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诗杭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悲剧作为一个舶来概念，最早源于古希腊祭祀时的叙事歌，古希腊人认为悲剧包括人生一切痛苦之渊源，其结局一定是死灭凄惨的，要诱发人的怜悯与恐惧。而中国古典戏剧中几乎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悲剧，《牡丹亭》还魂、《长生殿》重圆、《窦娥冤》昭雪，正如胡适所言，中国人的悲剧创作似乎大多偏好思力薄弱的“团圆的迷信”，本质是一种瞒与骗的文学，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悲剧。而《红楼梦》借助虚拟时空，将人间真实的悲剧还原给文本语境，具有强烈的悲剧情感，是为中国真正意义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古典爱情悲剧。在社会境遇和命运遭际的考验下，宝黛二人对封建传统教化体系的叛逃和灵魂紧紧相依的渴慕，和西方经典剧目《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与朱丽叶对人文主义和罗曼蒂克式爱情的追求有很多美学相似点，也蕴含着中西方不同的美学观念。

一、跨时空的相似精神美学

《红楼梦》同《罗密欧与朱丽叶》，虽为跨时空的两部划时代爱情悲剧经典，却在整体美学风格上透出相近的审美价值追求。突出表现为对颓废的另类解脱的崇拜和对主人翁崇高生命力的深层刻画。

（一）超然的解脱

“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生最美好的部分凋零后，在悲剧中往往预示着个体的消亡。对比两部作品，无论是林黛玉“冷月葬花魂”、朱罗二人双双殉情，还是贾宝玉出家皈依虚空，《红楼梦》和《罗密欧与朱丽叶》都以主人翁在爱而不能的现实境遇下走向毁灭的虚无作结，在有“情”的“空”中达成和解，表现为一种另类的，象征解脱的颓废美学。

《红楼梦》第一回即以荒诞离奇的神话开篇，文中的“空空”“茫茫”“渺渺”之语为宝黛的爱情故事奠定了梦幻不真的悲情笔调，悲剧性的美学架构也在这种虚无和荒谬中诞生。书中虽极力写情，但却将“情”归为“空”的虚无。曹雪芹笔下的一切离合悲欢都就着那些浮华，只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空”起“空”结，在宝黛爱情的描写背后，弥漫着一种似淡却浓的失落与悲凉。甚至宝玉始终都对死亡有一种迫切的渴求，常有关乎“死”这一终极命题的惊人之语，并认为“死”是一种高级形式的解脱。黛玉身亡后，宝玉在被家族没落、爱情破灭等生命痛楚所包围时，不得不在“入世妥协”和“出世脱俗”中进行抉择。最终出家遁入空门，也在灵魂上实现了真正的解脱。这种空寂超脱的悲剧意识来自于中国本土佛道中的颓废主义观念，并在命运层面成为第三种悲剧——必然性的悲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整体的情节设计上，也将爱情与主人翁为追求爱情的超脱而泯灭自身作为高潮的结局定格——“不得爱，毋宁死”。而超越世俗，超越横亘在两个相爱之人之间的家族现实难题的贯通生死的决绝之爱，又何尝不是两个“有情人”在另一层面的解脱。悲情色彩在“空寂”和永恒的“毁灭”下得到了张扬，并在消亡中实现了悲剧的艺术化。

（二）崇高的生命力

黑格尔认为“悲剧就是不同精神力量的相互斗争”，是主人翁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或价值信念而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并借助主人翁不断反叛和抗争中产生的生命力，带给人伟大、正义的美学享受。《红楼梦》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人物情节的建构中，以宝黛、朱罗四人的勇敢抗争，实现了对生命厚度的追寻，彰显着强大的生命力。

如果说黛玉尚有对家族利益同金玉良缘律条的默认与妥协，那贾宝玉则是破除家族世俗礼教与婚姻定见的叛逆者。宝玉终其一生寻求自我身份的价值认同，拒绝家族所既定的仕途期待，敢于挑战“金玉之言”，执着、大胆地追求真爱，黛玉则最懂他灵魂里雕琢的那份“痴”与“顽”的叛逆与反抗。从这一角度看，宝黛显然是相互扶持抵御灾难性的命运、境遇，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所不能容许的爱情和叛逆。尽管二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不可逆转的毁灭，但其中蕴含着的主人翁坚定的自我意识和对既定存在的悲剧性较量，仍在阅读中给予人们磅礴生命力的美学享受，激起了情感的强烈共振。

罗密欧对朱丽叶一见钟情，他在月下对朱丽叶告白：“你只要叫我做爱，今后我永远不再叫罗密欧了。”可罗密欧爱上的偏偏是仇人的女儿，二人自由恋爱的达成必须要以对抗世俗仇怨的阻挠为代价，这显然是不容易实现的。但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家族世仇的鸿沟面前，依旧勇于同既定抗争，甚至私定终身。当罗密欧被放逐，面对父亲的再三逼迫时，朱丽叶断然拒绝了父亲亲指的婚事，又为争取自己的幸福毅然喝下麻醉药，躺在荒草萧瑟的墓地中。纵使一见倾心却为世仇，屡次三番遭到命运不公的戏弄，但二人从未向既定的命数投降。他们的自由意志在双方为爱作出的一系列努力中得到了升华，朱丽叶更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女孩到成熟女性的转变。

尽管主人翁的肉体在这两部作品中都走向了无法转圜的倾覆，但却凭借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和意志，坚守了爱情的完满，实现了对外在冲突的悲剧性对抗，且无惧于这种对抗。生命力绝对不会因失败而消逝，也不会以死亡为终结。叛逆者无惧于死亡的悲剧，更能张扬出主人翁的英雄意志和灵魂深处的伟大与崇高。

二、中西文化视域下的相异美感体验

尽管《红楼梦》和《罗密欧与朱丽叶》都表达了趋同的美学向往，但二者分属中西方不同时期的作品，必然受到不同时代和文化的影响，创作视角也不尽相同，故给人不同的美学体验。

（一）奔放的人文浪漫

文艺复兴在本质上是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一种深层复归，强调人性的彻底解放，歌颂爱情，肯定人有追求财富和个人幸福的权利。在文学上又常常表现为自由平等、不加掩饰的浪漫书写，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美学体验。

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的杰出人物，其戏剧作品大多要体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并书写这种人性美好与现实的阴暗丑恶如何筑起对立的高墙，《罗密欧与朱丽叶》自然也不例外。尽管朱丽叶一向对长辈言听计从，却也仍在等待罗密欧赴约时呐喊出深情而热烈的爱情独白：“把我的罗密欧给我！等他死了以后，你再把他带去，分散成无数的星，把天空装饰得如此美丽，使全世界都爱恋着黑夜，不再崇拜炫目的太阳。”而当罗密欧误以为朱丽叶身亡时，更痛苦地祈求道：“眼睛，最后再看一次！手臂，最后拥抱一次吧！嘴唇，啊！”此时的罗密欧已做好了为朱丽叶殉葬的准备，借对恋人间的亲密肢体互动的执念，直白热烈地表达对朱丽叶如海一般深沉的爱，这也正是人类最原始的、发自灵魂深处的炽热感情。二人浪漫、直接、义无反顾地追寻真正的爱情，无惧于社会其他因素和家族的重重阻挠，这种爱被雨果盛赞为“黎明之爱”。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主张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者的缩影，代表着新生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战斗精神，更在阅读体验上给人以直观的情感共振。

（二）内敛的东方美感

如果说《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惊涛骇浪的浪漫澎湃，那《红楼梦》则是谷中涌动的不息暗流。《红楼梦》固然突破了中国传统的“诗性正义”宿命论，在人物结局上并没有遵从“善恶有报”的“团圆”美学范式——绝不回避命运的残酷，但在宝黛人物性格刻画和爱情生发的过程中，仍继承了传统东方的含蓄书写。

通览《红楼梦》全文，纵使宝黛推心置腹、耳鬓厮磨，“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但也从未有直言爱意之语，因而黛玉也一直对“金玉良缘”和宝玉的真心有所忌惮和猜疑。在封建专制和理学禁锢下，人完全成为社会性的存在，个人的情感意愿无法得到有效表达。无论宝黛如何反叛，也断然无法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热烈、开放地表达爱意，只能屈从于社会伦理，委婉地借助言辞语句的暗示托意传情。同样也势必会受到传统儒家思想浸润下内敛中庸之道的影响，故书中的语言，乃至黛玉所作《葬花吟》，多是充满言外之意的内敛的咏叹，全无爱恋的直接歌颂。

《红楼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学的气韵与精神，曹雪芹在文字对话表达的设计中都含蓄地点到为止，采用婉曲的“零度写作”方式客观再现人间真实，超越了西式的直白言情，主张意在言外的“留白感”，在美学体验上给人以充足的想象空间。

三、结语

不管是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还是莎翁塑造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二者作为中西方爱情悲剧的经典传世之作，虽分别典型地代表了中西方文化语境带给读者的迥异的东西式美学体验，但也在创作过程中体现出了相似的美学趋向，在比较文学视域下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其中激烈的悲剧性对抗和主人翁对既定命运、境遇的顽强抵抗，不仅仅停留于对某种社会问题的强烈批判，而是在这种不可避免、无法转圜的矛盾冲突中实现了对人类存在意义和精神价值的追问，也具有极大的社会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