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祎祺

今天，当我们再次讨论艺术体制批判时，它的概念、范畴已经被学者明确建构起来了。在詹姆斯·艾尔金斯（James Elkins）受邀为中国读者介绍西方诸种当代艺术理论所撰写的《1970年以来的西方艺术理论概览》短文中，显然就含括了“体制批判”这一分支。他对于这一范畴的简略概括为“体制批判试图通过分析艺术体制赋予自身以意义：这个观念就是艺术的价值常常，或者主要地被体制构建起来，它在其中被生产、宣传和解释……”①。那么，什么是被艺术体制构建起来的观念？画廊、博物馆、艺术学院、艺术史研究者、艺术类书籍出版方和艺术家以及所有资助者或在每个组成部分工作的人，组成了艺术机构的实体。也就是说，艺术体制批判就是对艺术机构的每一个参与部分，每一个试图定义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价值的环节，进行批判和反思。

1958年4月，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在巴黎伊利斯·克莱尔画廊（Galerie Iris Clert）举办了“虚无”（Vide）展览。整个展厅被塑造成了一个空无一物的空间，这就是他唯一展出的作品。他将之称为“非物质的绘画感性地带”，将单色画带入视觉性、去物质的表现，也带动了一批观念艺术家的产生。同时，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在艺术机构出现的“体制批判”的一个先例。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文化、艺术和政治的多重背景下，对体制的批判似乎成为了一个紧迫话题。艺术家们发起了对艺术体制机构进行观念批判的潮流，他们攻击现有的文化艺术管理机构，认为它们并不具备真正的中立性，同时还通过作品挑战了艺术存在的惯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