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大学 辽宁 锦州 121000）

那些将战争娱乐化的影视作品无法使人真切体会战争的残酷与血腥，不仅使历史失真，更消除了对生命的敬畏。如果说直接描写战争场面的电影能给人带来生理基础上的感官刺激，那么通过心理描写表现战争创伤的电影更能给人带来对战争的敬畏。因为对于年轻一代而言，影片所描绘的战争场面离自己太遥远，一旦不能引起足够的共鸣，往往会成为单纯的快感。

让和平时代谨记战争的苦痛尤为重要。应当借助当今社会的先进技术，使没有经历过战火年代的后辈尽可能地感同身受，方知和平来之不易。《朗读者》这部影片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的，故事中的年代背景选取了二战之后的清算时期，采用了独特的视角，一方面聚焦于身处纳粹施暴者底端的人群的命运，同时又对幸存者的生存苦痛和精神归宿进行了深刻的侧面描写。《朗读者》分别从施暴者和受害者两方面表现了战争对人的持续性影响，在拍摄手法、人物塑造上具有独特之处，对战争的表现兼具多样性、层次性和深刻性。

一、内聚焦叙事与接受者心理参与

战争题材是众多电影题材中比较成熟的一类，其中涉及历史、文化、种族等因素的反映战争给人民造成的创伤以及反思战争中人性的沦丧的影片早已屡见不鲜，形成了一种新的电影类型——战争创伤电影。早期反映战争的影片大都倾向于对战争进行直接描写，且这种刻画方式沿用至今，通过给予人们视觉上的冲击来谋求心理上的震撼。如《现代启示录》（1979）中美军对越南百姓的疯狂扫射，《拯救大兵瑞恩》（1998）中对于诺曼底抢滩登陆战的描绘，《南京！南京！》（2009）中各种日军残暴屠杀的场景，都是直观地将战争的残酷与血腥展现出来。但也有少数电影盲目追求视听刺激，企图通过所谓的“快感”消弭反思的可能性。与此相对应，随着战争逐渐远去，间接描写战争的影片陆续出现，对战争这一题材进行更加深刻全面的表现，更加关注战争背景下鲜活的生命，侧重启迪人们对战争和人性的思考。如《血战钢锯岭》(2016)中所呈现的战争后遗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2016)中针对社会各个阶层对士兵的伤害所进行的探寻。

战争创伤电影展现的内容可大致分为两种：战争、恐怖袭击等造成的身体创伤；战争灾难对幸存者造成的精神创伤。其中，战争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会伴随一代人或几代人，记录苦难是为了反省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错误，给后人以警示。因此，创伤电影不仅是人类情感的宣泄，也是记录真实历史的重要方式。由于时间具有一维性，战争与当代人的距离必然会无限拉长并最终尘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欣赏者的接受能力。因此，如何在贴近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提高当代大众的接受程度成为战争创伤电影无法回避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朗读者》采用画内人物的内聚焦叙事方式来反映战争创伤，达到了第一人称“我”与第三视角的旁观者合二为一的效果，从而引发对战争罪行的承担主体及其赎罪方式的重新思考。

首先，描写战后创伤的电影所选取的背景不能与战争相隔过久，不然就会削弱战争对人的影响，破坏人物的真实感。其次，影片需要沟通两个时空——过去和现在，也就是战争与和平。接受者处于后一时空，创作主体必须在影片中建立起接受者与前一时空的联系，建构一个贴近接受者心理的现代化视角，增强受众的共鸣。《朗读者》选择了战争的幸存者（不论属于哪一阵营，在那样惨烈的战争下能够存活都是一种幸运，这里并不特指受迫害的一方）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幸存者具有联系战争前后两个时空的媒介功能，又通过内聚焦叙事最终实现接受者与叙述者的视角合二为一。以第一人称“我”来进行回忆，引出幸存者，并与幸存者发生关联，借以直观体现幸存者对于“我”的影响、“我”与幸存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以“我”的视角对幸存者加以叙述。在回忆的整个过程中，第一人称“我”逐渐退居次位，幸存者逐渐居于中心地位，使“我”成为与接受者同一时空的旁观者。这就达到了一种心理置换的效果：接受者貌似成为了影片中的“我”，有可能达到“入画”状态，极大地提高了接受者的心理参与程度。同理，幸存者也需要一个联系过去时空的媒介，在《朗读者》中出现在法庭上的控诉方——母女二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称之为“前时空媒介”，相应地，第一人称“我”可以称之为“现时空媒介”。“前时空媒介”是幸存者与过去时空建立联系的人或物，“现时空媒介”是幸存者与现行时空建立联系的人或物，而接受者恰好处于现行时空范围内，与影片中的现行时空存在的时差可以忽略不计，这里仅限于和平年代的大时空。由此，构成了现实中的接受者与影片中的叙述者作为战争旁观者的两种视角在同一平面内的统一，使接受者既有隔岸观火的客观审美视角，又有殃及池鱼的主观审美体验。

《朗读者》在拍摄视角上充分考虑了接受者的接受程度以及现代人的时空背景，采用第一人称“我”与第三视角的旁观者合二为一的方式，一方面，拉近了接受者与影片的距离，减少了时间与空间上的隔阂；另一方面，虽然没有对战争进行直接描写，但却把战争的阴霾下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压抑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影片首先展示的是在叙述人的视野内当下时空的“果”，由“果”追“因”：以回忆和想象为视点，叙述者并不是战争的直接经历者，而作为战争中施暴者身份的汉娜一直存在于叙述者的视角中，至于其心理波动，我们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这也给接受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在文艺接受过程中，接受主体需要根据自己的生命体验来建构其理想的审美心理图式，对文艺作品进行再创造，从而领悟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层内涵。文艺作品能否被接受的关键因素是接受主体的认同心理，这是审美接受的第一步。认同是指“在文艺接受过程中接受主体倾向于选择和接受那些与自己的知识结构、经验系统、审美需求模式相一致或相类似的作品，表现出一种爱同憎异的接受期待视界。这种期待视界带有强烈的心理定势性质，是接受主体在长期的审美实践中形成的认同和解释文艺作品的审美经验和鉴赏能力”。只有接受主体对于文艺作品具有认同感，与文艺作品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文艺作品才能实现其美学价值，接受主体才能获得美感享受，同时，接受主体的审美期待也才能得到满足。因此，表现战争创伤的电影应当根据接受者的认同心理，创造出符合现代接受者审美和接受能力的画面，使接受者能自觉运用已有的人生经验，接近“战争”这一陌生的对象，体会战争带来的创伤，从而缩小空间距离和认知差距。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内聚焦叙事使“我”、幸存者和“前时空媒介”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结构，叙述者“我”作为影片中的旁观者，与接受者在现行时空中的视角构成了统一，使接受者能够切身地体会到叙述者的情绪、心理，进而理解其行为。《朗读者》通过银幕形象的塑造表现艺术真实，极力丰富情节中的细节，力求还原具体情境，使接受者信服，同时又保持着接受者与影片之间的心理距离，使接受者不至于完全沉溺在故事情节中，接受者能够运用情感连接自身经验，获得审美愉悦。

二、叙事悬念的设置与接受者的心理体验

悬念是推动情节的关键性因素。适当的距离感能激发接受者欣赏的欲望，战争创伤电影中超脱日常生活的情节能够刺激接受者的想象，激发接受者的好奇心。好奇心是最常见的接受心理之一，好奇心的主要目的是探索未知，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接受者会不自觉地关注情节发展，由此悬念设置才发挥了作用。进行战争创伤题材的影视创作，尤其是通过受创者的视角呈现创伤，必须考虑到重新撕裂伤口的痛苦，尽量将其恰当地体现在画面中，这既是对战争亲历者遭受苦难的尊重，也是对接受者心理的一种保护。

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Kathy Carruth）认为受到创伤的人往往在他们内心里承载着一段不可言说的往事。战争给予每个人不同的人生经验，在相同的大环境下个人的遭遇各殊各异，但战争所留下的精神创伤难以磨灭，在战争结束后成为每个人的隐痛。这种精神创伤超出了后代人的理解范畴，越是难以理解就越是难以说清，越是难以表达就越是想隐藏，这就使得受创者遭受的折磨具有延续性和隐秘性。创伤使当事人无力追忆过往，但是创伤记忆却不断进行碎片化、强迫性的重现。为了摆脱战争创伤的阴影，真正地面对和治愈创伤，并将其真正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受创者需要不断返回到创伤事件中。这种生理上的被迫回忆重现造就了天然的艺术表现上的悬念，正是这种病理表征使影片的叙事呈现出的无序性从侧面反映出了精神创伤造成的生活混乱。《朗读者》呈现出一种是非颠倒的社会秩序，讽刺乌烟瘴气的社会状态，目不识丁的汉娜是看守者，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精通多种语言的高级知识分子沦为阶下囚。这是对当时社会的真实描写，其中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在混乱的时代，出现任何荒谬都是可能的。影片通过非线性叙事的方式制造悬念，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对于女主人公汉娜违反常理的行为没有直接解释，向接受者隐瞒了一个既往的事实，随着主人公的行为发展去逐渐解开谜题，在影片的历史厚重感之上又增添了神秘感。波浪式推进悬念，使电影情节得到螺旋式的上升，以此满足人们的好奇心。随着主人公的个人轨迹，不断创造悬念又不断解决悬念，即我们常说的“一波三折”，实际上就是通过悬念的层层铺设以及冲突的展现和解决来实现的。汉娜要求他人为其朗读这一行为正是整部影片的关键性悬念，随着情节的推进，这一行为既是她并非最大的恶者的侧面证明，也是她对自己的救赎。

在战争创伤影片中，制造悬念的主要叙述技巧之一是闪回，其主要功能是表现对过往的回溯。影片在还原本来事件面貌的基础上还要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一般来说，通过合理地运用闪回能够达到穿越时空的效果。电影对闪回的运用，有两个形式惯例在实践中长期存在：一是，“大多数影片中出现闪回时都会伴随着相当慢的叠化效果——这样便于接受者理解影片的时间转变”。二是，“闪回一般都需要基于人物的回忆而出现”，因为“经典叙事允许影片的影像在空间上随意切换，却不允许在时间上随意切换”。在《朗读者》中，精神创伤所具有的病理属性经过艺术加工，使时空交错、拨云见日式的隐秘叙述成为设置悬念的一种特殊方式。主角米夏一开始就陷入了回忆，通过遥望窗外行驶的列车，并逐渐切近，然后透过列车的车窗，回到了15 岁的旅途——故事开始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在米夏的回忆中还有闪回的叠加使用，如米夏与汉娜在法庭上重逢时，米夏对过去的回忆就是通过闪回来表现的。这样一种拨云见日式的叙述手法，能够很好地设置悬念，激发接受者的观影欲望，同时，通过回忆来改变影片的节奏，引导接受者进行深度思考。这种叙述手法在《朗读者》中得以成功运用的原因在于汉娜自身背负的历史印记赋予其独特的神秘色彩，谜一样的女性和解谜的男性彼此纠缠，也更符合传统的性别标记。

悬念设置使人物命运更加扣人心弦，从而引导接受者产生共鸣，在电影《朗读者》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年龄冲突、身份冲突，以及“罪”与“罚”的冲突，使接受者对女主人公产生了怜悯与同情，也对其命运无比担忧。而一部成功的悬念电影常常以结尾的反转作为结局，正如在《朗读者》中，似乎主人公汉娜终身监禁的审判结果已经是事件的尾声了，却又通过男主角对汉娜的间接帮助和鼓舞，使人感觉似乎一切都在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两人时隔多年的相见，米夏闪躲的眼神、逃避的态度，最终又成为压垮汉娜的“最后一根稻草”，以汉娜生命的终结作为命运的宣判。

《朗读者》能充分运用设置悬念的方法来刺激接受者的审美体验，使传送给接受者的情绪信息能够被接受者加工成与其自身相契合的心理，通过关注主人公的命运，达到洗涤心灵的效果，这在艺术上无疑是成功的。

三、战争创伤对接受者心理的冲击

与早期战争题材的电影相比，《朗读者》更易于对接受者的心理产生持续性的冲击，主要表现为战争创伤主体的普遍性、战后幸存者的生存状态以及对战争中人性的深刻反思。小说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担任影片的编剧，他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向全世界展现了本民族赎罪路途的艰辛与沉重，从中寻求治愈战争创伤的办法，劝导人们承认过去的“罪”并救赎自我。战争创伤成为一个可供评论的对象，并不意味着历史已经远去，而是因为后代人都是战争的幸存者。

在早期的反思战争的影片中，对于战争的发动者和受害者都是有明确态度的，但随着时间的迁移，这种倾向性反而越来越不明显。这种不带有尖锐对立面的设计，并不是要消除人们对战争非正义一方的谴责，也不是引导人们忘记战争，而是站在了更为宽广的历史视角上，去尽可能地还原战争对所有参与者的伤害。战争中的个体是弱者，但不应泯灭人性。我们逐渐发现，一场战争的爆发，时也，势也。它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人所能决定的，小说《朗读者》的作者已经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鼓起勇气书写出来，这对于人类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较早的同类题材小说《苏菲的抉择》也被搬上大银幕，如果说《苏菲的抉择》还处于这种历史观的萌芽阶段，为了增加片中人物的复杂性，给予苏菲一个具有纳粹极端思想的父亲和丈夫，那么，在影片《朗读者》中，就已经完全给予了施暴者与受害者同等的地位。这种转变是艰难的，需要推翻历史已有定论的正义与邪恶，而去表现双方共同的人性，这对于身为过错方的一份子的作者来说，是饱受争议的。在现实中，不仅是战争的发动者（上位者）理应受到惩罚与唾骂，以汉娜为缩影的一大批小人物也要受到审判，他们既是为自己昔日的罪行进行赎罪，同时也作为熄灭受害者怒火的祭品，为整个国家和民族求得整个世界的原谅。影片中的各色人物对于“审判”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度，“审判”作为一种象征性行为存在。在法庭上，法官作为公平正义的化身，面对汉娜的反问时，竟哑口无言。教授在与学生们的讨论中，曾说过：“社会不是依靠道德来维系，而是法律。”影片中对于汉娜的审判是依据过错行为发生时的法律，从中可以看出法律的地位，那么法律之外的道德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在绝大多数世界公民眼中，不论他们基于什么情况加入到纳粹阵营中，是否自愿，他们都是不可饶恕的帮凶，因为其中每一个人都造成了数倍的伤害。甚至德国年轻一代对上一代人的怨念尤重，年轻一代不得不替还未出生时民族的过错而背负骂名并承担责任。通过受害者的叙述，可以知道汉娜是众多看守者中尚存一丝良知的一个，而和汉娜一同作为看守者的其他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不禁引发人们的思考：在清算战争责任时，应当如何衡量每个人身上的“罪”，又应当选择何种方式的“罚”，怎样做才是化解两个乃至多个国家或民族仇恨的最优解。

在人类历史上，犹太民族命运多舛，曾受到许多方面的种族歧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是受到极大的迫害，众多反映二战的电影大都站在犹太人的视角去表现战争遗留的创伤，但影片《朗读者》却以战后幸存的施暴者的视角揭示了战争中两国人民承受的苦难，再一次证明：战争是双方或多方的痛苦，像主人公汉娜这样的普通人在国家政权面前只能被战争推着走，在国家责任和人性道德之间她来不及做出选择，也不具备选择的能力。由此，影片全面客观地展现了战争创伤对“人”的影响，“人”在这里是具有普遍性的，并促使接受者最大程度上感知战争创伤所带来的痛苦，以警醒后代人。《朗读者》所构建的悲剧具有多重性质：首先，历史悲剧造就了个人悲剧，战争本就是一出人类互相残杀的悲剧，个人被裹挟着加入历史的洪流，战争结束后的个体则需要自我疗伤，内心所经受的煎熬是后代人无法想象的。其次，这是一出女性悲剧。女性本身就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处于战争时代的女性，更加弱小无助，甚至可以说是生物链的最底端，任人宰割。女主人公汉娜因其难以启齿的人生经历而与众不同，散发特有的魅力，且不论女性处于哪一阵营，都更容易激发接受者的同理心。再次，爱情悲剧之下隐含着两代人的精神隔阂。即便是作为年轻一代的叙述者也无法逃脱战争的戕害，在法庭上再次遇见汉娜时，他失去了爱情与婚姻，救赎行为的失败也使他深受其害。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应当竭尽全力地阻止悲剧的再次发生，并对其原因做出深刻反省，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本哈德·施林克通过影片向人们指出创伤治疗对于受创者乃至全人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其目的在于帮助受创主体接受过去的苦难，虽然历史无法扭转，但能促使人们对战争的本质与危害展开理性的反思。战争是人类自我创造的巨大灾难，对于人类而言，没有赢家。不论是哪一种表现战争的方式，其目的都在于记录历史的创伤，而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战争创伤电影通过特殊的表现手法能够让我们无限趋近于战争年代，相比于血肉模糊、尸横遍野的视觉冲击，似乎《朗读者》的娓娓道来更能成为和平年代人们心上的一把锁，锁住内心欲望的恶魔。

注释：

①张佐邦.文艺心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308 页。

②③Maureen Turim,Flashbacks in Film:Memory and History,New York:Routledge,2013,p.6,p.4.

④ David Bordwell,Janet Staiger & Kristin Thompson,Classical Hollywood Cinema:Film Style and Mode of Production to 1960,London:Routledge,1985,p.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