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宪泼

永宣盛世是台阁文学鼎盛时期，沈德潜说：“永乐以还，尚台阁体，诸大老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而真诗渐亡矣。”(59)诸大老中杨士奇“为之首”，“其诗文号台阁体”(钱谦益162)，杨荣、杨溥并倡此风，出现“永乐以迄弘治，沿三杨台阁之体，务以舂容和雅，歌咏太平”(纪昀 2662)的文学风尚。但台阁体不仅仅是一种诗文概念，在明代还指一种适用于科举考试的书法，尤其以入馆的杨士奇为代表。此外，从明成祖时代起，画院的建立，及院体风格的形成，也与台阁体的确立是同步的。这表明，台阁体作为时代美学风貌已经笼罩于整个文艺领域。这并不是一种巧合，实际意味着以书画为主要载体的山林在统治者的生活中已经发生了某些改变，从明初的排斥规训到永宣时期已经完全台阁化，而融入日常政治生活之中——他们建构艺术场域，用笔墨艺术点缀严肃呆板的庙堂馆阁生活，从而为台阁文学的书写创建独特的空间。

一、 书画适意的空间

在明前期的文艺结构中，书画承担了不可或缺的空间功能。姜绍书《无声诗史》记载戴进献画作《秋江独钓图》，宣宗“叹其工”而“欲召见大用”。谢环谗之曰：“朱衣，朝祭之服也，而可施之渔猎乎？”(姜绍书20)帝遂寝其命。谢环是供养于宫廷的院体画家，其对戴进的批评可以看作官方审美意见的代言。也就是说，朝祭之服只能穿着使用于国家政治空间，而渔猎作为个体的娱乐活动，则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装扮，二者绝不能越界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