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健

21世纪以来，伊格尔顿的作品里出现了大量关于神学的论述，国内理论界也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出现了很多对此进行论述的作品，比如阴志科的《特里·伊格尔顿发生“神学”转向了吗?》(《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4期)、王曦的《伊格尔顿谈文化与上帝之死——兼评西方左翼的“神学转向”》(《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等。事实上，神学之于伊格尔顿并非新鲜的主题，他一直都带有神学的背景，最早出版的书便是《新左派教堂》(1966年)。理论界所注意到的“神学转向”实则是伊格尔顿对神学问题的论述从20世纪60年代后的潜在转到21世纪以来显在的过程。究其缘由，外因是随着以宗教为名的恐怖主义兴起，宗教和神学重新变回热门话题；内因则在于这是伊格尔顿内在的文化研究思路的一部分，他在新书《激进的牺牲》中如是说：“这本书的主题是更大工程的一部分，其中一系列观点目测已成为我最近工作的中心： 死亡、悲剧、牺牲、剥夺，诸如此类。”(Eagleton，

Radical

Sacrifice

ix)对这些话题的讨论在伊格尔顿2003年的作品《理论之后》中就已出现，当下对神学的讨论也契合这些思考，是伊格尔顿问题意识的延续。

为什么伊格尔顿会将死亡、悲剧、牺牲等话题作为近期思考的对象？神学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要回应这些问题，需要先将伊格尔顿近期的神学思考作为问题，以“伊格尔顿想要怎样的神学”作为论述的出发点。实际上，伊格尔顿近期论述神学主要集中于两次系列讲座，后来分别以《理性，信仰与革命： 关于神学争论的沉思》与《文化与上帝之死》为题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