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聂 茂 李馨然

邓朝晖具有行吟诗人的气质，此“行吟”不取古希腊诗人荷马的街头流浪之形式，也不取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披发泽畔的哀恸爱国之情感，而是指邓朝晖的诗歌所体现出的“自我流放”的生命质感。“流放”不是“放逐”，灵魂随意放逐，生命便没了根据，邓朝晖的“流放”源于对自我生命的体认与理解，源于对生存空间的想象性重建与文化性追溯。在这个灵魂逐渐趋于空洞与疲乏的时代，读邓朝晖的诗，灵魂飘荡过田园牧歌式的河流村庄，飘荡过异质性的原始文化图腾，在尽头会猜测生命或许存在另一种亦梦亦幻的真相空间。

诗评家霍俊明曾评价邓朝晖的诗作“呈现了行走诗学的可能性”，亦是此理。“行走”不是移步换景，而是在多重空间寻找生命想象与体验，从湖南常德澧水到沅江，诗人的脚步跟随了思想的火花，河流、族群、村落、文庙、码头、渡船，皆跳入了诗人的文本之中，化为诗人个人性的诗歌空间，构成其诗歌世界的地理基础。因此，这不仅是一个行吟者的自我生命表达，在“樊笼者”复归自然与探索更多文化奇观之后，生命得到了充盈，其遗留的足迹和个体生命体验、地理文化想象一起，以点联结成面，成就了这方水土在精神维度层面的边地空间。

一、出离：自我的生命体认

这是一个行吟者离开出生地的开始。从兰江桥到澧水，从十字街到解放路，从戏园到城关医院，再到澧州文庙内的状元桥与月亮池，“我”便不能再往前去向那“荒野的郊外”了，“我”的脚步被“孤独”与“习惯”困在了出生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