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

摘要：以往现代文学史书写主要拘泥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将殖民地文学与语言结合引入现代文学史中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突破两岸研究原有的理论与视野壁垒。观照文学语言的外部因素“殖民地视野下的语言”以及语言本身生发与其藏匿的主体深层思维方式的转变，对于从文学整体视野来观照两岸文学版图的对接与互补有一定价值。20世纪30年代，两岸的社会形态分别呈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殖民地社会，本文将以两岸于30年代有争议的台湾话文等语言论争入手，来观照两岸语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遭遇的想象困境，这对于我们研究近年来新兴的两岸殖民文学提供了一种较为新鲜的视角。

关键词：两岸殖民文学;语言;思维方式;现代化;想象困境

本文首先尝试讨论将殖民地文学的文学史概念引入两岸文学考察视阈中的必要性。首先，在诸多现代文学史的开端划分时，学界基本是围绕晚清到五四之间的时间范畴作为起点，但是本文为将更好地突出台湾及大陆的对比研究，将台湾文学问题更好地纳入研究视野，我们暂且采用陈思和设定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起点——甲午战后的乙未割台事件（1895年） ，以此来突出台湾研究的特殊性。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由此形成日据台湾殖民地特有的文化环境与政治、经济空间，并衍生出台湾本土的殖民地文学。其次，鉴于以往现代文学史书写主要拘泥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 ，自封于有限的理论时空，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将殖民地文学引入现代文学史中，以此来进一步突破两岸研究原有的理论与视野壁垒。第三，从乙未割台到台湾复兴之前，两岸的社会形态呈现为：大陆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台湾则是彻底的殖民地社会。倘从中国文学整体视野来观照，这种文学版图上的对接与互补是非常有价值的。从大陆角度来看，鸦片战争后，中国不断丧失主权，直至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派生出的是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思潮。 它恰恰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殖民地文化及其文学，构成了现代文学史视域下复杂的言说场域。

本文企图从语言角度入手，之所以从“语言”开掘，是因为两岸语言对比的切入角度，目前学界涉足者还甚少。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两岸文学对比研究中，学界的研究方法趋向多元化，从偏重两岸作品的思想性到兼顾审美价值和艺术手段，辅之以90年代从西方引入的种种新潮批评方法，多方位、深层次的挖掘工作亦在有条不紊地展开。但在研究与批评领域，始终有一块未被深入开垦的、极重要却又极易使涉足者自动套上“浅尝辄止”桎梏的奇异地界，那就是语言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就开始接受从外传入的西方现代语言哲学。此前学界一直将语言工具论奉为圭臬，這种工具论的隐藏含义是：应当先有一个世界，然后有语言。而后来的语言本体论则是把语言视为人的本质，认为语言决定人的思维、表达和存在。既然人的世界就是语言的世界，思想即语言，那么自然地，一个民族的很多秘密都隐藏在民族的语言中。“民族的文化、精神、思想、思维方式从根本上都与民族的语言有着根本的内在关系。” 20世纪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从哲学的角度重新发现这一事实。伽达默尔在同意洪堡特的“语言是世界观”命题的基础上，认为“所谓传统，主要指通过语言传下来的传统，即用文字写出来的传统。”

回到殖民文学的言说路径上，日据时期的外语侵略性质使得台湾殖民文学经历了多种言说“传统”、辗转于多个存在之“家”之间。在本文所要论述的1930年代“国语运动”中的台湾话文论争中，大陆白话文、台湾话文、日语等语言资源环绕、切割着诸多文学家与普通民众，文学语言如迷雾般存在。同时，1930年代大陆的“文艺大众化”口号提出后，文学语言也在欧化语、白话文、方言之间缠绕，但正像语言本体论讨论的那样，语言及语言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显在的思想印迹，从中对比来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陆殖民文学与完全殖民化的台湾殖民文学语言现代化进程，为我们研究近年来新兴的两岸殖民文学提供了一种较为新鲜的视角。

本文试图描述的两岸文学对比现象，体现着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半殖民地社会与殖民地社会不同文学语言思潮共时运动、双向发展的变奏过程。两地作为同样具有殖民地性质的被殖民地，由于被殖民的程度不同，文学及语言的命运也有差异。在大陆，中国知识分子是借助西方的先进思想对民众进行启蒙，以新文化运动为依托，在语言上表现为白话文的欧化形式，这种现代文明实际上承载了摧毁封建传统文化的任务。但是在已经沦为完全殖民化的台湾，反殖民的任务就成为重中之重，民族化的任务更加强烈，“不愿”使用日本国语 已经体现出台湾语言在努力保持本土与外来文明之间一种缄默而维稳的状态，但是这种拉锯甚至已经胶着的形态又是何其复杂。

关于两岸的语言问题，计瑞璧曾说：“台湾话文倡导者对文化困境有深刻体悟，对言语的本质以及国语与方言、传统与现实的关系也有比较深入的认识，特别对大陆发生的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相当关注。” 这里提到了“言语的本质问题”，可是就台湾话文与白话文论争的研究角度而言，计瑞璧并没有在此方面深挖，连同欧阳姣姣、陈小冲等学者在论及二者论争时都着重放在与政治或文化意识形态相关的语言现代性方面，将其与国家、民族等社会性因素捆绑在一起，而恰恰忽视了语言运动背后涉及的思维变革现象和不同语言体系之间的转换问题。 但只要我们就此深入挖掘，能发现其中蕴含的文学语言的本质问题。因此，本文一方面从语言的外部意识形态层面切入观照台湾30年代的两大论争，以殖民地文学语言论争的定位为突破点，另一方面从语言本质层面考察二者对台湾语言原有思维体系的转化与冲击程度，同时以大陆的30年代国语运动进行时的语言生态作为参考对象，这样就把文学语言统筹安排于两岸整体的语言现代化进程的轨道中来。

一 殖民地文学语言与其现代性路径的悬置现象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殖民地文学是一种动态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战争期间形成的伪满洲国文学，汪伪控制下的沦陷区文学，都与日据台湾文学同属于日本侵略政策下的文学有着既相通又不同的特征及其运作规律，这是现代文学史的一种非断裂性现象。 也就是说，引进殖民地文学概念对本文所要研究的文学语言现象可以作更为完整的考察和研究。

殖民地文学也分为彻底与不彻底的状态，因此台湾殖民地文学的语言特征与大陆半殖民的文学有所区别。大陆的新文学运动作为一种语言变革运动，其语言特征是大胆打破汉语的传统规范，容纳大量外来语新词和欧化语法，包括西词和语法、文言文的大幅减少以及口语方言等等，糅成了一种颠覆性的欧化白话。这种欧化白话文不同于传统口头白话，对中国人民传统思维习惯造成了极大冲击，在此后的运用实践中起到了改造国民旧思维的作用。现代汉语创作就是在欧化白话的动态实践发展中慢慢形成了新的规范。而台湾文学语言则是在殖民者的压迫下艰难、跛足发展起来的。日本殖民当局实行文化“同化”政策，强行推行日语，并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废止报刊汉文栏，但是也有郭秋生、蔡秋桐等知识分子仍坚持进行台湾话文创作，于是，汉语（包括文言和白话）、台湾话文、日语三者共同显示出杂糅的日据台湾殖民地文学的语言特征。这种局面直至战后光复创作后才被扭转。

同时，出于反殖民的要求，这种承载现代知识的语言工具又不得不是“民族的”——台湾话的声音与有形有义的汉字之结合，因为“言语不仅是集团生活的反映，更就是民族精神的体现” 其内部具有反现代性要素的、与本土语境悬置、且无外界支持的不切实际的现代性。因为在日据时期，台湾文学语言永远是日本本土文明“降级”或模仿后的附属产物，是殖民地性质的文明，在中国大陆甚至台湾本土语境中也被悬置。在此种现代性路径里，“进步”的时间意义已然被抽空。这也是日据时期台湾的特殊历史产物。而大陆的“殖民地语言”，欧化语法和欧化词、欧化句也与大陆本土的语言产生悬置，同时欧化白话文的普遍使用与文言也形成一种割裂，但大陆文学语言的外界推力是台湾难以望其项背的——政治、文化思潮等各种社会合力大大弥合了白话文和欧化语之间的隔膜，使其更好地互相渗透，并形成文学书写中的一系列渐趋成熟的技术层面语言和深层次的思想语言。因此，前者台湾形而上的语言悬置状态与波及大陆民众的落实状态的迥异状况也是观照两岸语言的一种角度。

二 关于两岸国语语言观的动态与固态立场之辨

在經历台湾“国语运动”中的台湾话文主张及白话文等论争后，台湾语言蕴含的语言现代性问题慢慢暴露出来。首先，台湾知识分子关于台湾话文及其言文一致的主张行动可以算作是“台湾式国语运动”。1920年代张我军向台湾文坛引入“新旧文学之争”，白话新文学在台湾对传统本土文学和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语言秩序有了一定的瓦解作用。后来，为了突破知识分子天地的启蒙视角，学界提出“文艺大众化”：1930年，黄石辉发表《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1931年，郭秋生在《台湾新闻》上发表《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他也是真正开始对台湾话文进行理论建设的学者，他想建设一种“言文一致”的台湾话文，用汉字为台湾方言做注脚，建设一种“虽然超出文言文体系的方言的位置，又超出白话文（中华国语文）体系的方言的位置，但却不失为汉字体系的较鲜明一点方言的地方色而已的文字。”

这种用本土方言为文学语言主体，同时以大陆白话文为书写载体的构想，引发了“土语”和五四白话文的冲突，而支持五四白话文的一方认为台湾话文消解了“文学性”。郭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既成的台湾话随其自然以文字化，而后用文学的魅力徐徐洗炼，造就美满之台湾话的文学，便同时是改造过之文学的台湾话了。”他还认为这是“由‘台湾话的文学’以造就‘文学的台湾话’” ，意为文学和语言互为汲取养分的母体。有学者评价这种观点是对“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持“动态”的观念， 本文也深以为然，虽然其也有局限之处，下文会指出，但这种“现在进行时”的观念恰恰反衬出许多对“国语文学”持静态观念的狭隘立场：中国白话文是成熟的、既定的文体。许多台湾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纷纷主张照搬大陆白话文，让大众“学中国语”，用中国白话文来写文学。 这种固态的立场也显示出僵硬的“国语语言观”。在了解这两种观念后，我们才能较为清楚地讨论语言的现代性问题。

三 杂语共生与“民族形式”之难——想象中的“现代语言世界”

就郭秋生在台湾话文的语言观点而言，强调的是文学语言本质性的想象形态，主张文本与生活相结合，认为当务之急是言文一致，看似浅显表层，但并未脱离实际语言在现有基础上取多种现存的语言资源，多元共生地发展路径。这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是可行的，他强调语言发展的动态过程，并不像白话文那样激进与全覆盖的垄断模式，而是注意到了语言本身的运动、缠绕的特点。学者欧阳月姣的观点恰恰相反，她认为郭秋生主张的是一种抛却实际的语言理想、“文化住宅”，是一种抽象的现代性，这也趋近于欧洲现代性的幻影，在此基础上建立本格。这类普遍性的文明语言愿景其实更接近1920年代文协分裂前的启蒙意识。 之后的观点她没有继续，我们在此可以延伸其接下来的思路，若台湾语言以启蒙为主，那么便缺少了一种大陆30年代前期左翼所具有世界视野的阶级性视角。诚然，台湾的文艺大众化有其特殊性，至少从郭秋生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他呼吁那种“杂语共生，台语为主”的状态，主要其表现“文艺大众化”渐渐脱离普罗文学，面向的“大众”也只是知识分子个体作为居高临下的精英阶级将其拉进“现代世界”的启蒙对象。

后来的学者连温卿的主张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知识分子对于语言与民族的想象，但也没有给出语言出路。他站在无产阶级世界主义的高度，批判语言国族主义带来的帝国主义暴力。连温卿在《言语之社会的性质》一文中批判由德国而来的“国语”“国民”“国家”三位一体理念，导致民族问题一定和言语问题捆绑在一起。因此他认为言语问题不可看作民族感情，不如以社会问题观看较为妥处。” 欧阳月姣认为连温卿持有的是一种冷静而理性的语言观，它来自无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精神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浪漫激情，认为他对“现代政治”和“民族国家”的批判，无疑超过了台湾话文的“文化住宅”对“现代世界”的模糊渴望，它所指向的“现代世界”消解了其本身的矛盾，化为了对人的期许。 但是，连温卿打破这种“未来式”文体的想象却没有给出出路，恰恰说明这种语言的变革完全受制于日本的政治力量。当时报刊汉文栏也即将遭到禁止时，这两种论争以一种想象上的完整性试图修复殖民地文学语言的畸形与断裂状态，这一点和郭等人想像大陆一样，将语言的理论进行一种描述性、建设性的统筹完善。

而两岸对比来看的话，在民族性层面上，台湾话文运动是更为紧急切要的现实任务，而30年代的大陆推行“文艺大众化”运动时，并没有国破家亡绝境时的极端情绪，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才将“民族形式”提升到一种战争文化心理的高度，二者于两岸30年代的“国语运动”中合流。 毛泽东曾在1938年年底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具体化”的主张，由此引发了大陆的“民族形式”的讨论，这种民族性意味着在30年代战争背景下，曾经的左翼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民族独立的迫切要求。那么处于更加岌岌可危的民族危机中的台湾就更加强调对于这种“民族形式”的需求，尤其是具有台湾民族主体特色的民族主义就更是殖民地文学语言的应有之义。

原本台湾是借鉴的大陆左翼无产阶级运动，但是在“拿过来”以后，如何安置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的民族主义要求，和大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对“民族形式”的需求异曲同工。但就像之前提到的，郭等人呼吁的“杂语共生，台语为主”理想，不完善之处就在于这种“文艺大众化”会渐渐脱离普罗文学，面向的“大众”也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而只是知识分子个体作为居高临下的精英阶级将其拉进“现代世界”的启蒙对象，体现了在知识分子想象中的语言世界里，台湾文学语言现代化进程中创造“民族形式”与现实“杂语共生”的博弈局面之难。

四 回归语言本身的危机：

审视两岸语言的置换与嫁接形态

从地域命名上来看，“台湾人”的这种社会身份是一直处于大陆和日本之间的剧烈撕扯状态中，最终台湾被“孤立”，这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无国籍者”（stateless）。台湾被孤立后，其“文学运动、语言运动”也是如此。那么由于语言是存在之家，其存在是受到诸多作家的怀疑的，其语言亦是“无家”、“无根”的，最终导致言说无家——被大陆同胞与日本殖民者的两种中外合力孤立、命名的无归属感，文学语言自然而然也就无家了。

从文学语言与思维的同构层面来看，台湾知识分子想从支离破碎的语言及其衍生的未成形的、惶惑的文化思维中进行一种语言整体的移花接木式或全面性的嫁接，即拿来大陆的语言既成品：白话文，或者是将本土语言进行往外扩容的多元整合构想，即台湾话文，结合这两种主张或运动，从语言即思想的角度来看，对于语言本质的考察就使视野开阔起来，也显示出双方倡导者非凡的追求语言现代性的、在多种路径上探索的努力。

对于大陆白话文运动，陈思和与高玉等学者认为，它长期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从一开始使用欧化语到融入生活与思维方式中，这显然是一种优点。但是本文认为，其缺点也同样明显：在一定程度上，现代白话文与古代文言的意义链有所断裂。西方语言对古代白话的强势改变与路径导向，都使外来语言在我们国家的使用流于肤浅，从语法使用到言说传统，在很多时候都格格不入。

如此看来，在台湾提倡全面使用白话文的设想一旦落实，注定也逃不掉这种命运。台湾白话文倡导者主张拿来大陆的白话语言，对台湾而言，白话是一所“新寓所”，是全方位覆盖台湾的“他者”语言资源。相反，从语言的本质上看，常常被人看作最不切实际的台湾话文的设想 反而可以有效避免这种缺陷，倡导者寻求一种在“国语”（日语）教育的同化体制外，有一种既能保存民族性又能通往现代性的道路：台湾话文是在本土地基的基础上增添、置办新物，致力于修缮的“新台式老家”。而大陆的白话文尤其激进，现代化进程与古代文言的断裂非常显著。台湾白话文那一派也是如此，想要直接全方位地“置换”原有的台湾语言。但是台湾话文则是保留“民族形式” 基础上的现代性，此处的“民族”具体指相对于国家整体而言，以台湾原住民等民众等使用局部性的民族语言。前者着眼于世界视野的现代性语言，想要从大陆“拿来”语言，会造成和大陆一样的断裂隐患，即对民众传统思维方式的突然介入;后者着眼于民族视野的现代性语言，在本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得民众传统思维与未来思维的接续不会过于仓促。两者都想对现有的文学语言进行改造，而鉴于改造幅度和路径的差异，看出前者对大陆语言的认同建立在“大中国”、“大世界”的基础上，主张“台湾话文”的前辈对区域性方言的整合上升到民族语言的地位上。

结语：两岸国语语言观的动态与固态立场经历了台湾“国语运动”中的台湾话文主张及白话文等论争，以大陆30年代的“民族形式”为参考，中间蕴含的语言现代性问题才慢慢暴露出来，具体体现在“杂语共生，台语为主”的语言理想中，但狭隘之处在于这种“文艺大众化”会渐渐脱离普罗文学，大众只是知识分子个体作为精英阶级将其拉进“现代世界”的启蒙对象，体现了在知识分子想象中的语言世界里，台湾文学语言现代化进程中创造“民族形式”与现实“杂语共生”的博弈局面之难。鉴于二者改造幅度和路径的差异，可以看出前者对大陆语言的认同建立在“大中国”、“大世界”的基础上，主张“台湾话文”的前辈对区域性方言的整合上升到民族语言的地位上。而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都想推动形成言文一致的语言局面，在语言现代化的进程中共同诠释了知识分子放眼当下与本土、未来与世界的语言蓝图全景图。

注释：

①陈思和：《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

②同。

③同。

④高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27页。

⑤涂纪亮：《伽达默尔》，《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1卷“语言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页。

⑥吕正惠：《殖民地的伤痕：“脱亚入欧”论、皇民化教育与台湾文学中的认同危机》，《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3期。

⑦计璧瑞：《两种理想的困境——析台湾话文论争兼及大陆国语运动》，《中国现代文学文学丛刊》，2007年第2期。

⑧分别见两篇论文：欧阳月姣《国语运动”中的台湾话文论争——1930年代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与“民族形式”之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期。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话文运动述论》，《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2期。

⑪同。

⑫[日]中岛利郎编：《一九三O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资料汇编》，高雄：春晖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⑬同⑫，第51页。

⑭同⑫，第60页。

⑮欧阳月姣：《国语运动”中的台湾话文论争——1930年代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与“民族形式”之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期。

⑯同⑫，第77页。

⑰同⑮。

⑱同⑮。

⑲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话文运动述论》，《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2期。

⑳见⑲、⑫，欧阳姣姣、计璧瑞等人的看法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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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1997.02.13-），女，汉族，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单位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9级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