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的刽子手

2021-11-10许晶晶韦虹

文学天地 2021年6期

许晶晶韦虹

摘要：《榆树下的欲望》和《宠儿》分别是美国表现主义派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和以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著称的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代表作。设置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个文本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通过“杀子”的主题紧紧联系在一起。两部作品都刻画了母亲杀子这一反人类伦理的行为。本文通过将《榆树下的欲望》和《宠儿》这两个不同背景下的文本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导致两个文本中女主人公杀子的原因，并挖掘出真正的刽子手——邪恶的父权制和奴隶制度，进一步揭露父权制和奴隶制对女性的剥削和压迫，剖析两位女主人公不断觉醒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榆树下的欲望》;《宠儿》;杀子原因;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4

引言

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为读者叙述了一场发生在19世纪中叶美国新英格兰农场中的现代悲剧。“剧本深刻地揭示了在金钱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人类的真正感情，人的本性是如何被压抑、被扭曲的，以至于描绘出了一个亲手闷死了自己孩子的残忍母亲形象”。[4]（139）无独有偶，同时代的美国南方奴隶种植园也上演着同样的悲剧。莫里森借由《宠儿》同样向读者展现了一位在奴隶制压迫和剥削下无奈杀死自己骨肉的黑人母亲形象。两个看似并无太大关联的文本，但却通过杀子主题下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本文聚焦于两个文本中的女主人公，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通过对她们杀子时的心理活动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探究导致两位女主人公杀子的根本原因，并着重剖析两位女主人公的女性意识是如何在遭受着父权制和奴隶制的压迫下绝处逢生、不断觉醒的。

一.心理机制——“无意识”的疯狂

“二十世纪时政治、经济、科学和社会高度发达的世纪;是文化、艺术、文学最为繁荣的世纪;也是文学批评理论空前活跃的世纪。”[6]（1）其中，贯穿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全过程，最具影响力的是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的文学理论，尤金·奥尼尔和托尼·莫里森在创作时都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

在《榆树下的欲望》中，虽然爱碧是一个十分物质的女人，且在金钱面前总是表现的极其贪婪，狡诈和邪恶，但是她对对伊本的真心却是有目共睹的。并且在力比多的促使下，爱碧最终违背了伦理，和伊本生下了孩子。爱碧一直沉浸于她潜意识里的所作所为，沉浸在她的这种真实的“本我”的快乐之中。爱碧这种强烈的想要伊本留在她身边的愿望，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所述，来自于潜意识里被压抑的欲望，弗洛伊德对这种潜意识十分看重，他曾写道“潜意识才是真正的精神现实”。而当这种欲望被一旦被释放出来，也就意味人格结构中位于最底层的本我被释放出来，那么整个人的精神就会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所作所为必然都是非理性和不合伦理的。于是当爱碧面对自己所爱之人却得不到该有的信任，被爱情击垮的爱碧没有思考、没有犹豫，直接用枕头闷死了自己的孩子。此时的爱碧已经完完全全的丧失了理智、处于一种像梦一样，近乎疯狂的无意识的精神状态中。爱碧在无意识下释放了自己的本能，于是她的行为自然也不能从理性角度去思考和解释。与此同时，塞丝这种反伦理道德的杀女行为也是她作为一位母亲出于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迫害的本能。在现世中，黑人奴隶遭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每日都过着非人一样的生活，于是，在美洲大陆上盛行的清教主义便使得许多黑人奴隶都将希望寄托于来世，将美好的愿望寄存于“天堂”。在“学校老师”对塞丝还有她的孩子们进行抓捕的时候，塞丝彻底的激发了自己作为母亲保护孩子的本能欲望，此时的塞丝只希望能将孩子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而在塞丝的潜意识里，那个“安全的地方”就是“天堂”。塞丝认为现世的世界已然没有任何快乐可言，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得到快乐，于是，为使“本我”避免痛苦，塞丝便做出反社会道德的行为来满足“本我”的快乐。而在此时的塞丝是出于一种无意识的精神状态中，因为她太沉浸于这种“本我”的快乐之中了，以至于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但当她回到意识状态之后，她便惊呆了，惊恐于自己所作的一切。于是塞丝在此后的十八年里，一直深深地处在杀死了自己女儿的痛苦和煎熬中，而冤死的“宠儿”的鬼魂也在这十八年里一直折磨着她。

二.直接原因——“畸形”的爱

《榆树下的欲望》中的“农场”是作品的中心线索，所有的故事都是围绕着“农场”展开的。农场是一笔巨额财产，“凯勃特一家几乎所有的人都像乌眼鸡似地盯着那份遗产，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围绕着田庄的一场权利争夺，什么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全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连那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也撕去了。”[4]（139）因此，年轻的爱碧从一开始就打定了老勃凯特“农场”的主意，对老勃凯特的财产虎视眈眈，想要用“孩子”来作为获得巨额財产的筹码，但是奈何年迈高龄的老勃凯特已然无法满足爱碧想要孩子的愿望。于是爱碧便打起了老勃凯特的儿子伊本的主意，她极度卖弄风骚，勾引伊本跟她发生关系，终于得偿所愿，并且还和伊本生了个孩子。可谁知，这孩子的降生反而引来了一场谁都没有料想到的悲剧。虽然伊本在和爱碧慢慢相处的过程中渐渐的爱上的爱碧，但是伊本对爱碧始终带有一丝敌意，只为农场这一笔巨额财产，因此俩人的孩子身上承载的不是爱，是来自亲生父亲对亲生母亲无限的猜测和怀疑，甚至是怨恨。爱碧遭到如此大的怀疑和猜测，难过伤心，悲愤欲绝，疯狂之余，爱碧亲手用被子闷死了自己的孩子。可以说爱碧为了证明自己对伊本的爱是出于真心实意，是导致爱碧杀子的直接原因，换言之，是一段得不到信任，一段畸形的爱情杀死了那个孩子。

《宠儿》取材于一段真实的历史，作品令人触目惊心。“故事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一个名叫玛格丽特·加纳的女黑奴在反抗奴隶制带着她的几个孩子从肯塔基州逃到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被奴隶主追捕到她的住处时，玛格丽特看到他们一家自由的希望已破碎，便抓起桌子上的一把斧子，一斧头砍断了她小女儿的喉管，接着她想要把其余的孩子杀死，最后自杀，但是人们强行制服了玛格丽特，没能让她完成那绝望的行动。”[5]（129）这样的杀子情节在《宠儿》中表现得也是淋漓尽致，女黑奴塞丝不愿再在“甜蜜之家”过那种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于是便选择逃跑来获取属于自己的自由，但是仍旧没有摆脱掉奴隶主的追捕，塞丝不愿自己可怜的孩子再遭受自己曾经所遭受的一切，于是便毅然决然的拿起锯子割断了自己女儿的喉咙。塞丝结束掉自己孩子的生命更多的是为了让孩子重生，重新给她一次可以自我抉择命运的机会，而非今生任人宰割的命运。正因为爱，所以才要“放手”，而非将她束在身边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正因为爱，所以才要让她解放，让她重生。可是，这却是一段被压迫了太久，被折磨的不成样的爱，是一段“畸形”的爱，而正是这“畸形”的母爱，最终断送了孩子的生命。

三.根本原因——邪恶的“刽子手”

不管是生活在美国农村的拜金的爱碧，还是生活在南方种植园的女黑奴塞丝，促使这两位女主人公做出如此骇人听闻，反人性伦理的杀子行为，除了个体层面意义上的原因，社会大环境，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和奴隶制对奴隶的剥削才是导致这两位女主人公杀子的根本原因，是杀害两条幼小的生命的真正的“刽子手”。

自整个社会进入父权制以来，女性就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一直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女性在社会上一直在为了生存而苦苦的挣扎着。爱碧被贴上“拜金主义”的标签，但从深层次上来说，爱碧拜金也不过是为了寻求一丝生存的希望。“丈夫病了，后来也死了，这时我高兴地说，现在好了，我总算自由了。谁知我发现我的自由仅仅意味着替一个新的主人去干活。”[7]（222）从爱碧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社会，婚姻对女性来说不是幸福的殿堂，而是一个剥夺女性自由的“枷锁”，紧紧的将女性锁在父权制的压迫下，而在此境况下的女性本质上与奴隶并无异，没有主体性可言，更无人格尊严可谈，有的只是无穷尽的剥削和压迫。但是奥尼尔在《榆树下的欲望》中所塑造的爱碧这个女性形象，却极具特殊的感染力。爱碧虽然处于社会的底层，但是爱碧身上那种大胆反抗的精神是上层社会女性所没有的，而爱碧身上所特有的反抗精神正是其不断觉醒的女性意识的真实写照。而正因为爱碧有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她才会向这残酷的父权制发出挑战。爱碧的孩子，却成为了这场战争的“牺牲品”，而这残酷的父权制度便是真正杀害孩子的“刽子手”。

在邪恶残酷的黑人奴隶制度下，连最基本的生存的权力对黑人来说都是一种奢望，更没有什么人格上的尊严可言，他们的存在对于他们自身来说并无任何价值，而被剥削的劳动力才是他们得以生存的唯一价值。虽然从体力上来说，男性黑奴的劳动能力可能要强于女性黑奴，但事实是女性黑奴的价值却远远的超过男性黑奴，因为女性黑奴是“无需成本而能生产的财产”，作为“生育机器”的女性黑奴是白人奴隶主想要获取更多财富的重要法宝。在奴隶制度下，女性黑奴一直都被当作工具，用于劳作和生育的工具，甚至于白人奴隶主泄欲的工具，而她们的孩子也只被视为具有使用价值的经济体。因此，有相当多的女黑奴会出于对施暴者和压迫者的痛恨而情愿把孩子杀掉。除此之外，迫于这种惨无人道的奴隶制的压迫，现实生活中，美国历史上就有不少女黑奴宁愿把自己的孩子杀死也不愿她们再过那种非人的，始终被蹂躏的生活，因为只有这样，她们才能最大限度地捍卫黑人地尊严。基于这样残酷的黑奴制，与其说是塞丝亲手结束掉了自己孩子的生命，倒不如说是这惨无人道的奴隶制断送了这一个又一个的孩子的生命。

四. 总结

自整个社会历程进入父权社会以来，妇女便受尽压迫，尝尽心酸，无独立人格，无主体意识。传统的女性一直扮演着温柔顺从的角色，但爱碧大胆的打破了这传统意义下的枷锁和束缚，用“杀子”来展现自己对父权制的反抗。而塞丝和爱碧相比，要反抗的可谓是“双重”压迫，不仅要反抗父权社会，还要反抗残酷的奴隶制度。但无论是爱碧还是塞丝，他们的杀子行为从某种意识上来说都或多或少是她们先锋性的反抗精神的具体体现，既是向传统的温柔贤淑的女性形象发起的反抗，也是对父权制和奴隶制的反抗，同时也彰显了她们内心深处不断觉醒的女性意识，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传统女性的认知观念，具有惊心动魄的悲剧力量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 Elliott Emory. The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2] Lois Tyson. Critical Theory Today： a user-friendly guide[M]. Routledge， 2006.

[3] David L. Middleton， ed. Toni Morrison’s Fiction： Contemporary Criticism [M] Garland Publishing，1997.

[4] 汪义群.奥尼尔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 王守仁.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创作[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 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 尤金·奥尼尔.天边外.荒芜，汪义群译.[M].漓江出版社，1984.

[8] 邵锦娣. 文学导论[M].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9] 托尼·莫里森.宠儿.潘岳等译.[M].南海出版公司，2006.

[10] 沈德灿.精神分析心理学[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

[11] 应伟伟.谁杀害了她们的孩子——《美狄亚》与《宠儿》的互文性及“弑婴行为”的文化内涵研究[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