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彪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摘自《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泛娱乐化社交”成为继微信代表的“生活化社交”的又一个现象级应用，并逐步演化为以偏草根的快手与偏酷炫的抖音为代表的两家头部平台。快手平台用户主要以三、四、五线城市的25～29岁的人群为主，聚集了大量新生代农民工，既是展现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利的窗口，也承载了他们对自身身份与群体的认知、建构与想象，显现了“自我赋权”和“创造需求”的效果，形成了或正在形成与主流文化有所差异的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文化，衍生出全新的网络亚文化形态——土味文化，并与主文化“嫁接”而生成了“土味情话”文化。

快手土味文化的“混合性”：作为拼贴与同构的风格

亚文化与“更广泛的文化”相比，多处在边缘和弱势的位置。笔者在观察中发现，快手平台上的土味文化和主文化与亚文化都存在价值“区隔”，其位置应该介乎于亚文化与主文化之间。土味文化包括情景搞笑剧、社会摇、喊麦、直播等视频展示形态，使用较多的表达元素是金钱、搞笑、美女、暴力、性暗示、社会法则等。伯明翰学派对青少年的亚文化现象的研究表明，青少年越轨文化形式及其内在都是为了突显与表现自我，因此“成功”是交织于情感背景下的土味文化的永恒命题，票子、房子、车子是新生代农民工“自我编码”的评价体系，也是个人成功和都市化的表征物：一方面，他们利用快手平台张扬自我个性，让网民看到他们的存在价值；另一方面，剧本的预设化和视频的可操作赋予了他们更多的想象空间。但综合来看，这种文化形态是对主文化的一种低俗化解构、“拼贴”而成，是物品意义的重组和再语境化。

新生代农民工多出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时代，有共同的生活境遇——从小成长于农村，各种农村生活元素已成为消费文化时代共同的记忆载体。社会发展与转型太快，这代人的集体经历难免会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某些文化创伤和集体记忆，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内心的价值观及其外化行为还依然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是80年代，社会转型“撩起”的各种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念的碰撞被鲜活地“拼贴”在这一群体的集体思想意识之中，其具体体现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土味文化的几种内容形式中都有各个时代的生活元素，因此土味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传统与现代核心价值观念、不同世代社会文化元素的拼贴及共存。

英国学者迪克·赫伯迪格认为亚文化并非从正面直接对主流文化进行挑战，而是通过风格来表达其抵抗意义，他认为风格由拼贴实现。拼贴是亚文化的主要表征，拼贴是对主文化的另类使用方式，它建构的独特的消费仪式与风格将亚文化与主文化区分开来，并表达某种认同和被禁止的意义。拼贴作为亚文化的重要风格，暴露了拼贴者内心的“隐秘”认同，传达着拼贴者对一些重要话语形式的改写、颠覆和延伸。后伯明翰学派认为拼贴正是传统与现实的杂烩，是多元文化的呈现。另外，约翰·克拉克认为亚文化风格的拼贴表达着反抗性意义，这种表达一般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反抗阶级；二是对主文化自身的形式进行改造再生产出反抗性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不一定会刻意“反叛”，但多少已经无意识地偏离了主流文化，这种矛盾定位也正好体现了“拼贴”的风格。

拼贴与同构是亚文化风格的两个共生概念。拼贴重在将一些看似不协调的元素予以叠加、整合，重组新的意义。拼贴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作为风格其本身具有秩序井然的一面——看似混乱的拼贴终会作为一个意义整体凝聚起来，即拼贴的目标或效果是“同构”，是将至少两种多少有些疏远的现实并置在一起，显示如同马赛克般的凌乱叠加。笔者的观察对象发布的短视频中，半数以上都加上了背景乐，这些背景乐比较杂乱，最常见的是“我们不一样”“全部都是你”等发源于快手的“神曲”，又有各种喊麦歌曲，虽然杂乱但整合有序。作为风格的同构，等同于心理学意义上的“一致性需求假设”，即人类天生有一种求取一致的需求，而在土味文化中，同构则强调的是短视频拼贴后的一致性或对拼贴产生的群体心理共鸣。

快手土味文化的“神话性”：被规训和被塑造的“身体展演”

近年来流行的整容手术与当下各类美图、美颜APP的盛行，都迎合了年轻群体对现实生活中物理的身体较难改变，但可以通过虚拟的身体符号改造就可以简单完成的心理需求，这无疑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巨大的跨身份转换诱惑。新生代农民工在快手平台上会自觉地模仿各类时尚标杆与元素，形成亚文化风格的“身体符号崇拜”，这种共识身体标准以权力话语运作的形式，潜移默化地让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形成理想的、完美的“镜像自我”，通过打造“感觉中的完美身体”，依靠在农村生活语境下形成的对“美”的认知进行重新组装身体符号，形成新的富有意指功能的“身体神话”。当神话化的身体展演进入快手这个具有社交指向的表演空间后，一场场自恋与凝视的表演秀也随之上演，最终把原先有缺陷、不完美的“现实我”包装成富有巨大符号的奇观。土味文化无疑将枯燥、辛苦乃至残酷的民工生活在快手商业平台与技术幻象的双重包装下“神话化”了。

无论是土味文化还是美图美颜、网红脸都代表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父辈民工的不同，代表着在线上空间被忽视的年轻草根群体冲破城乡二元社会身份的桎梏，希望在虚拟空间获得经济、文化地位的努力尝试。当他们用自己的“身体”突入现实的网络文化语境，试图打破现有的文化权力关系而在社会结构的松动中获益（主要是经济利益）时，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尝试本身就是被“权力话语”所塑造和规定的，这也是亚文化的矛盾性之所在。

快手土味文化的“非抵抗性”：群体性身份再生产

在伯明翰学派的框架中，抵抗性是亚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亚文化应当是社会内生冲突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和延伸，其关键目的在于建成一种亚文化群体内部的语言体系，并以此和主流文化、父权文化和更广泛群体区隔开来。从根本上讲，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代表的亚文化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结果：这是一群既不是“城市青年”又很难回到农村成为“农村青年”，是“悬浮”的一代，他们生活在城乡二元关系的夹缝中，既与外部的城市文化产生激烈的冲突，又苦于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与城市文化、主流文化的物理距离、社会距离加大了他们观察、理解、参与城市生活的门槛；而工作制度、居住环境的时空区隔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门槛，作为城市生活的“他者”，他们并不具有对个体生活方式的“解释权”，长期处于被建构和被观察的状态。这种群体冲突与身份认同之困集中反映到了这一群体对快手的使用上。原本相对完整的城市生活、都市文化概念被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解构为一个个“社会人”风格的猎奇视频。而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语体系中，他们会建构出自己想象中的城市和成功人士生活，并在视频中模仿这种风格，将其称作“社会人”。而“社会人”的背后体现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对都市文化和话语体系的解构。

快手的主要用户群体大致分为“小镇青年”“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村人口”三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比较特殊，他们发表的内容既有“小镇青年”的炫富、喊麦和奇装异服，也有农村的相关元素背景（尤其是过年回家期间），这一群体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身份的游移与悬浮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危机，他们试图借助自身的身份在虚拟空间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走红”成为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玩快手的共同梦想与追求，属于典型的“身份政治”现象。所谓“身份政治”，是基于身份（尤其是户籍制度）基础而设定发展机会、行为路径与社会保障的权益形态，通俗点说，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底层民众通过强调自己和族群的身份，来获得社会权利的行为。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这里的“社会权利”主要是以经济收益作为诉求目的，既没有向主流文化发起的文化排斥，更没有社会地位的提升诉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土味文化远没有伯明翰文化学派所说的“抵抗性”。这一概念是伯明翰文化学派的核心概念，原初的亚文化理论主要围绕青年面对面的互动，而互联网则提供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开展集体性青年文化实践的新途径，抵抗性在当代正走向消解，甚至其本身并不存在。在伯明翰学派的反对者们看来，虽然亚文化属于一种对现实社会的反抗，但这种反抗是逃避式的。

由于农民工跨越了城乡间的固定区位，他们的身份话语成为日常生活乃至官方话语都在宣讲的符号，彰显一种符号性的身份表达，这其中代表着一种有着独特内涵的“身份政治”——与传统强烈的土地依附形态比较而言，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两栖性”生存和发展模式具有发展性与进步性；与稳定形态的城市居业发展相比照而言，城里的乡下人与乡里的城市工人这一双重身份又体现出鲜明的过渡性与非均衡性——一直以来，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身份认同的困惑，在主观上，新生代农民工对其“农民工”的身份标签不太接受和认可，因为这一身份标签意味着他们客观上没有完全脱离“农民”身份归属，但同时又没有能够融入城市“市民”身份中去，并且在目前的社会结构状态下，新生代农民工不可能真正实现从“农民工”这一双重性、过渡性的身份政治中“脱困”与“解码”，说到底仍旧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权利现代化问题。

快手土味文化的“流动性”：校正与收编

流动性是鲍曼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从土味文化的发展趋势来看，这是一种流动的、可自我调解的亚文化形态，具有一定的弹性和韧性。在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理论中，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是一个核心问题，其目前主要受到三方面的收编与规训压力：

一是主文化，主文化对土味文化是持一种比较“悲天悯人”的心态，既希望获得其所谓的“低俗”展演带来的感官快感，又对其可能对主流文化与观看者的价值观产生误导的“第三人效果”而感到担忧。如新浪微博平台上，用户名为“＠土味挖掘机”账号，搜集快手中简单、猎奇的“土味”视频进行转载和搬运，将快手内容带入主流文化的判断框架内，带动微博评论区的用户对所展示的内容展开嘲讽与批判。

二是官方话语，亚文化的部分内容也进入了官方话语的视野，MC天佑被《焦点访谈》点名批评成导火索，快手针对一些原来火爆的低俗内容进行了屏蔽处理。官方话语的通报批评矫正了亚文化中某些消极的成分。官方的批评带来的负面溢出效应可能使主文化语境对土味文化贴上“LOW”“低俗”“不堪”的社会标签，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大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他群体的社会距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会表现得更加孤立与反抗。

三是还有来自快手的战略转型和对土味文化的商业化收编。迪克·赫伯迪格指出，多数情况亚文化风格会首先被商业媒体发现，起初伴有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应，随后会将亚文化安置在常识的统治架构内，亚文化被描述成“疯子”，却同时也被描述为失业的、新潮的、不成熟的，商业媒体发起的收编最后呈现出两种形式——商品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新界定。自2018年起，快手通过主打“每个人生活都值得被分享”等标语，展示自己为每个人提供网络话语表达机会的形象，改变自己在社会话语场域中“低俗”的形象。在这一趋势的影响下，喊麦、社会摇等风格化明显的内容开始减少，某些观察对象开始发布一些记录自己生活原貌的短视频和视频博客。商业资本通过对亚文化符号的再次变现，进一步实现了对土味文化的收编。商业收编是一次多方势力的商业共谋，商业资本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广告赞助商紧跟热点，对亚文化的收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消费者将土味文化搬运到社会话语场，进入主流意识形态视野，起到了文化外溢的助推作用。“土味”的含义也更倾向于展现生活中比较真实和搞笑的一面，一些电商平台上出现了与土味文化有关的商品（如T恤等）。这些现象表明，原来属于亚文化的元素正在部分被转化为商品和更加流行的文化变体。

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与惩罚会要求亚文化重回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框架之内；商业资本觊觎亚文化主体与其消费群体的重合而收编整合到其资本逻辑之中；主流文化因害怕其对目前的文化结构产生冲击而进行逆向抵制与努力消解其合法性；科学技术的更新迭代会为亚文化的生存提供庇护。四种权力主体构成了一个正方形的权力博弈结构，而在几何学里，方形是最不稳固的图形结构，四种力量此消彼长促使着亚文化的不断演进，要么消亡、要么隐匿、要么彻底被收编，进一步体现了亚文化的流动性。

结论

土味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场多元化时代的“身份政治”集体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他们的生活态度和主体价值，侧面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意识与自我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新的技术语境下寻找自我身份的结果，在失落中重新构建和强化自己的身份。吉登斯认为自我身份已经成为自反性的、有组织的谋求，自反性意味着对自我行动的反省，是现代青年群体均具有的主要特征，土味文化使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通过边缘与主流进行对话，进行自我身份建构、认同与再生产。在自反性后现代化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自主性、个性化大大增强，城乡二元结构对立、新技术的碎片化使用等均使得这一群体自我主体身份的碎片化，认同的缺失均导致他们乐于追求新身份，对于新媒介技术天生的亲近性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个体权利意识觉醒的推力——他们利用快手等新媒介平台进行自我赋权，通过生产与主流不一致的边缘文化，故意营造亚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的疏离之姿，在面对误解乃至妖魔化的曲解时，使得他们更善于在具体的文化场域中重新定位、找寻自我、建构自身的身份定位，进行着新的数字身份的生产，并形成一种强烈的自我认同情感。

因此，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亚文化群体身份须置入社会结构变迁中反思文化身份的认同或承认的诉求是否能改善政治经济层面的权力结构（如非正义的社会资源再分配）问题。土味文化虽然表征上是“亚文化”形态，但本质上是为争取多样化、差异化的文化权力而斗争，是在不利处境下身份群体的一种“自我保护”。阿克塞尔·霍耐特认为诉诸身份认同的斗争能够在社会生活内部产生一种道德压力，个体会因为身份承认的诉求超越社会制度和利益动机而产生社会抗争。因此，身份历来都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因为身份本质上是与权力的问题绑定在一起的，而权力是生产出自我的一种社会控制形式，新生代农民工亚文化群体身份是一个充满对立的、矛盾的与不确定的时空协商中的构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