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各种文学、电影和宣传画等文化文本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而研究的主流话语和范式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其中，对社会主义时期大量文化文本中妇女形象、性别话语和女性主义文化实践的考察和评价更是呈现出不同的立场和显著的变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研究者们借助不同的批判理论，如各种流派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后结构和后现代理论等去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十七年”(1949—1966年)间的各种性别文化文本，也借此讨论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就和不足。

与此同时，新时期以来近现代妇女史以探究中国妇女怎样成为重要的历史主体为己任，“主体性”以及“能动性”逐渐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妇女史研究中的关键词。“人们开始重新探讨中国社会性别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原因，社会性别关系的具体表现形态，逐渐意识到探寻中国女性主体性的重要性。”(侯杰 李净昉 77)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社会主义时期妇女和性别文化的相关研究中，“主体性”更是勾连着不同的女性主义话语资源，成为一个文学和文化批评中的核心概念。仔细梳理此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研究著作，会发现其中“主体”和“主体性”的概念受到了不同的后结构理论家特别是阿尔都塞、福柯和朱迪斯·巴特勒的重要影响。但是，不仅西方女性主义与后结构理论有着复杂的、不稳定的关系，中国研究界的不同学者在挪用后结构理论时也有着不同的解释和运用，表现出一种“语境化”的接受，即根据学者所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和他们自身的不同立场将理论重新定位，并勾连着不同的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