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阳 史安斌

“今天的美国不仅没有埃德加·斯诺式的人物，连斯诺的名字都令美国大报的记者们噤若寒蝉”。这是1995年以引介巴赫金而在中文学术界成名的文学与美学学者刘康与记者出身的新闻学者李希光在美国进行跨学科对谈时发出的感慨。这句话在二十多年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巨变、中美关系陷入“准冷战”状态的当下更觉意味深长。那篇对谈被收录到二人合著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中，1996年面世后引发了中外新闻界与知识界的关注与热议，“妖魔化中国”成为公共话语场被广泛引用的“标签语”，其传播力和影响力至今不衰。

作为特定媒介和意识形态的符号化隐喻，无论是“妖魔化中国”还是对斯诺“缺席”的感喟，不仅切中了文化全球化转型时期欧美新闻界普遍存在的媒介西方中心主义方法论症候，也标志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刘康学术思想发生的“传播学转向”，即从以美学为核心的“文化政治”理论，逐步转向以媒介为表征的“政治文化”思想。从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美学、阿尔都塞意识形态论与西方学界重新阐释的“毛主义”（Maoism）的文化政治解构，到后期对全球传播与国家形象的媒介政治文化建构，这是刘康学术思想“传播学转向”的脉络与光谱。

鉴于“全球化”和“媒介化”已经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媒体不仅深度参与了社会生活的想象与建构，而且正参与塑造社会劳动和分配方式的数字化转型，从话语和行动双重意义解读媒介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