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震

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正如约翰·杜威所指出过的：哲学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确定性的寻求史①。这种对确定性的寻求据他看来是基于“理论与实践”（或“知识与行动”）的分裂；更明确地说，在对确定性的寻求过程中，理论对实践具有优先性。据本文的考察，确定性的寻求毋宁说更是建立在感性与理性的分裂之上。这样一种传统始于巴门尼德，他一反赫拉克利特②，强调存在是“不被创造和不会消亡的”以及“完全的，不动的”③，它只能被理性而不是感性——亦即“无目的的眼睛”④——所把握。从那时起，感性连同它所暴露的不确定性被驱逐出“真理”的领地。而理性则因为它所显示给我们的确定性而获得了优先权。这种分裂被柏拉图所加深，他区分了意见和知识的世界，对应着现象与实在，感性与理智。在理念的永恒世界，不可能有任何变化，否则就是自相矛盾。这种观点在后来被延续。笛卡尔——现代哲学的奠基人——在他的第一和第二篇《沉思》⑤中揭示了感官知觉的不可靠性。在一系列严格的排除法之后，他选择了“我思”作为（“我”）存在的明证。在这个意义上，他深化了巴门尼德和柏拉图的传统。感性领域被边缘化了，原因是它揭示了现象界的不确定性，理性能力则负担起寻求超越现象世界的职能。

直到鲍姆嘉通，那个“不可言辨”但也并不“模糊”的低级认识能力⑥，亦即在传统中被压抑的感性能力第一次在理论上变得重要。固然，鲍姆嘉通的美学理论仍然附着于认识论的分支，它的特点就是寻找确定性，并且将审美经验的意义阐释为一种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