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祥的蛋》是布尔加科夫继《魔鬼纪》后的第二部中篇小说，作家在表达对科技发展的忧虑时，机警而巧妙地批判和嘲讽了社会现实，展现了极权政治下的个体生存困境，彰显了布尔加科夫的反乌托邦精神。同时由于受到俄罗斯民族东正教弥赛亚意识的影响，对未来世界的期盼上，布尔加科夫给予了温情和希望，承载了作家的乌托邦理想。

关键词：《不祥的蛋》;布尔加科夫;反乌托邦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1891-1940），俄罗斯“白银时代”重要作家，被公认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最无可争议的经典作家，同时也被视为魔幻现实主义的鼻祖。《不祥的蛋》是布尔加科夫继《魔鬼纪》之后，在1925年发表的第二部中篇小说，该小说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高尔基认为该小说很成功：“布尔加科夫的《不祥的蛋》写得很机警和巧妙”。作为一部“软科幻”小说，作者讲述了天才科学家佩尔西科夫教授发现了一种“生命之光”， 但阴差阳错，这道光没有赋予目标生物以活力，反而繁殖出了一大批巨大的爬行怪物，最終酿成惨祸。《不祥的蛋》在表达对科技发展的忧虑时，批判了政治权力对个体生存的压迫，彰显了反乌托邦精神，同时承载了作者的乌托邦理想。

一.权力话语下的个体生存困境

在《不祥的蛋》中，布尔加科夫虚构了生殖技术可能带来的人类灾难，在佩尔西科夫发现的“生命之光”变为罗克手中“死亡之光”的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大众传媒实施其极权统治。

在第四章中，作者集中笔墨将新闻媒体的丑恶嘴脸展现出来。红光的发现这一消息在莫斯科不胫而走，“立即打乱了佩尔西科夫的全部生活”[1]（p17）。保卫局工作者布朗斯基闯入教授家中进行圈套式采访，佩尔西科夫感到自己掉进了年轻人的陷阱中，绝望地请求布朗斯基不要造谣，但无事于补。新闻报纸经过了记者的断章取义和添油加醋后，夸大了“红光”的作用，并在城市四处流传，居民们纷纷探讨着佩尔西科夫发现了“生命之光”存在的传言。教授的名字传遍大街小巷，甚至教授的照片也被挂在了《工人日报》黑字的大楼屋顶上 。以假腿胖子斯捷潘诺夫为代表的各类记者，对佩尔西科夫教授可谓如影随形，不仅挤上教授乘坐的出租车，同时又不断地向其寓所打电话或是登门访问，使得教授难以外出和无法工作。在这里，佩尔西科夫寓所之外的公共空间，以及作为私人空间的研究所，都是其生命活动的主要场所。而在新闻媒体的强压之下，教授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陷入了个体生存困境。

在第七章中，代表政治权力的罗克场长产生了“一个月内复兴共和国养鸡业的设想”[1]（p59），，并得到了畜牧委员会的同意，闯入了教授家中并搬走了教授三台大的仪器，“傍晚，佩尔西科夫的实验室里变得空空如也…”[1]（p50）。最终灾难的到来，居民认定是佩尔西科夫教授造成的，将其乱拳打死，并毁掉了研究所。权力话语通过媒介隐蔽着自身踪迹，并将责任嫁祸给教授，而研究所的入侵与摧毁，标志着教授的个体生存空间在权力话语下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作家在作品中以反乌托邦的文学形式描绘了极权统治下大众媒体的弊端，揭示了政治权利对个体生命的操控与压迫，表现出权力意志下的个体生存困境。

二.科技伦理与人类生存危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理性成为了时代繁荣与进步的主旋律。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进，终于在科技推动下拥有了征服驾驭自然的超能力，成为了自然的主宰。但值得指出的是，科技不仅征服了自然，也征服了人类本身。《不祥的蛋》并不是一部拘泥于科学真实细节的写实小说，布尔加科夫没有细致描写“生命之光”的产生，而是聚焦于政治家对这一科技的盲目使用，以及由此导致的末世灾难场景的描绘。

在小说中，红光实验是在舍列梅季耶夫庄园进行的，作者对这里的生态环境用了较多笔墨进行描写，“苹果熟了……树林一片青翠，方方正正的麦田金光闪烁……在自然怀抱里人变得美好了。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看上去不像在城里那样令人不快他身上那件讨厌的皮夹克不见了。他的脸晒成了紫铜色，印花布衬衫敞开着，露出长着密密黑毛的胸脯，腿上是条帆布裤。眼睛安详而又善良”[1]（p52）。布尔加科夫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在末世灾难来临前表达了自己的生态理想。“皎洁的月色下，原先的舍列梅季耶夫庄园简直漂亮极了，不是笔墨能够形容的”[1]（p57），“树林和原先舍列梅季耶夫宫殿的圆柱配上袅袅的笛音，确实妙不可言”[1]（p58）。除此之外，作家也表达了自己的生活理想，在莫斯科，佩尔西科夫教授由于自己的工作性质间接导致了家庭的破碎，而舍列梅季耶夫庄园的一切都比较简单，带有家庭和友谊的象征。作者运用对比的手法，构建了理想生活图景。但红光实验毁掉了这个现实的乌托邦家园，“末尾村的狗……吠声渐渐变成令人痛苦的嚎叫”[1]（p59） 一桩桩怪事接连发生，“平时百鸟欢唱的树林却报以一片沉寂”[1]（p61），“方圆四十公里内人人知道舍列梅季耶夫庄园有名的蛙鸣。现在，青蛙似乎死绝了”[1]（p61），巨型怪兽最终占据了村庄，逐渐毁灭着人类。

布尔加科夫通过对生态乌托邦的构建比照，展示出了滥用科学导致的理想生存空间的丧失，作品中所隐含的对科技未来发展的忧虑、对生命伦理的深刻反思，依旧具有现代意义。

三.作者复杂的宗教观与其乌托邦理想

布尔加科夫的反乌托邦不仅有对科学理性的反思，其中又“充满了紧张激烈的精神探索、道德追求和乌托邦理想”[2]。《不祥的蛋》中，佩尔西科夫教授对待学术问题一丝不苟，面对科学研究谨小慎微，是一位博学且专注的学者，即使最后成为了牺牲者，但他的探索求知精神仍然值得肯定。但由于家庭和职业的缘故，东正教对其产生了影响。虽然作品中宗教色彩并不突出，但作家寓言式的写作方法，匪夷所思的情节和充满宗教神秘性的暗示，消解了故事的科学性。“耶稣堂圆顶”这一物象贯穿在故事情节之中，共出现三次，首次是在第二章教授发现红光之前，在实验室的窗外看见了耶稣堂圆顶旁高挂着朦胧而又苍白的月牙，第二次是当发现红光后，教授走到耶稣教堂，“猛地被教堂金色的圆顶吸引住了”[1]（p12）。第三次出现在最后一章，二九年灾难结束，一切恢复了从前的样子，“耶稣堂圆顶上空挂着一弯仿佛用线系住的月牙”[1]（p86）。作者将“耶稣堂圆顶”这一宗教物象放置在了红光实验的开始与结尾处，为故事的科学性增添了神秘色彩。另外，“死亡之光”的实验源于司祭太太德罗兹多娃养鸡场发生的鸡瘟，在这里宗教与灾难的开始形成了潜在联系。而罗克场长在进行孵蛋实验时，杜妮娅笑着说道：“末尾村的老乡说您反对基督。说您那些蛋鬼气，用机器孵蛋是造孽。想打死您”[1]（p60）。罗克的固执己见最终给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末日危机，此处宗教被赋予了暗示未来的作用。

布尔加科夫对结局的设计同样受到了俄罗斯东正教弥赛亚意识的影响，有着明显的拯救意识。尽管《不祥的蛋》流露出强烈的反乌托邦末世论思想，但是作家在小说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了希望的种子。“一场老土地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严寒突然降临”[1]（p85），在怪兽即将入侵首都莫斯科时，布尔加科夫选择用一场史无前例的极端天气拯救了这场灾难，让人类免于末日死亡，这样的设计或许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布尔加科夫创作《不祥的蛋》的过程中饱受病痛折磨，在1923年10月2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它会影响我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害怕，为什么我寄希望于上帝”。因此，《不祥的蛋》即使作为一部末世题材的小说，但布尔加科夫仍然给予了温情和希望，尤其在后期作品《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将这份信任和希冀给予了充满爱的力量的玛格丽特。对俄国社会的何去何从，亦或是对未来世界的期盼上，体现了作者的乌托邦理想。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小说《不祥的蛋》是反科技主义乌托邦与反极权政治乌托邦的融合，其反乌托邦精神的显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布尔加科夫对自身生存境遇不断审视和反思的结果，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所言，人被宣称是不断探索他的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的价值就在于他的这一审视中，存在于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布尔加科夫在《不祥的蛋》中以其反乌托邦式的写作，不仅批判和嘲讽了社会现实，且为当代人审视自身生存状况，反思科技的最终意义具有深远启示。

参考文献：

[1]（俄罗斯）布尔加科夫.不祥的蛋[M].曹国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

[2]张冰.俄罗斯文学解读[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6.

[3]人类末世的多维建构——《不祥的蛋》的题材和主题分析[J].孙影.东北亚外语研究.2017（04）.

作者简介：

郭琪（1997-）女，汉，吉林省永吉县，硕士研究生，哈尔滨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