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波，秦思娴，罗名海，李盼盼

(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22)

1 引 言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剧烈冲击。为了实现有序复工复产，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疫后重振政策，因此定量评估城市经济社会等要素的复苏过程和恢复韧性，对于“后疫情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精细化管理具有一定的决策辅助价值。

在此次新冠疫情抗击中，时空大数据应用到流行病学和公共健康管理领域，为抗击疫情发挥了重大作用。2020年3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指出：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流行病学和溯源调查，搞清楚病源从哪里来、向哪里去[1]。基于用户授权的定位数据，微信、360等互联网平台上线“确诊患者交通工具同乘查询系统”[2]、“疫情数据实时更新系统”[3]等功能，百度、腾讯等互联网企业制作了人口迁徙地图[4，5]，反映各城市的人口流动情况，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实时、在线数据和服务支撑。李德仁认为，时空大数据是面向包括疫情防控在内很多大数据应用场景和服务的基础，在疫情监测和疫情信息服务发挥着重要作用[6]。周成虎提出利用手机信令和社交媒体LBS数据等，对新冠病例和高风险地区停留人员进行时空轨迹溯源，实现潜在感染区和感染人群的精准识别和空间管制[7]。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趋好，各地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地理时空发数据在评价疫后恢复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童昀等利用百度迁徙数据构建了恢复指数和恢复缺口指标，分析疫情对城市人口迁徙的短期影响，评价了不同区域的恢复程度[8]。张波等利用商业地产租赁数据构建了经济恢复监测框架，分析了北京市、不同区、不同商圈之间的经济恢复情况[9]。王正位等利用全国600多个城市的税务、发票、支付、工商等企业经营大数据反映疫情前后企业经营状况，构建中小微企业经济恢复指数，分析了不同省份、不同行业的经济恢复情况，并测算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10]。

综上所述，在疫后恢复方面，时空大数据的研究和应用主要集中在回溯疫情对城市短期影响、经济恢复和人口流动恢复方面，侧重宏观尺度人口流动和城市内部微观尺度城市活力评价，缺乏对城市内部职住通勤、休闲游憩等居民出行行为的恢复监测分析。

本文以联通手机信令数据为主，融合百度交通拥堵数据，从全目的出行、游憩出行和职住通勤三个方面，监测了武汉市从“封城”到“解封”不同类型居民出行的恢复进程，定量评估了城市内部交通出行的恢复韧性。

2 数据来源与处理

2.1 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联通用户发出位置服务请求的时间、地点，识别用户的居住和就业地，分别获取全目的出行OD、职住通勤OD和游憩OD，聚合成 250 m格网，时点为2019年6月和2020年1月～10月典型特征日，用于分析城市内部居民出行行为的变化特征。百度位置服务数据主要利用交通拥堵信息，以路段为单元，数据时点为2019年11月和2020年3月、6月、8月，包括拥堵里程和拥堵指数，反映不同时段武汉市道路交通运行状况。

2.2 数据处理

基于原始联通手机信令数据，获取得到不同类型的OD数据包括以下几个流程：

(1)居住地判断

以21：00到次日8：00为居住地观测时段，累加用户每日在该时段内出现时间并排名，将排名较高区域作为用户的备选居住地。如果用户一个月内工作日在该区域出现天数超过10天，则认为该区域是用户的居住地。

(2)工作地判断

以9：00～17：00为就业地观测时段，累加用户每日在该时段内出现时间并排名，将排名较高区域作为用户的备选就业地。如果用户年龄段在16岁～64岁，且一个月内工作日在该区域出现天数超过10天，则认为该区域是用户的就业地。

(3)职住通勤OD获取

在居住地和工作地判断的基础上，以居住地作为通勤出行的起点，以工作地作为通勤出行终点，连接起点和终点获得通勤OD。

(4)全目的OD获取

指出发地和目的地均在武汉市内的全量出行，为了剔除异常出行，进行了如下的清洗工作：①出发地和目的地在不同网格；②出行时间在6小时以内；③出行速度控制在 5 km/h～120 km/h。

(5)游憩OD获取

本地游客游憩地指武汉市居住人口，在非职非住的地方，一次驻留超过1小时的网格为有效游憩地；外地游客游憩地指居住地非武汉市，在武汉市内，一次驻留超过1小时的网格为有效游憩地。

3 武汉市居民出行疫后恢复

选取若干典型特征日，基于不同出行类型的OD数据，从全目的出行、游憩出行和职住通勤拥堵变化三个方面，定量监测武汉市居民出行的疫后恢复情况。3.1全目的出行恢复

根据联通手机信令数据，武汉市2019年6月日均出行人流量约为330万人次(未扩样)，以此为平常时段参考基准，对比分析全市居民全目的出行流量的总体恢复情况，如图1所示。

图1 全市日均出行人流量变化曲线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当日，全市出行人流量骤降至2019年平常时段的44%。2月10日封闭小区后，全市出行人流量降至10%，主要以短距离生活出行为主。

对外进出通道开放后，全市出行人流量急速上升。3月28日抵汉通道开放当日，恢复至2019年平常时段的20%。4月8日离汉通道打开当日，恢复至43%。

解封后，全市出行人流量呈波动上升。“五一”小长假首日，随着堂食的逐步开放，恢复至2019年平常时段的50%。6月12日，恢复至77%，之后北京新发地疫情的爆发对全市出行人流量略有影响。

9月14日，随着百万大学生集中返校和140万中小学生开学，全市人口流动量已恢复至2019年平常时段的90%。

国庆节首日，全市出行人流量已恢复至2019年平常时段水平，且达到2019年同期水平的110%，主要是由于“惠游武汉”等政策实施，以及江汉路步行街开放、两江四岸灯光秀上演等热门景点活动对于人流的吸引。

3.2 游憩出行恢复

根据联通手机信令数据，以2019年和2020年劳动节与国庆节为例，对比分析本地和外来游憩人口的出行流量恢复情况。

(1)游憩出行规模恢复

2019年劳动节与国庆节当日，武汉市游憩出行量均出现峰值，游憩出行量均超过300万人次。2020年劳动节当日，由于疫情影响，全市总游憩出行量达150.62万人次，仅为2019年同期的40.07%，随着堂食开放，疫情防控逐渐常态化，游憩出行量逐渐恢复，在国庆节首日全市游憩出行量达262.89万人次，达到2019年同期的78.68%。

根据游憩人口出发地区分本地和外来访客，分别对比劳动节与国庆节当天本地与外来游憩人口的出行特征，如图2所示。从本地人游憩出行来看，2020年劳动节，出行总规模仅136.39万人次，同比下降55.89%；国庆节首日，本地游憩出行共计285.67万人次，已基本恢复至同期水平。但外来访客游憩恢复并不理想，2020年劳动节外来游憩出行量仅14.23万人次，同比下降近八成(78.68%)，国庆节外来游憩出行量虽恢复至27.56万人次，也仅为2019年同期水平的48.04%。

2020年8月8日，实行“惠游湖北”政策后，8月15日～9月12日本地游憩出行增加了41.90万人次，随着国庆节大长假的到来，外来游憩出行量有显著的提升。

图2 全市游憩人口流量统计图(单位：万人)

(2)外来游憩出行来源恢复情况

从外来游憩人口省内外差异来看，2019年，武汉市外来游憩人口以湖北省内为主，占比50%左右，河南、广东与湖南省为外省游憩人口主要来源地。2019年劳动节和国庆节两个特征日，外来游憩人口中省外/省内比为1.2，省外游憩人口数略高于省内；2020年劳动节，由于疫情影响，省外游憩人口大量减少，比例大幅降至六成以下，直至国庆节才基本恢复，如图3所示。

图3 省外/省内游憩人口流量统计图

从外来游憩人口来源地来看，如表1所示，武汉市外来游憩人口以省内为主，如孝感、黄冈以及鄂州，疫情前北京市、上海市等一线城市和长沙市等临近省会城市也是主要游憩来源地；但2020年劳动节，由于北京市等不同省市采取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来汉游憩排名前十的城市均为湖北省内，直至国庆节首日北京市、上海市等一线城市来汉游憩才基本恢复，但游憩出行量仍低于2019年同期水平。

2019年和2020年节假日外来游憩人口来源市排序表 表1

(3)本地游憩出行去向恢复情况

2019年三镇游憩人口量在劳动节与国庆节当日出现峰值，均超过190万人次，按游憩出行人次排序为武昌、汉口、汉阳；2020年劳动节由于疫情影响，三镇总游憩人口仅75.69万人次，仅为2019年同期的35.30%，其中汉阳片区受影响最小；2020年国庆节首日，三镇游憩人口达175.84万人次，已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92.45%，其中汉阳恢复最好，甚至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如图4所示。

图4 三镇游憩人口流量统计图(单位/万人)

对比2019年和2020年劳动节和国庆节，三镇本地与外来游憩人口特征发现：2020本地游憩出行人口仅69.38万人次，与2019年5月1日172.81万人次同比降低59.85%，其中武昌降低最明显为62.97%；2019年10月1日本地游憩出行共155.85万人次，2020年本地游憩出行共152.58万人次，三镇内人口游憩出行已恢复至同期水平，其中汉阳恢复最好，达到同期的105.64%。相较而言，疫情影响下2020年劳动节外来游憩人口仅6.32万，比2019年同期66.73万人次降低84.83%，汉口与武昌降幅均超过85%；至2020年国庆节外来游憩人口恢复至23.27万人次，达到2019年同期水平的67.74%，其中汉阳恢复最好，达同期76.64%。

三镇游憩人口外来/本地比按照从高到低排序分别为武昌片区、汉口片区和汉阳片区，至10月1日三镇本地游憩出行恢复均超95%至疫情前水平，而外来游憩人口恢复较慢，恢复至67%左右。

尤其是2020年8月8日起实行“惠游湖北”政策后，8月15日～9月12日三镇游憩出行量增加了23.20万人次，占全市增量的55.36%，而外来游客增加2.58万人次占全市的66.67%，可见政策促进武汉本地游客多向主城区外围出行，而外来游客更偏爱主城区内景点。

3.3 职住通勤拥堵变化

基于百度2019年11月和2020年3月、6月、8月的道路拥堵数据，选取疫情前、复工复产初期、全面复工复产、疫情恢复后四个时间节点，对比分析工作日早晚高峰道路拥堵指数的变化规律，侧面反映职住通勤的疫后复苏状况，如图5所示。

相比疫情前(2019年11月)，复工复产初期(2020年3月)大部分区域早晚高峰拥堵指数呈下降趋势；全面复工复产后(2020年6月)工作日早晚高峰拥堵指数明显上升，且普遍高于疫情前，江岸区、江汉区、武昌区、洪山区和东湖风景区变化明显；疫情恢复后(2020年8月)，各区拥堵指数趋于平稳。总体来看，城市内部出行已全面恢复常态，疫后大部分区域拥堵指数高于往年，说明市民自驾出行比例提高。

图5 疫情前后工作日早/晚高峰拥堵指数变化

对疫情前后工作日早高峰拥堵道路进行分级可视化，如图6所示，从空间分布上看，疫情前(2019年11月)严重拥堵路段主要包括解放大道、竹叶山立交、解放路、南湖路、珞狮路辅路、光谷大道、阳光大道等；复工复产初期(2020年3月)拥堵路段分布明显减少，严重拥堵路段有白沙洲大道、珞狮路、光谷大道辅路；全面复工复产后(2020年6月)，城市交通逐步复苏，拥堵路段逐步增加；疫情恢复后(2020年8月)，严重拥堵路段明显增多，主要包括常青路、竹叶山立交、三眼桥路、解放大道、解放路、白沙洲大道、中山路、珞狮路，说明城市交通进一步恢复，交通压力逐步增加。

图6 疫情前后工作日早高峰拥堵路段分布

对疫情前后工作日晚高峰拥堵道路进行分级，如图7所示，疫情前(2019年11月)严重拥堵道路主要包括二环线(阳新路)、解放路、竹叶山立交、武珞路、珞喻路、胜利街等；复工复产初期(2020年3月)，交通拥堵态势明显减缓，各拥堵道路均明显减少；全面复工复产后(2020年6月)，和早高峰一样，拥堵路段明显增加，城市交通逐渐恢复常态，严重拥堵路段主要有发展大道、解放大道、三眼桥路、欢乐大道、解放路、八一路、中北路等；疫情恢复后(2020年8月)，拥堵路段进一步增加，且明显高于疫情前，一方面说明城市交通已全面恢复，另一方面也说明交通拥堵情况略有加剧，这可能与疫情恢复后自驾出行比例增加有关。

图7 疫情前后工作日晚高峰拥堵路段分布

4 结 语

本文探索了基于多源大数据监测城市人口出行行为变化的技术路线，分析了武汉市居民出行的疫后恢复过程。武汉解封后，本地人口对疫情控制信心恢复更快，至国庆节首日游憩出行已达到2019年同期水平，从恢复速度来看，三镇中汉阳片区恢复程度更理想，快于汉口片区和武昌片区；伴随“惠游湖北”政策实行，外来游客来汉意愿逐步恢复，至国庆节首日游憩出行量已达到2019年同期水平，本地人更倾向于郊野乡村游，外来游客更青睐于游览三镇内核心景区，城市对外游憩吸引力已基本恢复；职住通勤来看，工作日早晚高峰拥堵指数高于往年同期，自驾出行比例提高，武汉已恢复往日的“烟火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