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倩 王一伊 苏彦捷 曾晓 颜志强

摘要 共情是个体社会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一种能力，儿童期则是共情毕生发展中最关键的阶段之一。与成人不同，儿童存在明显的认知局限性，研究者在测量共情时应充分考虑其发展特点，选取准确而合适的研究工具。在对儿童共情进行研究时，不能简单套用成人共情的研究方法进行测量。然而，目前成人测量工具的改编与误用现象普遍存在，研究者们似乎单纯将成人共情测量方法挪用到儿童身上，未考虑到儿童认知的局限性。因此，本研究回顾并梳理了目前已有研究中对儿童共情进行测量的主要研究方法与范式（主要包括问卷法、行为实验和神经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对三类研究方法与技术进行对比与讨论，为今后使用儿童共情测量工具的研究者提供建议。

关键词 儿童; 共情; 研究方法; 测量工具

分类号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1.10.0051引言

共情是一種理解和分享他人的情绪感受，并做出适当行为反应的能力（de Waal & Preston， 2017; Yan， Hong， Liu， & Su， 2019）。共情会影响个体的社会性发展，例如亲社会行为和攻击性行为，亲子关系和同辈关系等（岳童， 黄希庭， 2016; Taylor， Eisenberg， Spinrad， Eggum， & Sulik， 2013）。王启忱、刘赞和苏彦捷（2020）指出，儿童期是共情发展的关键时期，基本奠定了成年期的共情能发展到何种水平。因此，儿童共情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密切关注。为了测量儿童的共情水平，研究者们开发并设计了问卷法、情绪模拟程序、图画/视频故事法、神经科学研究等多种方法。本文将对儿童共情研究中的主要测量工具和范式进行回顾，并比较和评估这些研究方法。

测量工具是研究者对概念进行操作化定义后的结果，所以在对儿童共情的测量工具进行回顾前有必要先确定共情的维度。随着共情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对共情的认识逐渐从单维论走向了多维论。一般而言，共情包括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两个维度（颜志强， 苏金龙， 苏彦捷， 2018; 颜志强， 苏彦捷， 2021）。情绪共情是指个体受到他人情绪感染产生替代性情绪，并表现出相同的情绪反应（Decety & Lamm， 2006）。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刚出生的婴儿就会表现出传染性哭泣（Martin & Clark， 1982; Taylor et al.， 2013）。认知共情是指对他人情绪或处境的理解与判断，婴儿期时个体已经开始尝试理解他人反应的原因，并且这种能力在2至5岁迅速发展，在4至5岁后已经能够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推理判断（Decety， 2010; Noten， Van der Heijden， Huijbregts， Van Goozen， & Swaab， 2019）。此外，研究者们发现在儿童身上除了具有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这两个维度外，另一个新的维度也能够被有效地测量出来，即行为共情（魏祺， 苏彦捷， 2019; Huang， Su， & Jin， 2017）。行为共情是指面对所处情境做出他人指向的适当反应（Zhang et al.， 2014）。随着儿童区别自我与他人的表征的发展，学龄前期的儿童开始出现他人定向的行为共情反应（魏祺， 苏彦捷， 2019），例如安慰、分享等（Rieffe， Ketelaar， & Wiefferink， 2010）。这意味着，儿童共情和成人共情的测量应该有所区分。一方面，儿童的共情能力尚在发展中，其成分和成人共情也并不完全等价。另一方面，儿童的言语理解和表达及工作记忆等认知能力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可能会限制其对共情情景的理解和加工以及对自身情绪的表达（Yan et al.， 2019）。因此，需要选择适合儿童认知发展水平的方法来测量其共情水平。

根据目前对儿童共情的研究，本文将从情绪共情、认知共情和行为共情三个维度对儿童共情的测量工具进行梳理，从问卷法、行为研究范式、神经科学研究三种研究方法的角度整合儿童共情的测量工具并进行讨论，最后对各类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为今后儿童共情研究者选取研究工具提出建议。

2儿童共情研究常用问卷

目前儿童共情研究中所使用的问卷有两种形式，由成人问卷改编（见表1）和根据儿童特点自编。需要注意的是，儿童共情有其自身特点，应该选取适合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的问卷。

2.1测量儿童共情的改编问卷

较早的儿童共情测量问卷是由Bryant（1982）所改编的儿童及青少年共情量表（Index of Empathy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ECA）。IECA改编自情绪共情问卷（Questionnaire of Measure Emotional Empathy， QMEE; Mehrabian， Epstein， 1972），适用于6岁及以上的儿童。在Bryant的基础上，Spinrad等人（1999）改编了新的儿童共情量表，该量表适用于5岁及以上儿童。考虑到儿童自我报告的准确性不够，Dadds等人（2008）将IECA改编为了由父母报告的格里菲斯共情量表（Griffith Empathy Measure， GEM），测量情绪与认知共情两个维度。

此外，在成人共情研究中使用较为广泛的人际反应指针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 Davis， 1983）和共情商数量表（Empathy Quotient， EQ; Baron-Cohen & Wheelwright， 2004）也都有相应的儿童版本。IRI的儿童改编版本包括自我报告的感受和思维量表（Feeling and Thinking Scale， FTS; Garton & Gringart， 2005）和由教师填写的共情反应量表（Empathic Responsiveness Scale， ERS; Belacchi & Farina， 2012）。EQ主要用来测量异常群体（如孤独症）的共情能力，其改编版本是父母报告的儿童共情商数量表（Empathy Quotient-child， EQC），并用于典型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共情的测量（杨娜， 肖晓， 钱乐琼， 莫新竹， 周世杰， 2013; Chapman et al.， 2006）。

儿童期是共情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共情及其各个成分在这一时期的起伏变化较大。直接使用或进行改编的问卷设计模式，虽然简单高效，但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学龄前儿童存在明显的认知能力不足与语言表达局限，没有考虑到儿童共情发展特点而简单套用成人共情测量的模板将使儿童共情研究陷入误区。

2.2测量儿童共情的自编问卷

为了更好的评估儿童的共情水平，有研究者针对儿童的发展特点开发了相应的测量工具。由父母报告的积极特质共情量表（Dispositional Positive Empathy Scale， DPES），可用于测量3岁及以上的认知发展水平较高的儿童（Sallquist， Eisenberg， Spinrad， Eggum， Gaertner， 2009）。该量表由母亲观察儿童在共情情境中的反应，并对其积极情绪进行评分，以测量儿童的积极共情水平。Rieffe等人（2010）从共情的理论（de Waal， 2008; Hoffman， 2000）出发编制了针对幼儿的共情问卷（Empathy Questionnaire， EmQue），包括情绪感染、情感关注和亲社会行为三个维度，分别测量情绪共情、认知共情和行为共情，能够全面综合地考察儿童的共情水平，目前已被广泛验证并引入国内使用（颜志强， 刘月， 裴萌， 苏彦捷， 2019）。

在采用问卷法考察儿童的共情水平时，与改编的共情问卷相比，自编的共情问卷从共情的理论出发，编制过程中考虑到了个体的发展特点，显然更适合用于测量儿童的共情。此外，与儿童自我报告相比，父母或教师报告的问卷也更加可靠，自我报告的版本对儿童来说比较困难，儿童可能在理解量表条目和选项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困难。虽然5岁被认为是自我报告共情可靠评估的最早年龄（Hinnant & OBrien， 2007），但是认知发展、语言技能、对反应的自觉意识等因素均可能对自我报告的有效性产生影响（Sezov， 2002）。因此，由儿童自我报告的量表可能无法真实反映儿童的共情水平。尽管由父母或教师报告的版本相对更为可靠，但父母或教师多是依据观察儿童的外在表现来推测儿童的共情反应，不一定完全反映了兒童内在的情绪反应和认知过程，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能够克服问卷法本身的局限性，对儿童共情的研究将更加准确。

3共情研究经典行为范式

与文字相比，向儿童展示图片、视频或实际场景的方式来测量儿童的共情反应显然更加有效。儿童共情的行为研究范式主要可分为图画/视频故事法（见表2）和情景模拟程序两类（见表3）。

3.1图画/视频故事法

图画故事法是经典的儿童共情行为研究方法。早期，故事是通过叙述呈现的。Poresky（1990）开发了一种简短的共情测量任务，通过向儿童讲述故事，来判断儿童对不同情绪情境的理解和情绪反应。后来，研究者们倾向于通过呈现图片进行共情测量。一种是呈现模糊情绪图片，例如儿童版眼中读心任务（The reading the mind in the eye task-Child version， Chapman et al.， 2006），在这个任务中，儿童需要根据眼睛图片，判断他人的情绪。另一种则是呈现情绪故事，Feshbach和Roe（1968）设计了一套共情情感测验（Feshbach Affective Situations Test for Empathy， FASTE），通过向儿童呈现一些不同情绪状态的图片故事，让儿童回答相应的问题来评估儿童的共情水平，该任务目前已得到了广泛应用（Bensalah， Stéphanie， & Anduze， 2016; Guo & Wu， 2020）。

除了呈现情绪状态图片，Borke（1971）尝试通过给儿童呈现故事情境的图片来测量儿童的共情水平。在实验过程中，儿童会被要求观看一些故事情境和空白人脸的图片，儿童需要选择最符合故事中主人公当前情绪的人脸图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Miller和Eisenberg（1988）的共情概念为基础，Reid等人（2013）开发出了儿童共情发展量表（Kids Empathic Development Scale， KEDS），在进行该任务时，儿童会被要求观看一系列无脸的图片，儿童需要判断在图片场景中不同处境的主人公的感受并为空白面孔填入表情。选择完之后，需要回答三个问题，分别测量其情绪、认知和行为共情。此外，Sezov（2002）进一步扩展了图片故事法测量的内容，既测量了儿童对人的共情，也测量了儿童对动物的共情。

此外，与图片相比，视频更贴近真实生活且能引起更强的生理反应（Detenber， Simons， Bennett， 1998）。Strayer（1993）采用情绪视频作为诱导材料，并提出了共情连续体评分系统（Empathy Continuum Scoring System）对儿童的共情进行评分。向儿童展示包含五种不同的主要情绪的视频片段（高兴、生气、伤心、害怕、痛苦），随后让儿童分别描述自己和他们认为的主人公感受，并分别进行归因。Howe等人（2008）在Strayer的基础上开发了系统的STEP实验（The Southampton Test of Empathy for Preschoolers），通过8个录像向儿童呈现情绪场景，测量儿童理解和分享主人公情绪的能力。

3.2情绪模拟范式

通过真实情景来诱发个体的共情反应是较为常用的实验范式。情绪模拟范式适用范围广泛，可以对一岁及以上儿童进行共情测量。Zahn-Waxler， Robinson和Emde（1992）设计了痛苦模拟范式，该范式是由实验者和母亲分别根据指定脚本模拟痛苦情绪，例如被门夹住手指，膝盖撞到椅子。实验过程及儿童的反应由摄像机全程记录，并将儿童的反应编码以反映个体的认知共情、情绪共情和行为共情。在Zahn-Waxler等人（1992）运用情绪模拟范式以来， 该范式被广泛运用到儿童共情研究领域。 常用的情绪/情景模拟范式包括， 痛苦模拟程序（Huang et al.， 2017; Zahn-Waxler et al.， 1992），  意外礼物情景（Sallquist et al.， 2009），婴儿哭泣反应情景（Lin & Grisham， 2017）等。

3.3疼痛评价任务

在已有的行为实验范式之中，疼痛评价任务是唯一具有跨年龄特点的任务。与关注一般共情发展不同，该任务主要考察个体在观察到他人处于疼痛情境下时对他人疼痛的共情反应。目前，该任务被广泛应用于疼痛共情领域的研究（Jackson， Meltzoff， & Decety， 2005; Jackson， Rainville， & Decety， 2006）。该实验任务要求被试观看与他人有关的疼痛刺激材料（例如：别人的手被铁锤子砸到了），之后进行疼痛评价，被试的疼痛评价反映了其疼痛共情水平。

儿童版的疼痛评价任务也是类似的，Deyo， Prkachin和Mercer（2004）通过给儿童呈现一系列的疼痛或非疼痛图片刺激，要求儿童判断从不疼，到非常疼，0到4点计分。Deyo和她的同事（2004）发现3至12岁的儿童能够根据他人的面孔表情对其疼痛程度进行评价。后来的研究者也重复了他们的结果（Yan， Pei & Su， 2017）。

总的来说，行为实验是较为简单直接地测量个体共情反应的方式。儿童共情的行为研究方法符合儿童发展特点，从1岁起的婴儿到学前期儿童及年纪更大的儿童都能够通过行为研究的方法进行测量，具有更高的生态效度。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儿童共情研究又有了新的技术支持，其规范化与客观性更加具有保障。

4共情相关神经科学研究方法

颜志强和苏彦捷（2017）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共情研究的相关方法进行了分析，发现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相关技术开始被应用到了共情研究中，由此更全面地刻画共情的注意和神经加工过程。在儿童共情研究中，许多研究者也运用神经科学方法进行了尝试。

4.1眼动追踪

眼动追踪技术是使用眼动仪记录个体在实际操作一个动作技能过程中的眼球运动轨迹的研究方法。利用眼动技术，研究者们能更加客观的评估幼儿视觉注意，从而更加标准地测量儿童的共情情况。

在儿童共情的研究中，眼动追踪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过记录个体在观看情绪刺激时的眼动情况（如注视點、注视时长、眼跳），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个体在加工情绪刺激时的注意情况，进而更详细地分析共情的产生过程。Yan等人（2017）记录了儿童在观看疼痛刺激图片时的眼动情况，结果发现，共情水平越高的儿童对疼痛面孔的视觉搜索速度越快。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执行功能可以通过促进个体对他人疼痛面孔和伤口位置信息的注视，从而增强其疼痛共情反应（Yan， Pei， & Su， 2020）。此外，眼动技术还被广泛运用在特殊儿童的共情研究领域，与正常儿童相比，孤独症儿童在观看面部表情图片时更少的观看眼睛部位（马伟娜， 朱蓓蓓， 2014）。

4.2肌电

当共情发生时，个体会产生面部表情模仿，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面部肌电。因此，通过测量个体的面部肌电能够有效而客观的评估个体的共情能力。在共情测量和评估中，研究者会倾向于选取皱眉肌和颧肌作为肌肉电位变化的参考点（Neumann， Chan， & Boyle， 2014）。

自发性的面部表情模仿在个体发展的早期就出现了， 随着年龄增长逐渐稳定。 Hashiya， Meng，Uto和Tajiri（2019）通过向9至10个月的婴儿呈现动态的面部表情，并编码婴儿的面部肌肉后发现，婴儿会做出和观察到的情绪相一致的面部反应。通过监测3岁儿童观看情绪面孔图片的肌肉电位反应，研究者们得到了更加稳健的结果（Geangu， Quadrelli， Conte， Croci & Turati， 2016）。他们发现，当儿童观看高兴的面孔表情时会激活颧肌并去激活额内侧肌，观看愤怒的面孔表情则与之相反。此外，也有研究表明，肌肉电位反应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反应比男性更强（Cattaneo， Veroni， Boria， Tassinari， & Turella， 2018）。

4.3脑电

脑电是一种使用电生理指标记录大脑活动的方法，由此帮助我们探究某一心理活动发生时个体的脑反应过程。一项元分析研究表明（Coll， 2018），在共情的脑电研究中，常用的指标为N1，N2和P3，前两者反映早期自动化加工，后者反映有意识的认知加工。

在儿童共情研究中大多发现，其共情反应以早期自动化加工为主。Nystrom（2008）采用脑电研究验证了6个月的婴儿存在镜像神经元系统的激活，为儿童的共情研究奠定了基础。有研究者对比了3至9岁儿童和成人的脑电差异，结果发现，与成人相比，儿童的N2波更强，P3波更弱，这意味着儿童的共情反应更多是以早期自动化加工为主（Cheng， Chen & Decety， 2014）。在后续研究中，该结果得到了重复。Decety，Meidenbauer和Cowell（2018）的研究发现，N2波可以有效的预测3.5至5岁儿童和成人的疼痛共情反应。

4.4脑成像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有助于研究者对大脑活动进行定位，借助脑成像技术，研究者能够从脑的角度定义和测量共情。Fan，Duncan，de Greck和Northoff（2011）通过总结已有的应用脑成像技术研究共情的文献，发现共情存在一个核心网络，其关键脑区包括扣带回、脑岛和辅助运动区。

fMRI研究发现，儿童产生共情时激活的脑区与成人略有不同。Decety，Michalska和Akitsuki（2008）以7至12岁儿童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儿童的疼痛共情反应，结果发现脑岛、躯体感觉皮层、扣带回和辅助运动区显著激活。之后，有研究者应用fMRI技术探讨了共情相关脑区激活的发展性变化及其特点，通过分析7至40岁个体的疼痛共情反应，结果发现杏仁核、辅助运动区和脑岛的激活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弱（Decety， Michalska & Kinzler， 2011）。同时，与认知评价有关的背外侧前额叶和腹内侧前额叶则随年龄的增长激活逐渐增强。此外，部分临床研究也使用fMRI技术作为诊断标准，例如孤独症患者存在明显的共情缺失，对于社会性刺激的脑活跃水平显著低于正常群体（Fan， Chen， Chen， Decety， & Cheng， 2014）。

神经科学研究方法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不可否认，然而，这些研究方法都需要被试的高度配合，这对于儿童实验来说是一种挑战。因此，这些手段可能不适用于年龄较小的儿童。研究者应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和研究对象来决定依托于何种神经科学技术手段进行研究。

整体来看，在儿童共情的研究中使用各种技术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更多儿童共情反应相关的指标，减少了由于儿童自我报告能力不足带来的局限性，同时能够更全面地刻画儿童共情的注意和神经加工特征，让我们对儿童共情这一概念能够有更丰富的认识。

5总结与展望

儿童共情具有独特性，与成人的共情反应存在明显差异。儿童共情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具有特殊性与针对性，既要考虑儿童发展特点，又要全面考察儿童共情，这为儿童共情的研究带来挑战。本文对儿童共情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以期推动儿童共情领域研究的进展。

5.1儿童共情研究方法的对比与选择

在对共情研究的早期，问卷法是共情研究最主要的方式。然而，儿童共情的问卷研究大多由成人问卷改编或直接使用成人共情问卷进行测量，其题目设置的结构并没有完全考虑儿童的发展情况，仅有少部分研究者选择按照儿童发展特点开发儿童共情问卷（Rieffe et al.， 2010）。

相比于问卷法，儿童共情的行为研究范式更符合儿童的发展特点。行为研究从生活实际出发，以故事或情境为依托。相比于问卷法，在结构设计与表现形式上存在明显的优势。从年龄上来看，儿童从1岁开始就可以利用行为研究范式进行测量，适用范围较广。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神经科学研究方法紧随其后。然而，其操作复杂性与研究过程的长时性成为了儿童共情研究的阻碍。儿童共情与成人共情的区别在于其认知发展的独特性，尤其体现在脑成像研究、脑电研究等研究的结果中。但是，进行一项完整的脑电或脑成像研究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认知发展及其他心理能力发展不足的儿童无法满足这种长时间的研究要求。因此，对于较大年龄的儿童，神经科学的测量方法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通过回顾这三种类型的研究方法，本研究对其特点进行了总结，具体见表4。通过比较其适用年龄、时间成本、资金成本和生态效度这几个方面，可以发现行为研究范式是目前生态效度最高以及成本相对适中的研究方法。行为研究范式本身拥有规范的程序，图片或视频故事法是从儿童的发展特点出发，专为儿童共情研究所设计，而后来的研究者也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材料的替换或改编。相似的，情绪模拟程序也有基本的范式。不过，考虑到不同研究条件和需要，其他研究方式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研究者可以依据自身的研究条件来进行选择。

5.2儿童共情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儿童共情研究广受关注，但是其研究方法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不论是哪一个研究范式都仍在继续发展创新完善之中，这符合时代发展的特点。通过梳理、比较和分析已有的研究，研究者认为今后的共情研究方法将呈现专门化、精确化和系统化的趋势。

第一，结合儿童共情的发展特点，开发专门的测量工具。问卷法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在共情领域也占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其便捷、快速、低成本的收集数据的方式是其他研究方法无法取代的。因此，未来应该根据已有的儿童共情研究范式，结合儿童共情的维度与儿童认知和语言发展特点，设计更多本土化的、为儿童量身打造的问卷，快速、经济地对儿童共情进行有效测量，规范儿童共情问卷的使用。儿童共情发展有其不同于成人的特点，研究者不应该直接套用成人共情研究的模式来进行儿童共情测量，应根据儿童发育特点进行问卷编制、行为范式研究，并适当结合神经科学技术进行研究。

第二，规范和梳理儿童共情的测量工具，形成标准化的测量手册。目前，每个测量工具适用的被试年龄其实还没有得到正式的规范，未来研究者们可以进行每一个问卷、量表及行为研究范式的纵向研究，从纵深的角度检验测量工具的适用阶段与范围，规范儿童共情测量工具的使用，促进儿童共情研究领域更加快速稳固的发展。此外，在神经科学研究方法中，不少研究技术为特殊儿童的共情研究提供了便捷，随着目前对特殊儿童，尤其是对共情缺失儿童的关注逐步增加，特殊兒童的共情测量也应该得到更加规范和系统的梳理，建立针对不同人群的共情测量工具并进行规范使用，有助于推动对特殊儿童共情的研究。

第三，避免单一工具，采用多种方法共同评估儿童共情。在神经科学技术研究中，多种应用技术与研究范式的结合更加频繁，在Noten等人（2019）的研究中，同时结合了视频故事法、连续评分系统、心率指标和眼动追踪技术研究联合评估儿童的共情水平。同样的，fMRI、EEG/ERP、肌电这些神经科学技术只是为共情的测量带来技术的革新，儿童共情测量还是需要具体的任务进行引导。因此，神经科学技术与行为研究和问卷法的结合在今后的儿童共情研究中将更加常见。这种多种范式相结合的方法将成为未来的研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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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Childrens Empathy and its Measurement Tool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ZHU Xiaoqian1，4; WANG Yiyi2; SU Yanjie2; ZENG Xiao3; YAN Zhiqiang1，4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2 School of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3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4 Cognition and Human Behavior Key Laboratory of Hunan Provi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Abstract

Empathy is an indispensable skill in our social lives， and childhood i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perio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mpathy. Different from adults， children have obvious cognitive limitations， researchers should fully consider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icipants when measuring empathy， and select accurate and appropriate research tools. We cannot simply apply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adult empathy to measure childrens empathy. However， the adaptation and misuse of adult measurement tools are common. Researchers seem to simply approve the adult empathy measurement method to children，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limitations of childrens cognition. Thus， the current study reviews and sorts out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and paradigms used to measure childrens empathy， including questionnaires， behavioral research methods， and neuro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and discussion of three kinds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techniques， this paper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researchers who plan to use childrens empathy measurement tool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hildren; empathy; methodology; measur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