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雪波 王松松

（作者赵雪波系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松松系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专业硕士研究生）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做了重要讲话，对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出全局性判断，对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目标和工作作了战略性部署并提出具体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谦逊谦和”“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和“以文化人”的同时，也强调要倡导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强调了“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作为国际传播两个向度的重要性。这充分说明国际传播的向度是多维的，不是单一的。国际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娓娓道来的故事，也需要直截了当的宣示；既有柔性的一面，也有刚性的一面；既有局部工作，也有顶层设计；既追求阶段性的效果，也要求具备长时段的韧性。这一切源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国际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源于中国国际传播所面向的对象既有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有给我们构建起严酷国际舆论环境、垄断国际话语权的美西方阵营。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过程中固守意识形态先导原则，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和不同阵营国家之间制造舆论对立、矛盾冲突，特别是把矛头对准中国，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修昔底德陷阱论”等各种围堵中国的理论，希望以此阻止中国的发展，或把中国纳入西方体系。在此过程中，美西方的新闻媒体配合各种政治势力，或者主动地通过制造假新闻、歪曲报道、冲突性报道等方式，大肆对中国进行污蔑、抹黑、贬损。2019年至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疫情期间美国及其西方阵营不把精力投入到防疫工作，却火力全开对中国进行问责、“甩锅”、污蔑，推卸防疫不力的责任，转移国内外的批评和注意力。美西方的新闻媒体联合各种反华政治势力升级舆论对立和冲突的频次和烈度，对中国发动了密集的舆论战、新闻战和信息战，表现出赤裸裸的攻击性，是典型的新闻霸权主义。

中国国际传播绕不开美西方的新闻霸权主义，有相当一部分工作是在应对新闻霸权主义对我形成的攻势、压力和影响。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西方社会的有识之士，我们需要用具有亲和力的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但是面对美西方充满浓厚硝烟味道的舆论，我们必须坚守底线，立场鲜明，积极应战，勇于亮剑，认清新闻霸权主义的特征和本质，对新闻霸权主义说“不”。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力地开展舆论斗争，最终做到“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实效性。才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一、帝国主义及其形形色色的变种

最早著书研究帝国主义（Imperialism）的是英国人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但他的《帝国主义》一书通篇没有给帝国主义一词进行定义，而且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把帝国主义看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对外政策。被列宁批判为修正主义的卡尔·考茨基随后比较早地关注到这个问题，他在同名《帝国主义》小册子中首次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定义：“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1916年春天列宁在苏黎世创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用书名阐释了对帝国主义的定义，这个定义也可以置换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或者更全面一些：“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宁用五个特征全面解释了自己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在今天看来，这五种特征还可以进一步解释为：（1）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延续，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2）帝国主义在世界经济领域形成垄断，通过资本输出和利益垄断剥削别的国家；（3）帝国主义始终具有侵略性，它们以欺负弱小、党同伐异为原则结成利益共同体和利益垄断同盟；（4）帝国主义继承瓜分天下的传统，顽固地推行地缘政治，对“非我族类”实行遏制、围剿；（5）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也因为单边主义和极端自私的国家利己主义展开相互争夺和撕咬。

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同义词和必然结果，帝国主义的表现维度是多样化的，并不局限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维度，它还有思想、文学、艺术、语言等等的维度。当帝国主义更多地体现在文化、传媒领域时，萨义德、汤林森、席勒、巴雷特等人把它们概括总结或批判为“文化帝国主义”和“媒介帝国主义”。席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经过这些过程，一个社会被带入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它的主导阶层被吸引、压迫、强制，有时甚至被贿赂而塑造出对应于——甚至促进了——这个世界体系的主导中心国家的价值观和结构的社会体制。”巴雷特则认为“媒介帝国主义”是一个研究领域，它意味着帝国主义在三方面和媒介建立了关联：其一是帝国主义进程在多重意义上通过媒介来执行、推进、转化；其二是媒介自身、媒介生产与传播的意义、政治经济进程，使其成为帝国在建设与维护中的必需品，它们身上拥有帝国主义遗留的残余；其三是没有限定或没有更具包容性的报道的媒介行为会被看做是在维护帝国主义。

很显然，帝国主义是一种整体的存在状态、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文化帝国主义聚焦帝国主义在整个文化领域内的表现，媒介帝国主义是信息传播领域中媒介技术设备等硬实力的力量倾斜。近年来，美西方国家在国际新闻报道中越来越经常地采用咄咄逼人、盛气凌人的行为，对此，用文化帝国主义和媒介帝国主义进行概括，都有失准确，它们需要一种新的凝练。这种新的凝练就是新闻帝国主义，更直观、更客观、更全面地说是新闻霸权主义——它不仅指称美西方在媒介基础设施、媒介技术等传媒物质力量方面的垄断性和奴役性，还指称美西方在传播内容、话术、本质等方面的攻击性和侵略性。

二、新闻霸权主义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延续

新闻霸权主义或新闻帝国主义一词都不是一个普遍流行的概念。此前，西方一些反西方主义的学者更多地使用了“文化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或“传播帝国主义”，但正如前文所述，它们各自其实都有特定的含义和指称对象，彼此之间并不能完全画等号。我们使用“新闻霸权主义”一词是为了特指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在新闻传播业中的具体表现，或者说是为了概括国际传播内容、措辞、风格等所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性质。没有一个词能比新闻霸权主义更合适、更准确地概括表述美西方新闻媒体的“新闻扩张”和“新闻侵略”行为。说彻底，新闻霸权主义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延续和变种。

（一）新闻霸权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

它从媒介资源、传播设施、通信网络等物质力量方面完成自己的垄断行为。美国学者巴雷特从20世纪70年代就意识到美英少数国家控制了全球新闻通讯社系统。在后续的几十年里这种趋势愈发明显。近年来，随着中国、俄罗斯和发展中国家媒体实力的提升，“西强东弱”“西强南弱”和“西强中弱”的国际传播格局有所松动，但并未彻底改观。从传播技术设备、资金实力、从业人数等各个方面看，占据世界传播媒体前列的仍然是美西方主要国家和它们的传媒集团，对非西方国家的舆论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美国一家名为“政府监督项目”（Project On Government Oversight）的独立非营利组织发表文章称，2020全年美国有多达1.5万多篇新闻报道在炒作军事上的“中国威胁论”，这个数字比2019年时增加了57%之多。而在2021年的前四个月里，美国媒体就已经有8528篇报道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这意味着，到2021年年底美国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文章，可能会比去年还要增加一倍，达到3万多篇。这对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形成巨大的冲击和压制。

（二）新闻霸权主义充满了攻击性和侵略性

在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它们各自的媒体一直遥相呼应，充分体现了帝国主义国家或霸权主义国家新闻报道的侵略性。历史上类似的案例很多，在21世纪也屡见不鲜。2002年9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署名为迈克尔·戈登和朱迪斯·米勒的文章《威胁和反应：美国情报机构说萨达姆·侯赛因追逐获取原子弹部件》，这篇报道和鲍威尔手中的“洗衣粉”一起成为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重要理由。但战争结束后美国并没有找到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个零件，米勒因此象征性地从《纽约时报》辞职并被监禁85天。2021年5月23日，20年前和米勒合署发文造谣的迈克尔·戈登再次赤膊上阵，又和其他人联合在《华尔街日报》上发文宣称“2019年11月武汉病毒研究所3名研究人员身体不适接受了医学治疗”，造谣“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新冠病毒”。

新闻霸权主义的实质是帝国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美国优先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此只有防御、躲闪是不够的，必须瞄准其命脉、痛点，稳准狠地出拳。

（三）新闻霸权主义随意地为美西方发动对其他国家的遏制、围堵、打压炮制虚假新闻、营造舆论紧张气氛

巴雷特在批判“媒介帝国主义”的时候指出，美西方的新闻媒体和帝国主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要么“促进了帝国主义的行动”，要么“通过传播谎言、删节以及歪曲报道的方式，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唯命是从”。极其典型的事例是2020年3月，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ASPI）在网上刊载《待售的维吾尔人》，宣称在新疆有百万人被强迫在棉花园和工厂劳动。报告没有可信之处，但却成为美西方政治势力和新闻媒体攻击中国最好的素材。一时之间，美西方以此为借口宣布对中国有关人士实行制裁，美西方一些使用新疆棉花的企业则宣布停止使用新疆棉花，造成中国和美西方之间在政治、外交、商业等领域又一轮严重冲突。美西方新闻媒体造假历史悠久，造假事件层出不穷，它们不仅对中国如此，对其他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如此。2020年6月28日《纽约时报》发文称俄罗斯情报部门向塔利班武装分子提供报酬，以杀死驻阿富汗美军士兵。消息引发俄罗斯、美国两国政府以及塔利班武装三方势力的严正抗议。压力之下，《纽约时报》总编出面承认报道所依据的情报是假情报。可见新闻霸权主义为了打击国内外对手失去了基本的理性。

社会期望 （social expectation）是指社会或群体根据个体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所提出的希望或要求，它反映的是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或行为规范，对个体而言构成一种社会压力，并成为个体的行为动机［1］。Cradall和Katkovsky认为，社会期望是个人对社会认可的依赖，也是对不认可的回避，是影响个人行为的较为广泛的动机［2］。因此，对个体而言，社会期望会构成一种社会压力，进而成为个体的行为动机。

新闻霸权主义还有很多表现，但总体上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西方媒体依托其在国际传播领域的生产规模、技术设备和历史经验等优势，在国际传播中奉行意识形态挂帅思维、冲突报道原则和双重标准，推广西方价值观，并配合美西方政府，对西方阵营之外的国家特别是对被美西方视为对手的国家进行舆论打压、抹黑、歪曲，为形成美西方的话语主导权和舆论掌控权所开展的国际传播活动。

三、对新闻霸权主义说“不”

中国国际传播所面对的对象有两类。一类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所有国家有理性、有良知的受众。另一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治敌对势力以及主要新闻传播媒体和舆论平台。面对这两类对象，中国的国际传播显然要采取不同的向度、方式、手段、风格和策略。能否改变中国国际传播的劣势，取决于如何对美西方势力进行国际传播。

（一）对新闻霸权主义坚决说“不”，勇敢地阻击新闻霸权主义

对待美西方气势汹汹、野蛮粗暴、颠倒黑白、胡搅蛮缠的舆论围剿，中国除了摆事实讲道理，用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之外，还要敢于亮剑，用多种有效的话语和叙事体系打造组合拳，回击美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污名化宣传。新闻霸权主义的实质是帝国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美国优先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此只有防御、躲闪是不够的，必须瞄准其命脉、痛点，稳准狠地出拳。对美西方历史上实行种族灭绝、殖民主义、对外侵略、法西斯主义长时期地加以舆论关注，保持话题的新鲜度，用它们自己的黑历史保持对它们的压力。新冠疫情以来，美西方国家的民主光环黯然失色，在国内疫情防控和国际抗疫合作等问题上败笔连连。中国要联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用全球治理理念和多边主义坚决地抵制美西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用合作抵消对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冠疫情以来，美西方国家的民主光环黯然失色，在国内疫情防控和国际抗疫合作等问题上败笔连连。中国要联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用全球治理理念和多边主义坚决地抵制美西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用合作抵消对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再举“改变世界新闻传播旧秩序”大旗，呼吁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

要想彻底抵制、阻止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新闻霸权主义，根本上是要改变现存的由新闻霸权主义主构的国际传播旧格局。20世纪由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反对新闻传播旧秩序的斗争虽然不了了之，但是历史影响深远，成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西方发达国家压制的典范。时代发展到今天，美西方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仍然存在，东西隔阂和南北差距依然如故，这意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团结合作，在国际传播领域采取一致行动，倡导客观、公正、真实的新闻传播理念，维护世界正义，维护全球利益。

（三）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争夺国际话语权

长期以来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叙事体系、概念体系、理念体系、传播体系都是美国体系和西方体系，这加强了美西方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地位，也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不利位置。要想彻底扭转局面，就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尽快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和国际合作实践，用中国实践和国际合作实践升华中国新的国际传播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2019年以后发生在香港的暴力事件和“港独”运动充分地证明构建中国自己的理论、思想、范畴并用此占领教育阵地和舆论阵地的重要性。我们必须用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中国范畴、中国概念对国际上的新闻霸权主义理论、思想、范畴和概念说“不”，对它们在国内外的附庸们说“不”。

（四）保持定力，以高韧性战略应对长期不利局面

美西方给中国营造的恶劣舆论环境将是一种常态，即使中国的军事实力足够保护自己，经济实力越来越强，美西方凭借集体力量、传统实力、语言优势，仍然会在一定时期内的国际传播领域对中国形成优势。面对这一长期局面，中国要坚信“发展才是硬道理”，继续保持定力，保持发展势头，做好自己的事。中国做好国际传播工作的最根本前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更大的成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继续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样不仅能为中国国际传播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还能为中国国际传播提供自信心和认可度。中国国际传播最大的自信是中国的发展打破了西方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只要中国社会在持续发展进步，中国国际传播就能永葆底气。

【注释】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EB/OL].新华社，2021060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6/01/c_1127517461.htm

[2]同注释[1]。

[3]同注释[1]。

[4]【德】卡尔·考茨基.帝国主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2.

[5]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808.

[6]HerbertISchiller.CommunicationandCulturalDominatio n[M].NewYork:WhitePlains.1976:9.转引自陈阳.全球传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3.

[7]【美】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媒介帝国主义[M].任孟山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1：1.

[8]Dan erazier.Inflating China Threat to Balloon Pentagon Budget[EB/OL].https://www.pogo.org/analysis/2021/06/inflating-china-threat-to-balloon-pentagon-budget/

[9]【美】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媒介帝国主义[M].任孟山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1:14.

[10]【美】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媒介帝国主义[M].任孟山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