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法新约》签订后，邓承修作为勘界大臣与法方勘定中越边界。由于邓承修与法方对国际意义上的边界划分认识不同，所以造成两者在处理中越勘界问题上有较大差异。在清政府与法方的双重压力下，使得邓承修的勘界思想从传统的疆域观念转变为近代国际意义上的边界观念。

关键词：邓承修 中法勘界 划定瓯脱 界之一线

引言

邓承修（1841——1892），字铁香，号伯讷，广东惠阳县淡水人。作为清廷派往谈判一线的钦差大臣，邓承修同法方代表进行了长达一年零十一个月的谈判。其勘界思想与策略随着中法勘界谈判的进程而有所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丰富内涵。

一、邓承修勘界思想的形成

1862年-1874年，法国强迫越南签订两次《西贡条约》。使得越南南部成为法国的交趾支那殖民地。1883年，法国对驻守在北圻的清军发起了攻击，清军损失惨重。“东南有安南东京，恐法人占据;西南有缅甸，恐英人侵夺;西北有伊犁新疆，恐俄人索取;东北有朝鲜，又与日本毗连。然现今最为患于中国者，则莫如安南”。[1]（p281）1884年4月，法国侵略者向清政府诱和，最终中法战争以中国的不败而败草草收场。1885年，清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新约》。条约第三条是关于中法两国勘定中越边界的：“自此次订约画押之后起，限六个月期内，应由中、法两国各派官员，亲赴中国与北圻交界处所，会同勘定界限。”[2]（p213）《中法新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越宗藩关系的解体。

邓承修自幼受儒家四书五经的影响，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中心，注重三纲五常。邓承修长期担任谏官，敢于弹劾其他官员。“遇事敢言，日有献替，虽台长同官，且以白简勃罢。”[3]（p145）邓承修不畏强权，惩办贪官，整风肃纪，尽职尽责。

二、邓承修勘界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法勘界谈判持续一年余，谈判过程几经波折。笔者认为邓承修的勘界思想与策略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力争瓯脱、新界之争、界之一线。

（一）力争瓯脱（1885年4月—1886年1月）

所謂“瓯脱”是传统儒家疆域观念的重要内容，即双方各不置兵的中间地带。张之洞最先提出划定“瓯脱”，并对所勘地形以及旧图中的中越界限做了分析。因此他建议划定瓯脱，尽最大限度地避免争端。李鸿章也表示：进一步争取，宽留瓯脱。邓承修在信中写到：“议界可缓。催瓯脱，当遵旨力争。”[4]（p8）可见邓承修本人对争取瓯脱一事的信心。“今法越事未定，法使遽来彼将执约以争。缓固无策，辫亦无词。离意惟瓯脱当援初议力争，如有增益，须会尊衔。”[4]（p9-10）这是邓承修在分析法国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后得出的结论。

随后法国国内局势的转变以及法方官员的强硬态度，迫使清政府关于设定瓯脱一事的态度转变。叮嘱界务人员在与法方交涉时，切勿力争，避免后患无穷。清廷解释道：“法办北圻费手，又避弃地之辱，取舍正在两难;我若踰约而争，彼或籍口霸议退去，则衅端终归为了”。[5]（p1292）因此，邓承修也从最开始的力争瓯脱转向以争界为重点。“新界”则成为接下来中法勘界争执的问题。

（二）新界之争（1885年8月—1887年2月）

“新界”是相对于“老界”而言的。所谓“老界”是指中越两国在历史上形成的边界。清政府也在勘界谕旨中表明态度：“凡我旧疆固应剖析详明，即约内所云或现在之界稍有改正，亦不得略涉迁就。”[6]（p604）谕旨中的“旧疆”就是“老界”。“稍有改正”即“新界”。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第一次中越界务会议在文渊召开。邓承修提出先改原界，再实地考察的勘界计划。同时对谅山以北地区做了归属中国的表态。“浦使以约内‘稍有改正’四字，不能说至谅山地方。”[4]（p148）浦理燮拒绝了邓承修的要求。因为双方代表于土地转让问题方面没有达成一致，决定此事交由双方政府裁定。双方产生分歧的地方在于“稍有改正”一词。浦理燮认为“稍有改正”一词只是在勘界过程中进行一些细节性修改。邓承修表示法国得到越南已获得大量的利益，法方应该答应中国的要求。

谈判结束后，驻京公使戈可当约见李鸿章并提出双方应按条约办事，相互让步，达成一致的想法。李鸿章担心因为中方勘界态度的强硬很可能激怒法方，引发战争。立即致电邓承修不要寻衅滋事，尽快完成勘界。由于国内外局势严峻，总理衙门也要求邓承修让步：“若在谅山以北择地划界，与约尚不相背，勿过争执，致令借口违约，竟至罢议，别生枝节。”[5]（p1298）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法界务委员会在南关进行第二轮谈判。浦理燮明确表示法方希望“在字面和内容上不折不扣地贯彻天津条约”。[7]（p132）邓承修也表达了和平解决界务问题的意愿。随后邓承修提出双方先根据地图确认中越间的现存界线，就意见不同之处进行讨论并修改，最后再到现场勘界。然而浦理燮表示不认同，结果双方仍然争执不下。最后法国勘界代表狄塞尔提议：双方派代表根据现有资料核对中越现界的大致走向，便于找出一种符合实际的解决方案。只是一种初步核查，不能成为最后边界划定的束缚，最后邓承修被迫妥协。在争辩无由、职权受限的情况下，邓承修开始考虑缓办界务。清政府也表示：“遵旨先勘老界，再商更正，如不能勘，即展至秋末，所议归我之地，俱作罢论。”[4]（p154）一定程度上同意了邓承修想要延缓勘界的想法。

光绪十三年正月，清政府致电邓承修表示之前归为越南已久的土地不必强争。但除我朝现存边界以外，其他也不得再有让步。并提出新的勘界办法：“无论新旧各界，一经分定，一律校图画线。”[8]（p1451）电稿中所提到的“一律校图画线”表明清政府的边界观念至此开始发生重大转变。随着邓承修等人对国际近代意义上“界限”的理解后，新界一事也就此搁置，转向界之一线。

（三）界之一线（1886年3月）

对于长时间闭关锁国的清政府而言，近代主权国家所提到的边界观念以及划分国家边界的方法，是完全陌生的。在中法勘界前，中越疆域之间也有一定的“界限”，但大多以山河为界。而近代国际意义上的边界是以经纬度为坐标划分。二者虽然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随着第一次勘界会议的开始，中法勘界大臣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按照法国方面的记载，浦理燮向清朝官员表达了近代国际意义上“界限”的概念：“提到一条边界，就是提到另外一条边界，因为既然两条边界是并列的，不是更改一条而不影响另一条的状况。”同时，浦理燮对邓承修等人提及的谅山做了解释：谅山只是中越边界上的一点。而中越边界应该是由很多点组成的。将这些点连成线，由此中越边界才得以产生。随后，邓承修在双方压力下被迫妥协。但清政府要求边缘以 “自某起界线直向某处者，不过就大概而言，其实地势曲折之处，界线即不能一概取直”为由与法交涉。[5]（p3745）清政府已经明白：无须拘泥于边界线的走向，只要争取到对自己有利的局面即可。校图划线免于双方在分界方式上的分歧，便于速勘问题快速解决，同时也与清政府所认识的守定现界的观念相差无几，邓承修本人对于此次的勘界结果也表示满意。

三、邓承修勘界思想的特征

面对清政府与法方的步步紧逼，邓承修的勘界策略也从划定瓯脱转为新界之争再到界之一线。邓承修的勘界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封建的疆域观念转变为近代国际意义上的边界观。

（一）王朝国家疆域观念向近代转型

面对西方列强侵略所引发的边疆危机与民族危机，晚清时期的中国由此开始从王朝国家转型为近代主权国家。设立“瓯脱”在法方的抵制下以失败而告终，但体现了传统儒家疆域观念的浓厚底色，成为邓承修勘界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随后邓承修转向争取“新界”，这是他勘界思想一个较为明显的转变。面对法方的毫不退让，邓承修在谈判中曾表示：“整个越南国以前是我们宅院的栏栅，它隔离了我们的边界，保卫者我们的门户。今天，我们只向你们提出得到很小的一排栅栏。”[9]（p792）邓承修选择以谅山为界，虽与近代国际意义上的边界划分相背，但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

（二）爱国情怀下的据理力争

邓承修作为中方界务团的勘界大臣，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在勘界过程中，他积极准备资料，在边界走访，尽可能做好万全准备。桂粤段勘界出现分歧时，仍与法方据理力争，尽力争取最大利益。作为一代谏臣，邓承修不辱使命，建言献策，始终维护本国利益，以赤诚之心保卫疆土。他在当时种种限制的范围内，恪尽职守，作出最大限度的努力。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邓承修勇担重任，不辱使命。虽然他的思想有很多不符合现代观念的地方，但爱国情怀不可磨灭，可谓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者。

结语

从整个中法勘界的过程来看，清朝统治者及其政府官员的主张并非完全一致。邓承修、张之洞等人表现出更加坚定的姿态来争取最大领土利益。而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更加警惕东亚局势复杂化给中国造成的统治危机和威望损害，反而不断妥协让步。处境不同，造成两者在处理中越勘界问题上产生较大差异，但实质上都是为了维护中国本土安全不受侵犯。邓承修积极利用近代边界观念的知识，与法方尽力斡旋争取边境权益，使得邓承修的勘界思想从传统的疆域观念转变为近代国际意义上的边界观念。但最终在清政府与法国政府的双重压力被迫接受法方的划界办法也折射出近代中国新旧观念更替的困窘与无奈。

参考文献：

[1] 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 第4集[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2] 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 1689-1949.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01

[3]（清）继昌：行素斋杂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

[4] 萧德浩、吴国强编：邓承修勘界资料汇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5] 郭廷以，王聿均主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法越南交涉档[M]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

[6] 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 第9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7]张宁，孙小迎，李燕宁编.法国档案中的清末中法（中越边界）划界史料选编 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8]王彦威，王亮辑编;李育民，刘利民，李传斌，伍成泉点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 4[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9]萧德浩，黄铮.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 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

张雨彤（1998—），女，回族，河北省滄州市，延边大学2020级世界史研究生，方向：朝鲜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