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存远

（作者单位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摘自《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

在英美诸多文学批评范式之中，伦理道德批评可谓由来已久并烜赫一时。纵然该范式曾因遭受“艺术自律”论的冲击而显露颓势，但时至20世纪末，其境况又得以峰回路转。一方面，文学批评的伦理趋态明显；另一方面，不少文学批评家重新意识到，一味的形式阐析似乎已陷入瓶颈，而恢复伦理批评则势在必行。概言之，当代英美文学伦理批评显现出一种清晰的两重性：它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它在同传统说教、训诫式道德批评发生决裂的同时，也不断更新着自身的内部结构。不少学术背景、身份各异的学者们纷纷介入其中，推动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的新变。此外，考虑到勃兴时间的近似，英美文学伦理批评之于我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而言亦不乏镜鉴价值，非常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

反思与重构：当代英美文学伦理批评的理论格局

当代英美文学伦理批评面临一种两重性的境况：一方面，在“伦理转向”与“叙事转向”的交汇下，文学艺术与伦理道德的关联性再次获得共识，故而文学伦理批评的理论根基大致得以奠定；另一方面，举凡对文学伦理批评仍怀揣好感、葆有信念的批评家又都明白，沿袭许久的说教式、训诫式批评业已走上穷途末路。因此，反思与重构成为文学伦理批评理论研究的基调。相关议题主要有三：其一，反思传统道德批评的积弊；其二，重释“伦理”范畴；其三，确证文学伦理批评的对象与范式。

正所谓不破不立，重塑文学伦理批评的首要之义，便是严正地审查传统道德批评中的积弊。作为文学伦理批评的主要维护者，布斯（Wayne Booth）的观点极具代表性。依他所见，文学伦理批评之所以遭受“艰难时世”，部分根源于过往批评家惯用的一些失当的方法论。再有，便是过分竞逐和拔高文学作品的道德教化作用。毋庸讳言，不少道德批评家都希望从某个文学文本中，察觉到某些可供言说的道德规范、义务，并将这些内容无误地灌输给读者。布斯坦言，这种道德审查机制的频繁运转终归会招来读者的惶恐与反感。

上述主张引来不少正面呼应。帕尔默（Frank Palmer）提醒伦理批评家们莫要将文学文本当作浑然天成的道德教科书。文本固然会向我们敞开并展示一些关于日常生活的图景，但这并不是被陈述出来的，它需要我们动用审美机能去品读和领悟。戴维斯（Todd F.Davis）、沃马克（Kenneth Womack）等理论家纷纷指出，传统的道德批评充满了教条主义和卫道色彩，且执拗于将个人的道德判断强加于读者。质言之，上述症状严重消解了文学伦理批评的合法性，而理论家们也不得不从多个层面予以清理。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澄清“伦理”概念。任何一种批评范式的新变都离不开其关键词内涵的滑动。对于文学伦理批评而言，如何把握“伦理”一词就成为了重中之重。波斯纳（Richard Posner）等“审美主义者”反对文学伦理批评，其实部分根源于他们将“伦理”完全等同于“道德”。要实现从传统道德批评到当代伦理批评的转型，就得预先完成关键词的置换：把“伦理”界说为一个明显有别于“道德”的概念，并由此来统领相关的理论架构与文本操作。

而今，借助布斯、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纽顿（Adam Zachary Newton）等理论家的延伸与阐发，“伦理”一词在当代英美文艺理论界已然从“道德”等善恶是非的圈套里突围出去，涉足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内，重新搭建和规范着自身的内涵。这种关键词的内部变更既扩充着文学伦理批评的论说场域，同时也为理论家重审文学伦理批评提供了元理论方面的依据。

经过反思与概念再释，理论层面的第三重更新也就呼之欲出。传统道德批评中的常见沉疴便是批评对象与路径过于狭隘。当批评家动辄对文学作品作出化约式的道德判断，进而抛开文本发表道德见解时，这种批评活动确实难逃式微的命运。因此，势必要探索文学伦理批评的立体、多元架构。围绕这一问题，相关理论家也纷纷提出了不少新见。譬如，高特（Berys Gaut）和南尼塞里（Ted Nannicelli）主张，伦理批评应当重点考察作品显现出的态度和意图：哈罗德（James Harold）和斯特科尔（Robert Stecker）分别从作品的叙事视角、形象塑造、道德书写的力度、道德影响形态等维度切入，为伦理批评规设了不少崭新的标准。

这种多元化的理论导向也极大地影响了当代英美文学伦理批评的实践面貌。过往批评家过分关注“作者的人生经历，以及他所持有的伦理道德信条对于其叙事之建构、制作、表现的塑形作用”，这便放大了外部因素在伦理批评中的地位，并导致伦理批评的重心发生了不恰当的位移——由作品转向作者。而今，叙事技巧、修辞手段等内部因素被规设为文学伦理批评的凭依，这既能防止文学作品中的道德内容被庸俗化为道德说教，也能促使伦理批评实践复归文学文本。

融合与统一：当代英美文学伦理批评的实践策略

通过上述理论探微，我们不难见出当代英美学界对于文学伦理批评的两种基本立场：其一，肯定其存在的合法性；其二，要求其适时地纠偏，尤其是向作品本体靠拢。这也大致构成了当代英美文学伦理批评实践的理论根据。

伦理批评家在恪守道德思维的同时，其关注对象开始延伸并覆盖一切潜在的审美性质素。纵然传统道德批评的范式依旧不曾被彻底消除，但就整体而言，批评实践中的伦理话语已经不再如往昔那般游离于审美形式之外，反倒与之发生了较为和谐的交融与统一。

一方面，伦理批评家们仍旧关注文学或文艺作品中的伦理意涵，并试图予以深度透视，且关于道德问题的复杂程度有了新的视点。他们依然热衷于从作品中见出各种伦理道德事项，并予以深度把握，但相关的阐析皆表征为开放性、发散性的样态，以往那种大而化之、简单粗放的说教式伦理批评不复可见。批评家开始避免那种仅凭道德内容所作出的整体性评价，防止因为文学作品中的某些有悖道德规范的片段而驳斥该作品本身，甚至取消其审美和艺术价值。总之，道德启迪逐步取代了道德说教，成为伦理批评发挥道德影响的主要形式。

另一方面，他们开始将批评视域置于文学的多重，而非单一构成要素，着力探究文学作品的道德内容与审美特质、艺术细节的关联。伦理批评家们不再孤立地看待作品中的任何道德内容，甚或是粗暴地将之与作品本体全然剥离。反之，审美品格构成了当代伦理批评的一项突出追求。如努斯鲍姆所言，卓越的伦理批评需要且并不妨碍形式分析。据此，伦理批评家开始重视作品的诸项审美性内质，如叙事技巧、作品显现的态度、形象构筑手段等，同时试图从艺术细节中发掘出其与道德内容的联系，防止伦理批评同作品本体发生断裂，最终流于自说自话。

质言之，转型后的文学伦理批评实践都与作品本体牢牢绑定，并严防自己的关于道德主张的论述溢出艺术区间。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固然实现了预期的斩获——从文学文本中寻觅到同他们所持道德见解相对应的可靠的道德内容，但他们的批评实践却又时刻指向着文学文本。他们不遗余力地确保自己的道德发现有据可寻，而这根据便是文学文本自身。文学文本才是伦理批评的根本来源。这些批评家们也充分承认了批评文本同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固守了当代伦理批评的审美底线。

以合理妥帖的方式谋求伦理内容与审美形式的“珠联璧合”，这大致就是当代英美文学伦理批评实践的核心策略与内在结构。这样的英美文学伦理批评是一种基于文学作品本身，并借助艺术分析来透视、映现其中的伦理道德内蕴的双向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往往需要批评家兼顾作品的审美特质和道德内容，并把握和揭示二者间的关联。

倘若说传统的道德式批评主要表征为一种道德说教，那么当代的伦理批评归根结底则是一种凝结了伦理使命的文学批评，它指涉批评本体、伦理道德意指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交互关系，兼有伦理思维和审美视域。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它善于将伦理道德发现寓于艺术细节和审美表象之内，注重彼此间的对话与互证，力图用文学文本自行言说的方式替代批评者的直接伦理发声。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代文学伦理批评具有一种“间性”的质地。

视阈参照与学术镜鉴：英美文学伦理批评与文学伦理学批评

事实上，文学伦理批评在我国近20年间同样呈现出勃兴之势，并生成了两个主要分支：一是关于“叙事伦理”“伦理叙事”的研究，二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以颇具国际影响力的后者为比较项，中西方相关研究之间的异质性较为明显，主要表征为理论根基、实践路径、建构途径和学科背景四个方面。以西学为镜鉴，或可为我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进一步开掘提供一些经验。

第一，理论根基。英美文学伦理批评建基于“文学艺术同伦理道德休戚相关，不可分割”这一信条，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以“文学的本质属性是教诲，是伦理的艺术”为逻辑起点。后者由于旗帜鲜明地将“伦理”摆在比之“审美”更为显要的位置上，因而在论理的彻底性上似乎比之前者更胜一筹，但其症结也恰深植于此。

（1）混淆了文学起源、功能与文学本质，并以前者置换了后者。按照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说法，文学始于人类表达伦理意识的诉求。为整理生活经验并形成各种生活规范，人类用文字和文本的形式创制了文学，而文学则一直发挥着道德教科书的职能。这一点构成相关学者以教诲而非审美作为文学本质的重要理据。但诉诸历时性眼光，连同文学在内的任何艺术在发展过程中总会变更其原初形态，并延伸出新的价值与功用。文学的起源和功能只能干预、塑形，却无从决定或是取代其本质。

（2）误读了文学的功利性与审美的无利害性。文学伦理学批评家宣称，文学创作过程因作家动机的参与而不存在审美无利害性，但不论文学创作还是文学阅读，功利性（教诲功能）都如影随形。然而，动机未必都是功利性的。意兴勃发、情感喷涌等审美状态都是触发文学创作机制的常见动因，但这与以道德教诲为首的功利目的并无瓜葛。我们不能因文学创作中动机的掺入而否定文学之审美属性。

（3）割裂了文学属性与文学功能的内生关联。文学伦理学批评将伦理而非审美设为文学本质的另一个重要依据在于，审美只是文学的功能，或者说实现其伦理目的的媒介，却并非属性。换言之，审美之于文学而言，不具备充当本质的条件。但惯常来说，文学属性与文学功能之间存在着颇为密切的对应关系，后者往往由前者派生而成，前者则大都是基于对后者的归纳。因此，承认了文学的审美功能，便很难轻易否定其审美属性，遑论据此将伦理功能抬升至第一位的高度。

（4）高估了文学的教诲功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家持论，举凡文学作品，其价值总是由其教诲功能决定的。这显然过于武断。一方面，文学作品价值的判断还需要衡量其审美特质，否则文学文本与道德读本也就不必区分了；另一方面，文学教诲功能的实现也离不开艺术巧思。文学作品的全部道德内容寄居在审美形式中，其外化的程度、效果需要视读者对语言的拆解状况而定。

第二，实践路径。如前所说，转型后的英美文学伦理批评，旨在钻研文学作品审美之维与伦理之隅的交互性。这种路径越过了道德规训，重在阐释和启迪，较少给出明确的道德判断，无论是对于文学作品本身，还是其中的道德人物与道德事件。

文学伦理学批评总体上是在伦理阐释之余给出一个相对明确的道德判断，包括作家的道德观念、作品中的道德现象等。这也符合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理论方面的本体预设，即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文学伦理学批评同样尝试同道德批评拉开距离，因此它所伴随的道德批判，乃是在依托文学文本进行综合性伦理阐释的基础上给定的。但任何令人信服的判断，都需具备至少两项前提：标准清晰和形态全面。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这两点上都出现了含混。

一方面，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中，评价标准大抵是伦理性的。更确切地说，这些伦理根据无外乎是文学伦理批评学所预设的“伦理环境”“伦理困境”等术语。但批评家们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发生了评价尺度不一的状况。这大概是由于文学伦理学批评预设的术语和评价尺度过于繁多，且未曾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某些评价形态稍显扁平，致使由此得出的道德判断难逃褊狭之嫌。譬如，批评家因哈姆雷特所遭遇的伦理两难而理解了其性格弱点，却淡化了他因宣泄私愤而致使无辜的奥菲利亚自溺身亡的事实。这种道德评价就其全面性而言显然还有待深化。

第三，建构模式。就文学伦理批评来说，英美学界重在以问题意识为统领而展开论辩，相关学者倾向于在捕捉和查检学术弊端的基础上，给予相应的答解和补足。而我国文学伦理学批评则聚力于建构一个话语体系，包括知识溯源、理论阐释、术语创制等诸多环节，并依托高级别学术刊物或学会来维护和巩固其研究成果。

相对而言，英美这种“自说自话”的方式，更有助于提升议题的多元性与繁复性，促使文学伦理批评朝向一种众声喧哗的模式挺进；而文学伦理学批评这种以体系架构和学派塑型为主的策略，则使得相关研究在外观上更加整饬、严谨，且便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合力，进而由批评言语上升至批评话语，较大程度地激增其学术影响力。

然而，文学伦理学批评蓬勃至今，其发展模式中业已浮现出些许隐患。相关学者大致上是以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观点作为根本依托。故而，出现顺从多于质疑、迎合大过批判的状况也便不足为奇。相关研究的雷同性就此被极度拔高。它们彼此呼应，互为印证，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体系化架构也即落成。但这种策略有可能衍生出两项弊病：一来，文学伦理学批评自身的理论自反性被大大削弱；二来，文学作品在形象、修辞方面的鲜活性有可能被体系化的操作所遮盖。

第四，学科背景。而今，伦理学、美学等相邻学科学者的涉足，使得英美文学伦理批评不再仅仅切乎文学这一门学科。诚然，非文学学者在文本阐释的过程中，其精巧细密程度总归及不上专业的文学批评家。但考虑到文学伦理批评就其自身而言便具有跨学科属性，因此这种多方涵容的学科构成反而契合了文学伦理批评的本体特质。介入论争的道德哲学家、美学家们依据域外知识谱系，给出了不同于一般文学批评的批评式样。他们的学科背景赋予其批评实践以更为厚重的哲思深度、更加宽广的参照范围。

相比之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学科涵容度则稍显单一。相关学者大都是外国文学专业出身，有着充足精深的外国文学史和作品知识，擅长各种类型的文本细读。但这样的学科背景尚不足以抵达文学伦理学批评所预设的批评目标，以及清理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逐渐积聚的理论痼疾。一方面，文学伦理学批评本就涵容了大量诸如美德、正义、血亲、法律、环境等域外学科事项；另一方面，前述的多种理论疑难，也不纯粹关乎文学这一门学问，它们的答解，同样需要美学、道德哲学等学科提供话语支撑。

需要申明，本文虽以英美当代文学伦理批评为镜鉴考量了本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并在分析上述四个层面之差异的同时，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些许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西方这两种伦理批评范式有什么优劣之别。事实上，英美文学伦理批评由于研究群体较为分散，因此存在部分理论和实践黏合度不高等问题，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彰显中国人文科学话语力量等方面的贡献亦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