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成盈

(上海大学文学院 上海 201900)

1 《哀江头》写作背景：安史之乱对唐王朝及杜甫写作生涯的转变意义

探讨《哀江头》之前，有必要先谈论，安史之乱期间杜甫的生活。

1.1 安史之乱爆发背景及其对唐王朝之意义

安史之乱发生在唐玄宗执政后期，此前，李唐王朝正处于一个全盛的繁荣时期，史称开元盛世。杜甫后来追忆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

然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在开元年间被掩盖在盛世繁华，声色犬马之下激烈的阶级矛盾被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征尘撕去伪装，唐朝陷入动荡之中。

天宝十五载，安禄山自立为帝，一路西下。六月，玄宗出逃蜀地，长安很快沦陷，李亨(即后来的唐肃宗)在灵武匆忙继位，抵抗叛军。

安史之乱平息后，唐王朝也没有如杜甫所希望的迅速恢复元气，而是陷入了各方势力割据，百姓流离颠沛的状态中，直到杜甫去世，都没有再看见盛世或中兴。

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变，与其说是耿元瑞先生在其文章中分析的“政治集团内部斗争”或“外族入侵”，不如说是玄宗朝以来政治弊端的必然结果。为了维持都城长安和陪都洛阳的繁华，朝廷放松了对土地兼并的管制，大量农民流离失所；而“武皇开边意未已”，唐朝开边频繁，设立边境节度使。这些节度使盘踞地方，拥兵甚众，久而久之便成隐患。前者决定了一旦战乱到来，必然满地流民，生灵涂炭；而后者，则直接导致了武力叛乱。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节点，从此以后，终唐一世，再也没有恢复乱前的元气。

1.2 安史之乱爆发前后杜甫的思想和生活经历

安史之乱及其影响对杜甫后期创作，影响颇深渊，这里仅着重谈及安史之乱风雨欲来时至杜甫写作《哀江头》期间的经历。

杜甫曾困居长安十年投诗于达官门下，对上层社会的腐化生活和政治弊端颇有感受。

安史之乱前杜甫的创作大多是投赠权贵，描写赴宴，庆贺升迁，夸耀对方，表达希望被提携的愿望。这些作品未脱时习，但它反映出一个原本少年放旷，自认为将“立登要路津”的自信青年，心中的高傲一点点被生活逼迫而变得现实，不得不游走权贵门下的辛酸与无奈。

天宝十二载，杜甫就已经写下《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表达了自己对于“秦川忽破碎”的隐忧，堪称盛世危言。

这一段时期同时也是杜甫的创作积累期。一方面，他积累了写作各种诗体和赋作的经验；另一方面，目睹权贵生活的腐化和统治集团的腐朽，也为他未来的创作积攒了内容。

安史之乱爆发时，杜甫正在旬假探亲，返还奉天县途中写下了有名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概括总结了自己早年的心路历程，远大理想，以及目睹唐玄宗等上流权贵穷奢极欲，鞭挞人民的社会历史现实，以及自己回到家后，稚儿饿死的悲剧。

刚赶到奉先的杜甫，听闻叛军消息后携家逃往羌村，一路混在逃难的难民队伍中，饱尝辛苦，终于于六月在相对安全的羌村暂时安居。

杜甫一心想着为国效力，七月，听闻新帝即位，稍事安顿家人后便只身北上，希望为新帝效命。八月，行至半途，遭遇叛军，被押到长安。

因为官位不高，叛军并未过多留意，杜甫仍有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哀江头》是他于春日“潜行”曲江江边，触景生情而作。

《哀江头》的写作是杜甫经历了干谒投诗终不得志，目睹巨大社会动荡，自己困居叛军之中而作，这种种前因构成了哀江头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情感，以及与杜甫其他诗篇中差异巨大的杨贵妃形象。

2 杨贵妃形象在《丽人行》诸作与《哀江头》中的差异及原因

杨玉环作为盛唐时期人物形象，反复出现在唐人及后代诗人的笔下，杜诗中亦不罕见，其中的杨贵妃形象可大致分为两类：骄奢淫逸，红颜祸水；身世可怜，样貌绝伦。前者明显有讽刺否定意味，后者则更多是同情与惋惜。

2.1 两类杨贵妃形象分析

骄奢淫逸，奢侈无度，鸡犬升天的杨贵妃形象较普遍。

天宝二十载春天 , 杨国忠偕其姊妹游乐曲江 , 杜甫作《丽人行》，讽其豪侈。

就中云幕椒房亲, 赐名大国虢与秦。炙手可热势绝伦, 慎莫近前丞相嗔。(杜甫《丽人行》

在安史之乱前夜，杜甫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叙玄宗携杨贵妃等华清池作乐时的场景：“况闻内金盘 , 尽在卫霍室, 中堂舞神仙, 烟雾蒙玉质。 又笔锋一转，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表达对李杨等人剥削百姓，肆意作乐的谴责。

《北征》没有铺陈笔墨描写杨贵妃的奢侈，却云: “不闻夏殷衰 , 中自诛褒妲”，将杨贵妃比作褒姒妲己这样的亡国祸水，之后又盛赞发动兵变的陈玄礼，明显包含对杨贵妃的谴责。

在《哀江头》中，杜甫对杨贵妃却态度却完全不同，他充满深情地回忆往年李杨出行的场面：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杜甫《哀江头》)

一个“生颜色”三字，将杜甫此时的褒贬取向显露无疑。昔日里被批判的成为追忆怀念的对象，惨死马嵬坡的杨贵妃也成了红颜薄命的绝代佳人。仿佛是当年贵妃的出行给整个曲江，甚至大唐添上了缺失的明媚的颜色。

《哀江头》还表达了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深切同情：

2.2 有关《哀江头》主旨的讨论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杜甫《哀江头》)

前代学者释《哀江头》，以其中包含讽刺意味。仇兆鳌注“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用潘岳 《射雉斌》: “昔贾氏之如皋, 始解颜于一箭”，杨纶更是直说为“亦暗用如泉射雉事”。认为杜甫是有意联系古事讽刺玄宗。

王嗣爽《杜臆》曾就《哀江头》的选材和桔构来理解它的讽刺意味。“公追溯乱根,自贵妃始 ,故此诗直述其宠幸宴游 ,而终之以血污游魂,深刺之以为后鉴也。”

讽刺说固然，言之成理，却并非本诗主旨。《哀江头》的情感偏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全诗的基调依然是对李杨爱情悲剧的同情和惋惜。这从对于曲江先前繁荣场景的热情追忆与如今其衰败不堪的深刻痛苦之中的感情色彩差异便能看出。

《哀江头》可称最早的咏马嵬诗作，其后比较著名的马嵬诗作当推白居易《长恨歌》，后代学者研究《长恨歌》时，常用其与《哀江头》比照；且白居易本人也推崇杜甫，足见这两首诗见存在师承关系。参看《长恨歌》中的情感转折，也可看出白居易对《哀江头》情感取向的理解。

《哀江头》这种哀而微讽的态度，与《丽人行》诸作中强烈谴责与批判形成鲜明对比，其中态度的差异令人深思。

2.3 《哀江头》独特情感趋向的形成原因

《哀江头》的情感趋向与杜甫其他贵妃诗风格与情感迥异，或许是由于《哀江头》的写作环境不同。

写作《丽人行》时，杜甫受杨国忠打压，献三大礼赋后被政治冷落，内心对代表着权贵门阀的杨氏家族极度不满，而自己生活窘迫，心情抑郁，先后在曲江边写下《乐游园歌》《曲江三章五句》等一系列表达内心苦闷的诗篇。诗人心中的激愤本已难平，有“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愤懑感慨，又目睹杨氏兄妹一族耀武扬威，铺张奢侈的出游场景，难免激起批判之情。《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写作环境与诗人心境也相类似，劝说离开长安，对宁生疾苦有所体悟，于是落笔批判权贵。而《北征》因为其写作的目的与性质，它的理想读者是新皇帝，且此时杜甫已脱离贼中，能够比较理性地看待已经作为历史的马嵬事变和李杨旧事。

写作《哀江头》时，杜甫身陷贼中，一片凋敝。而杜甫本为派遣悲苦，在春日偷偷前往曲江边散步，却看见满目昔盛今衰深，而杜甫又是以为心系朝廷，一心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心中无限的哀痛惋惜之情便很容易被眼前景象激发；再加上此时杨贵妃已死，唐玄宗车驾一路奔蜀，而四万义军战死陈陶，助长了叛军的气焰，在城内纵横跋扈，城内的百姓“日夜更望官军至”，都期待着太子领兵收复失地，再续盛世。

这时，杜甫心中那个骄奢淫逸的杨贵妃和荒淫无度的李隆基，摇身一变成了开元盛世的象征，那春日出行的奢侈场面也成为他对盛世繁华的追念。李杨的爱情脱离了实际的历史语境，而成为杜甫心中盛世的象征。

读《哀江头》，很容易发现这种象征意味。

全诗前四句，叙述自己的心情和活动。沦陷中的长安春天，自己在曲江边躲闪着叛军的眼线散步，无声低泣；昔日繁荣的曲江边宫殿全都上了锁，破败荒凉。因为无人欣赏，明媚的春景反而显得荒芜。

“苑中万物生颜色”，一个“生”字，杜甫的回忆活过来了，仿佛李杨一众乘着车马又回来了，曲江边热闹起来，一切重新有了颜色，变得生动。追忆与现实交织，亦真亦幻，具有极大艺术冲击力。

接着写出游的场景，到“一射正坠双飞翼”，诗境也直坠而下，从回忆又回到现实，“明眸皓齿今何在”，杨贵妃现在在什么地方？大唐昔日的繁华又在什么地方？“血污游魂归不得！”一是说杨贵妃被赐死马嵬坡，想象其死时的凄凉场景；二也是说安史叛军带来的无数征战和杀戮彻底动摇了大唐王朝的根基，四海流血，生民百遗一，这些游魂像愁云惨雾一样笼罩着唐朝的未来，像开元天宝那样的全盛日什么时候才能归来呢？

经过这一大起大落，全诗行将结尾，杜甫感慨，“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传统解释为杨贵妃与唐玄宗一个西去一个留在马嵬坡，从此没有消息；叶嘉莹先生认为，“去”指唐玄宗，“住”指杜甫自己，彼此之间失去了联系，即自己不知道朝廷目前状况如何，命运如何。无论是哪种解读，都有着对朝廷远离长安，颠沛流离，不知何日才能复归的哀叹。

“人生有情泪沾臆”之后四句，则收束全诗，言自己离开曲江向城南行走时仍然惦念着北方的朝廷，家国之思，表露无疑。

3 《哀江头》对杜甫生平理想的表达

《哀江头》属杜诗期向后期过渡的作品，这一时期，杜甫笔下对于人民生活的苦难描写不似后来“三吏”“三别”中的现实和哀痛，明显带有浪漫色彩。然而有些学者将杜甫的前后期分别很明显，并认为前期杜甫思想主要是忠君爱国，二后期思想主要是爱民。这种观点是割裂了杜甫的生平经历，而以偏概全的论断。将杜甫前后期创作结合其特殊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弧线对照，才容易得出一个较为全面的看法。

杜甫身上有很强的儒家传统，他一生的理想，从青年到老年，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从来都没有改变，只是随着时代不同，自己的处境不同等原因，这些理想的具体表述发生变化而已。杜甫一方面忠君，爱国，另一方面也无时无刻不体察着百姓的痛苦，始终怀着儒者对于用世的热忱。

从乱后杜甫的诸多诗作尤其是其晚年在夔州的回忆之作，如《忆昔》《秋兴八首》等名篇中，无一不透露着对于长安，对于乱前盛世的不断追忆，对再恢复盛世的期望不言而喻。

《哀江头》中，诗人一反之前对于李杨二人奢侈作风的批判，用充满了同情的笔调对着江草江花叙述这一切，是因为这时的杨李二人，正是代表了他心中那个已经过去了的盛世，那个繁华的年代。于是，杨贵妃不再是那个挥霍无度的祸水，唐玄宗也不再是那个昏庸无道的君王，他们的爱情，成了唐王朝盛世时国力强盛的象征，令杜甫追忆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