他人的身份迁转中，精英文人从向官方文学靠拢的内向行为到彰显个性的外向行为变化，带来的是迎合与自新中文学观念的交锋碰撞和调适新变。当然唯其如此，文学才能在规范与打破中更新生长，保持活力。

2.储才育才的政治职能——散文创作题材重大和情感表达慷慨激昂

储才育才是宋代馆阁的重要功能。刘安世有道：“伏见祖宗初定天下，首辟儒馆，以育人材。累圣遵业，益加崇奖，处于英俊之地而厉其名节，观以古今之书而开其聪明，廪食太官，不任吏责，所以成就德器，推择豪杰，名卿贤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无愧前古。”馆阁的滋育，使文人谙熟典章制度，擅长政事措理，博通文史，对其眼界格局的提升与拓展有正面影响。表现在文学创作中，特别是散文创作中，题材内容关涉天下民生、军国大事，文章使命感强烈，议论性突出。姚勉《拟上封事》云：“储材于馆阁，正欲其言天下之事也。……必其事关国体，人不能言，然后馆阁之臣抗章极论。”馆阁文人作为精英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判断，同时职业素养需要展现拾遗补缺、直言敢谏的勇气担当，当然“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这种与统治者共治天下的政治诉求和职责要求，加之个体性情的选择呈现，突出影响了馆阁策论的风格：直陈利害、气势充沛，博通古今、掷地有声。

馆阁文学产生与生产的多维向度

馆阁最重要的职能是图书之府与育才中心，但日常文字、文学工作的不可或缺，加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文人渊薮特点，使得文学的生产呈现被动和主动两类。

1.日常文字职掌与评比激励——大量应制文学的产生

宋代馆阁虽不以单纯培养文学家为宗旨，但许多职任决定了它和文学息息相关。杨亿《与秘阁钱少卿启》云：“侍柏梁之高宴，即赋七言。然陪清跸之游，更献从臣之颂。梁园旨酒，居客右以无疑；谢砌苍苔，代王言而在即。”宴会陪侍、帝王出行、朝廷大礼等，馆阁文人责无旁贷赋咏歌颂，润色鸿业。乐章、軷祭文、教坊致语等琐细文字，由馆职撰写，既是培育历练，又是为两制储备人才。应制文学要求博通经史、文采灿烂，结构整饬、典雅大气，上升到宏大叙事的国家高度。

馆阁应制文学的评比与奖励，促进了应制文学的繁盛。淳化五年，姚铉直史馆侍宴内苑，应制赋《赏花钓鱼诗》，获白金之赐。仁宗天圣中，馆职韩羲因应制诗歌水平最差而落职。白金的荣耀赏赐和落职的严厉处罚相辅相成，刺激了馆阁应制文学的稳定发展。当然应制文学需一分为二地看待，缺点是程式化明显，千篇一律，共性大于个性；优点是辞藻华美、引经据典、风格庄重，高华大气。宋代两制文人中的大手笔，几乎都有馆阁履历，可见文学风格的承继性。

2.官方的文化普及与文人的理想践行——文学总集的编纂

馆阁储藏编校图书典籍，从与文学关系的远近来看总体属于外层制度，但具体到文学总集的编修，便是作为内层文学制度而存在。例如宋初“四大类书”之一的《文苑英华》，是太宗令两制文人与馆阁学士合作完成。编修缘起，乃“近代以来，斯文浸盛，虽述作甚多，而妍媸不辨”，选择标准是“止取菁英，所谓擿鸾凤之羽毛，截犀象之牙角”。国家利用文学形式，宣扬自己的文化理念和政治意图，亦是不言而喻。《西昆酬唱集》，是北宋馆阁文人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模拟李商隐诗歌的一次集中且大规模的艺术实践。杨亿《西昆酬唱集序》道：“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昌和，互相切劘。”华丽典雅、音韵铿锵、措辞新警，引领了以才华为诗、以典故密集呈现为特征的宋诗新风尚。

3.馆阁文化场域与文人渊薮——文学观念的活跃与创作丰富

张嵲《谢馆职上赵相公启》云：“是以游息藏修，爰处文章之林府；优柔厌饫，俾深师友之渊源。”身处文章之林的馆阁，时常思索问学，相互交流，甚至连闲暇时候也充分利用，从容求索且仔细体味，有助于加深请益者之间的渊源关系。馆阁场域由于文人萃集，交流便利，有利于文学观念的活跃和文学创作的繁荣；除此之外，由于馆阁文人身份特殊，极易成为其他文士的结交热点，其中不乏缁流羽客，这自然有益文学的传播与接受。

馆阁文人品评赏鉴、花样游戏中诗学观念的碰撞与审美风尚的孕育，有利于宋代诗文独特面貌的形成。惠洪《冷斋夜话》卷二记载英宗治平中，沈括、吕惠卿、王存、李常四人在馆中讨论韩愈诗歌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沈括认为韩诗只是押韵的散文，不合诗歌标准；吕惠卿则坚持韩愈代表了诗人的最高水平，对以文为诗的特征表示欣赏。这场诗学讨论没有定论，最终在“一坐大笑”的愉悦气氛中落幕，展示了宋代诗歌多元的发展方向和审美特征。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三记载，宣和中蔡攸提举秘书省，抛开董逌因露才扬己遭蔡氏忌恨的离馆之憾，馆阁文人较量典故多寡的游娱之乐，对于宋代文学崇尚典雅与推重博学是有促进意义的。

入馆供职、宴饮陪侍、曝书宿直、阅书校书、修史议政等诸多工作丰富繁冗，除应制外又成为文学自由表达的题材，既彰显其荣耀光辉的政治身份，又倾诉其孤寂无聊的个体况味。从馆阁诗歌情感基调来看，念远怀人、故园之思、江湖之恋、伤春悲秋等永远是主旋律，文学说到底表达的还是健全的人性。南宋馆阁文人王十朋、周必大、洪迈等人在馆中唱和往还，以植物花卉来抒情交际，在“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中宣扬了南宋馆阁休闲文学的儒雅精致。这类创作，游戏性与竞技性并存。

4.文学策应馆阁政治文化的影响——称美讽恶功能的发扬与缺失

宋代馆阁作为最高育才机构，文人有参政议政的职责，讨论议题非常丰富，涉及科举取士、国防安全、经济策略、地方治理、官员考核等方方面面，需要馆阁文人抗言直行。贺麟先生提出，文人介入政治的兴趣缘于本性实现，“他献身政治，乃所以成己成物，尽己性，尽物性”。同时，皇帝和权臣利用馆阁机构来实现其政治意图，如任用或罢黜某一学术派别的文人，利用修史来“异论相搅”，等等。于馆阁文人而言，政治职责、本性和政治生态，都会对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情感产生影响，进而浸润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

其一，颂扬美刺主动实现下的文学创作。

馆阁应制文学因其润色鸿业的功能指向，总有为文造情的套路之嫌。但也不乏天子仁爱惠民，德治彰显，馆阁文人油然而生的真诚咏叹，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文人主动去宣扬策应制度，变被动配合为主动表达。例如蔡襄有诗曰：“叠耸青峰宝炬森，端门初晚翠华临。宸游不为三元夜，乐事全归万众心。……要知尽作华封祝，四十年来惠爱深。”陈衍对此诗激赏不已，以为应制作品多言过其实，唯独此诗与汉代蔡邕所撰《郭有道碑》相媲美。这种文学创作更是馆阁文人在政治身份的牵系下，于“政治场景”的创作空间里对“适合国家、社会稳定的文学秩序”的一种自觉维护，是文学主动策应后的表现。

馆阁文人离馆外任或自请归乡，多半是政治信仰的失落。同舍为之赋诗饯行，彰显他司所无之道义之乐，诗歌的交际功能，讽喻功能更多凸显。饯行诗歌主题，既有对离馆者品行操守、才华气质的热烈赞颂，又有对其脱离束缚优游山水的无比欣羡，还有早日归朝的良好希冀。这种文学行为，无疑是塑造并强化了馆阁文人群体形象的文化内蕴——以道义相尚，以品格相励，以才华互敬，以学业相切。

其二，弃“刺”尚“美”功能转变中的谀词生产。

苏轼《谢馆职启》鞭辟入里地道出馆阁任职的双重性，“虽曰功名富贵所由之途，亦为毁誉得丧必争之地。名重则于实难副，论高则与世常疏”。在“‘为’政治而生存”和“‘靠’政治生存”中，馆阁文人的崇高感、使命感以及现实处境下释放的功利性、世俗性交织在一起，影响了他们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与艺术表现，这也是文学策应复杂的政治文化后作出的应机性调整。

“绍兴党禁”期间，虽然部分馆阁文人的奏议慷慨激昂，力透纸背，但是粉饰和议、赞颂秦桧、美化高宗的谀文谀词不计其数，其中就包括馆阁学士周紫芝等人。韩侂胄用事14年，势焰熏灼，权震天下，文人阿谀文词也比比皆是，其中馆职高似孙献诗用“赐”。这种“弃‘刺’尚‘美’，惟‘德’是颂”的行为，“是儒家的诗学主张和创作主体的立身之本在以高压政治为气候特征的环境要素催化下的一种逻辑发展”。

小结

如果说馆阁储藏编校制度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生态土壤，那么选拔培育则充当了动力导向。日常职任、文化场域、政治信仰等，助力馆阁书写题材的新鲜丰富和体验感受的新颖别样，“官方场景、公共场景、私人场景之区分”，“创作思维中政治、文学元素的消长过程”，带来创作风格的变化与多元。同时，这种频繁身份切换下的创作给馆阁之外的其他文学文化圈带来程度不等的辐射与干预。

文学策应馆阁政治文化的影响，可谓积极与消极并存，表现在称美讽恶功能的发扬与缺失。在馆阁制度中，以诗赋、策论的文学选拔进入馆阁，以文字、文学工作的培养操练达到胜任润色鸿业的初级目的；同时编纂校勘、建言科考配合着国家的文化政治策略；而两制文人和宰辅公卿的储备与输送，方是馆阁育才的终极目标。馆阁制度对宋代文化、政治的影响意义深远，由其图书之府和育才中心的强大功能所决定，“国家取士之门至多，而制举号为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册府处其最高”。正因馆阁地位重要，职能特殊，成效卓著，自然高调地决定了它对文学的影响是强势且广泛的。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学术文学有别、性格志趣迥异的文人，进入馆阁既受馆阁制度、馆阁文化的规约限制，又对原有的生态环境进行形塑与改变，譬如刘攽的滑稽多智、苏轼的博学率真，都是馆阁文化的别致样态。馆阁作为学术文化政治中心，其文人本身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他们的入馆离馆容易形成亲近关系，形成文化文学圈、政治圈分量不等的变动与组合。

邓小南先生指出，“一方面，制度既确定又限制着人们集体选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制度本身既由‘关系’构成，又由‘关系’限定”。馆阁制度具有典型的文化性、政治性，与文学有着复杂的关系，因而考察馆阁制度形成与发展、鼎盛与衰退、调适与维持中的文学生长与表现，对宋代馆阁制度、文学文化而言均是有益的。同时，分层梳理制度影响文学的多维向度也是不可或缺的，不仅有利于文学制度理论的建构走向丰腴和深刻，而且有益于政治制度的研究走向立体和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