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纳

一

世上有过张恩和这样一个人，现在没有了。

张恩和先生逝世后，我请黄海飞帮我送个花圈。黄海飞问：“要不要写挽联？”我答：“不会啊。”真的不会。黄海飞又问我：“姓名前面怎么署？”“学生还是好友？”我说都不恰当。

我不是他的学生。我称他“张老师”，对他那个年龄段的人，我都这样称呼。在专业方面，他没有直接指点过我。

我不是他的朋友。在写这篇文之前，我读到朱寿桐先生的《匆匆别去说鸿儒》。朱寿桐说张恩和是“称得上‘鸿儒的学者”，并记述了1992年在北京新万寿宾馆开会期间张先生每晚主持的“神侃大会”：“海阔天空地狂聊，古今中外地神侃，聊得昏天黑地，侃得有天没日。”1992年那次会我也去了，但不知会下另有“神侃大会”。假如我去旁听“神侃”，估计也搭不上话。我也曾被人认为“挺能侃的”，但我只会说些不着调的八卦。张先生不曾与我闲聊。我想：即使有机会，也未必聊得起来，正如唐弢老师与我聊不起来。

告别仪式过后，黄海飞把照片发给我，他在我送的花圈挽带上的名字前面署了“后学”，很恰当。从照片中，还看到训诂学家王宁先生送的花圈，署“好友”。我这样一个琴棋书画一样不懂的人进不了张恩和先生的朋友圈。

二

四十多年前，我刚读研的时候，从唐弢老师那里知道了张恩和，知道了他的文章。

1978年，唐弢老师出的研究生复试题是《比较鲁迅的〈狂人日记〉和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后者我没听说过，鲁迅的《狂人日记》也差不多忘光了，于是绕着从文学史来看的“狂人是反封建战士”等说法东拉西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