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玮

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中国问题成为当下思想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不过，研究中国的理论模式有待进一步创新。已有的中国研究的主要模式，包括“冲击——回应”模式、“殖民——反抗”模式、“从中国发现历史”，或是后殖民话语结构中产生的“地方性中国”“特殊论中国”等，在发挥它们各自的价值功能后，也显现出它们的局限性。特别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历史终结论”引发争议，作为应对的“主体论中国”开始引起关注，这使得“理论中国”的问题更加复杂。“什么是中国？”成为当下思想界、理论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重要问题。如何呈现中/西的对话性，而不是简化处理为二元对立，已经成为讨论“中国问题”的新思路。在这一方面，西方中心论，或是潜藏着“西方主体”的中国特殊论，或是各种中国中心论等，似乎都难免有非此即彼的倾向。对此，刘康进行了反思，他认为非此即彼的结构“隐含了平行、对立、各有其源、各自为本的本质论，自我想象成一棵傲然于世的大树。说到底，不过是现代性思维霸权的又一种乔装。”该结构对各自真正的“他者性”有意地漠视和压抑，对于一个具有共生性、交错性，悖论式的“中国”或是“西方”视而不见。

从应对冷战语境下的中国研究，批判后殖民语境下的发散主体论，到回应中国主体论，刘康从20世纪90年代，就试图用新的结构，来研究中国问题。他提出“世界的中国”（China of the world）的理论结构，并引用德勒兹的“块茎”理论，重新理解中/西的关系。这种结构打破了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或是中国超越西方，或是把中国放在西方的时间序列之外的时间处理方式，恢复中国与西方的共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