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雷振 陈诺

摘要：19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政策学科从萌生、初创、完善至成熟再发展至今，日益成为一门全球“显学”。在风险的不确定性及全球性愈发突显的当今，社会政策学科的学术和现实价值亟须得到进一步关注。然而相较于国外，我国社会政策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依然任重道远。国外社会政策学科体系在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渐成完备的学科体系结构，并在与社会政策实践的持续互动中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迭代更新。我国社会政策实践已积累了大量本土经验，但学科共识尚未达成，学术积累与学科建设滞后于实践进程。由此，中国社会政策学科建设应从推进学术阵地的开拓和学术体系的自主积累、推进高校的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建制入手，以回应中国现实为最高价值追求，并积极响应国际关切。

关键词：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7640（2021）02-0085-10

一、导言

萌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社会政策学科已有百年的发展历史，并在国外建成一套成熟的学科体系。随着20世纪末西学东渐之风的盛行，我国关于社会政策的讨论热度不断攀升，特别是在“风险社会”[1]背景的影响下，风险的不确定性及全球性需要专业学科知识的预判和学理支持。为应对和规避社会风险，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政策亟须对此做出反应——通过促进该学科的快速发展、建立相应的人才培养体系，满足社会政策实践领域的迫切需求。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压缩的现代化”，不同的现代化进程共时交互，既加大了社会风险爆发的频率和强度，又未能给风险的制度化预期和管理留下时间[2]，早在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在修订学科目录时，就极富远见地在社会学一级学科下新增了“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的学科方向。习近平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3]，同样为当前“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的学科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但目前，我国的社会政策学科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实践环节、学科设置的广度和深度上仍存在较大进步空间，尚未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如社会政策学）依然任重道远。

为进一步探索此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本文首先从回顾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缘起入手，厘清该学科从萌芽、初创、完善至成熟的发展脉络。其次，从政策实践与研究范式演进的动态视角和学科体系结构建设现状的静态视角对比中外社会政策学科体系的建设图景。最后，基于社会政策体系建设的中外比较，归纳总结国外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路径对中国的启迪，并立足于中國现实，探索中国社会政策学科发展的未来方向。

二、国际视野下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脉络

成熟的学科体系建基于经年累月的积载，理清社会政策学科的历史发展脉络既有利于从纵向上把握其与时代背景的关联，也有利于从横向上揭示构成学科体系的基本要素。根据社会政策学科发展的演进特征，本文将其划分为萌芽、初创、初步完善、成熟四个发展阶段。

作为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社会政策”最初以一种“概念”的形式萌芽于对工业革命后产生的社会问题的回应中，其核心在于解决贫困、失业等社会风险，稳定社会秩序。20世纪50年代后，“福利国家”思想盛行，此阶段的社会政策以“福利”为核心，进一步激发了社会政策作为课程名称以及学术研究议题的出现。20世纪70年代后，“福利国家”的实践困境及对福利国家理论的反思开阔了社会政策的视野。其间，专家协会的建立、专业刊物的发行、大学专业的设置，初步建构了社会政策学科教学、科研支撑体系。到21世纪，社会政策学科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臻于成熟，并呈现出多元化和全球化的特征。

（一）萌芽阶段（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50年代）

萌芽阶段以“社会政策”概念的正式提出为标志，自此“社会政策”的内涵、理念及目标得到了初步界定。

“社会政策”的出现在实践层面最早可追溯到1601年英国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它被作为一项实用性的国家干预工具以解决贫困者的生存问题，维护社会秩序。然而“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这一概念却萌生于德国。19世纪70年代，受到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德国内部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得劳工失业和贫困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为此，德国新历史学派的一批经济学教授为研究处于市场经济初期的德国社会矛盾，于1873年发起成立了“德国社会政策学会”，“社会政策”作为一个正式概念开始出现。[4]作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瓦格纳（Wagner Adelph）于1891年首次给社会政策下了定义：社会政策是运用立法和行政的手段，调节财产所得和劳动所得之间分配不均的问题。[5]1904年德国社会政策学会创办了专门刊物《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作为其核心的学术阵地。[6]德国新历史学派的社会政策主张也被运用到德国首相俾斯麦的社会政策实践中，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社会立法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

随着德国社会政策创新实践影响力的逐步扩大，其创新成果被英国所关注。在德国保险制度以及英国费边社的社会福利思想影响下，英国走上了复合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之路。英国在20世纪第一个三十余年间颁布了包括养老金法、国民保险法在内的一系列法案并不断进行更新调整。1941年英国成立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时任委员会主席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Beveridge）于次年受政府委托而起草了题为“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告，即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的问世标志着英国福利国家思想的发展完成了由理论向实际政策的过渡。[7]“二战”后，英国陆续颁布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健法等系列法案，并于1948年宣布已建成福利国家。[8]上述的社会福利政策实践为英国社会政策的学科建设奠定了现实基础。

（二）初创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

初创阶段以社会政策专业课程的出现为标志，逐步确定了社会政策作为一门学科的边界和议题领域。

作为一门学科，社会政策学科最初的化身是社会行政学。1950年，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被聘为伦敦经济学院社会行政系创系教授，并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课时首次将社会管理课程更名为“社会政策”。[9]至此，社会政策作为一門课程名称被正式提出，也正因此，蒂特马斯被誉为“英国和欧美国家社会政策体系与福利理论奠基人、经验性社会福利政策研究的开山鼻祖”[10]。蒂特马斯的研究并不止于学术，其更宏大的目标是揭示彼时社会不平等以及贫困问题，直指当时政策弊端，因而该时代的社会政策研究偏重问题导向和行动导向。[11]任职期间，蒂特马斯发表了《社会政策问题》（1950）、《福利国家论集》（1958）、《收入分配与社会变迁》（1965）等系列著作，界定了社会政策学科边界，确定了社会政策研究议程，为社会政策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12]

值得注意的是，与欧洲社会政策学科初步建立遥相呼应的是同时代的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esswell）和勒纳（Daniel Lerner）在1951年共同撰写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最新发展》，其中所提到的“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在美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起源于美国的政策科学旨在从公共行政的角度，为提高政府决策能力与水平服务，与诞生于英国的社会政策学科存在明显的差异。

（三）初步完善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末）

在初步完善阶段，社会政策学科的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建设渐至雏形。

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陷入“滞胀”，盛行的福利国家理论和实践均遭到不同程度的质疑，此时的社会亟需社会政策研究视野的超越与拓宽，越来越多的社会政策学术信息交流平台和学术成果发表平台争相出现。在前期社会政策研究的基础上，英国于1972年成立社会政策学会并在同年创办刊物《社会政策期刊》（JournalofSocialPolicy），该刊至今已成为社会政策领域颇具声誉的学术刊物之一。在英国社会政策学会的影响下，国际上陆续成立了各国社会政策学会，促进了社会政策研究的国际交流，如爱尔兰社会政策学会（The IrishSocial Policy Association）、意大利社会学协会社会政策科（Social Policy Section of the Italian Associationof Sociology）①等。

除专家协会的建立及专业刊物的创办外，该阶段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变化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行政系”于1999年正式更名为“社会政策系”，意在从对原有福利服务运作分析转向对福利提供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基础的分析。[13]20世纪90年代后期，各国高校纷纷成立社会政策系，标志着社会政策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研究领域日趋受到关注和重视。

（四）成熟阶段（21世纪以来）

在成熟阶段，社会政策学科一方面形成自身稳定的学科议题，另一方面在与其他相似学科竞争中显示出较好的学科规范性和成长性。

自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贫困、环境、教育、性别等一系列社会议题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纷纭激荡的社会思潮引领着社会政策研究领域的拓展，也使得社会政策理论价值与现实价值得到广泛关注，从而逐渐形成独立、成熟的学科体系。

在信息媒体的助力下，这一阶段的社会政策出现了三个重要的特征。一是研究议题逐渐从单一国家或区域国家转向跨国比较和历时性分析。二是学术平台正在从单一国家的学术共同体转向跨区域学术共同体建设。如2002年成立的欧洲社会研究分析网络（The Network for European Social PolicyAnalysis）以及陆续形成的东亚社会政策（The EastAsian Social Policy）及拉丁美洲社会政策研究网络（Latin America Social Policy Research Network）。三是各国高校独立的社会政策院系、独立的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各类面向实践的社会政策咨询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丰富了社会政策的理论研究、人才培育和实践应用。研究议题的拓宽、研究网络的形成以及高校学科体系的日臻完善标志着国外社会政策学科体系的发展成熟。

三、中外社会政策学科发展的异同比较

国外社会政策学科以完备的学科体系为基础，在学术积累、人才培养、政策实践等方面取得了纵深发展。国际上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历程揭示了政策实践与科学研究交织互动的动态演进轨迹，而成熟的学科体系则展示了其内在结构的静态横剖面，下文将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对比中外社会政策学科发展概况。

（一）动态演进轨迹：实践进程与研究范式

社会政策学是回应社会问题的产物，因此考察该学科的动态演进历程必然需要对其形成的外部环境及政策实践进程进行回溯。社会政策实践在不断回应社会现实的过程中，相关理论研究也不断更新，实现了学科范式的迭代。围绕着不同的现实主题，社会政策研究已形成广泛的研究方向和议题领域。

1.实践进路

不同于国外社会政策的实践进程与科学研究紧密交织的发展特征，我国的社会政策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领域起步较晚，但1949年就已在实践层面开始实施，并且走出一条有别于国外的发展路径。

1949年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当时并未使用“社会政策”这一概念，但其间由国家和政府推行的农村“五保”制度、“单位（企业）福利”以及针对特殊困难群体的保障实属社会政策的范畴，这一阶段具体特征表现为“国家统揽型”[14]、“以平均主义为导向”[15]。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相应地出台了一系列社会政策以适应新的经济体制，如出台《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促进减贫、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针对城市困难群体的社会救助制度等，这一阶段具体特征表现为“市场主导型”[14]、“以生产主义为导向”[15]。在进入21世纪以前，尽管我国的社会政策实践走过了50年，但实际上仍从属于经济政策，未能彰显社会政策应有的独立性和完整性。[16]直至2003年，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我国的社会政策实践步入发展新阶段，一系列社会政策集中出台。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单列一章“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将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使得社会政策首次在政府文件中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和独立的价值追求。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再次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的目标。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社会政策主要以改善和服务民生、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导思想。伴随着我国社会政策实践的发展，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社会政策”这一概念正式进入我国的研究视野，关于社会政策的研究与讨论在学界持续升温，促进了我国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与完善。

从实践进路来看，中外社会政策学科皆诞生于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需求，由政策实践推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只不过我国的社会政策研究较实践发展滞后。同时，由于各国所处的现代化阶段、面临的制度环境各不相同，实践进路也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形态。总体而言，西方的社会政策实践以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为发展轴线，我国的实践进程则以倡导发现社会政策的独立性与“社会性”为主。

2. 研究范式

研究范式的出现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17]，每一次的科学革命都是学科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围绕国际社会政策学科的整体实践进程，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式不断演化，为学科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社会政策最初作为一种实践性工具应用于保障人民最低生活水平，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以“福利”为核心的。三大福利理论家贝弗里奇、马歇尔和蒂特马斯所倡导的“国家福利”、公民权利和制度型的福利国家模式[18]为欧洲福利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彼时社会政策的核心理论假设。20世纪70年代后，欧洲各国普遍建立起“福利国家”且福利国家危机逐步加深，因而近代理论以比较研究及反思“福利国家”为主流。在比较各国福利—差异的基础上，一系列理论学派如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on）的福利国家类型说[19]、科尔皮（Walter Korpi）的权力资源理论[20]等相继提出。同时，在批判性反思政府干预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制度主义理论[21]、新政治学理论[22]、新自由主义理论等社会理论也为社会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20世纪末期，由于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以及全球化金融、文化、生态等危机，人们开始走出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主张另辟新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社會政策范式——“发展型社会政策”。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建构了一些新的理论，如米奇利（James Midgley）的“社会发展理论”[23]、彼得·泰勒?古比（Peter TaylorGooby）的“新福利主义”[24]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积极性福利社会”[25]等。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21世纪以来的社会政策研究在研究方法和议题领域都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如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方法兴起，且跨国比较的研究范围已经从只局限于西方发达国家或工业化国家转向对发展中国家和后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研究[26];研究议题扩展到贫困、不平等、种族、性别、政治参与、就业与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广泛领域。

由于我国的社会政策学科起步晚，学科共识尚未达成，因而难以在此讨论其研究范式的演化，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策实践确实为21世纪国际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式做出了贡献，如我国有学者尝试从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关系的视角分析中国社会政策的历史演进，并提出“依附—兼顾—互构—自主”的范式转换过程[27]。同时，我国社会政策学科的研究方向及议题领域并未受限于不成熟的学科体系，而是广泛涉猎贫困、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层、性别、人口迁移、失业与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主题。

（二）学科体系结构：学术阵地与人才培养

费孝通在谈及社会学学科重建时，曾将其形象地概括为“五脏六腑”，其中“五脏”即指学会组织、专业研究机构、图书资料、学术出版物、教学机构。[28]类似地，社会政策学科的内部结构也主要由这五项组成，概括而言，即要开拓作为载体的学术阵地，培养作为主体的学科人才。

1.研究机构

国际上的社会政策学科已经形成由政府、民间组织、学术机构、研究智库等组成的研究网络。如德国与日本的社会政策协会;以服务于政府为目的的英国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和美国华盛顿国立公共政策研究所;以大学为依托的研究机构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社会政策研究领域设立的社会排斥研究所、市民社会研究所和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大学的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等。同时，国际上跨区域的研究网络也十分活跃，如欧洲社会政策分析研究网络（TheNetworkforEuropeanSocialPolicyAnalysis）吸纳了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

我国社会政策领域学术阵地的开拓最早可追溯到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成立，它是全国第一个明确以社会政策为研究方向和研究目标的社会科学研究实体。自此之后，我国许多高校也陆陆续续成立了社会政策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研究机构实体的成立增加了专家间的互动和思想交流，进而形成学术共同体，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政策的学科建设。

2.学术交流

依托于上述的社会政策研究实体机构，各类学术交流活动也渐成气候并走向常态化、制度化。以欧洲为例，具有极高学术声誉的英国社会政策学会（SPA）自2011年起举办学术年会，并设置奖项以表彰和鼓励在社会政策教学、研究以及政策实践领域的杰出个人;欧洲社会政策分析研究网络（ESPAnet）自2003年起每年围绕既定的主题举办学术年会，并辅以各类与其他学术组织或研究网络联合举办的专题研讨会以及供学习交流的学习平台（WorkshopsandSpring/Summer/WinterSchools）。

为倡导社会政策理念，推动社会政策领域的学术研究、社会政策普及和学科建设，我国依托已成立的机构实体，于2005年组织召开了第一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暨“社会政策国际系列讲座”。直至2008年，随着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的成立，这一论坛暨讲座交由专委会每年主办，成为了专委会的学术年会，影响力日益广泛。除此以外，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从2017年开始主办“中国社会政策研究青年学者论坛”，致力于增强社会政策研究的青年学者之间的交流。论坛、研讨会的常态化对促进社会政策学术交流和相关议题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3.学术专著

由于国际上社会政策学科发展有百年的发展基础，所以该学科领域内产生了诸多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著作，包括蒂特马斯（RichardTitmuss）所著的《社会政策简介》（SocialPolicy：AnIntroduction）、《社会政策问题》（ProblemsofSocialPolicy）和《福利国家评析》（Essaysonthe‘WelfareState），埃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son）所著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TheThreeWorldsofWelfareCapitalism），迪安（HartleyDean）所著的《社会政策学》（SocialPolicy）、《福利权利与社会政策》（WelfareRightsandSocialPolicy），哈尔（AnthonyHal）和梅志里（JamesMidgley）所著的《发展的社会维度》（TheSocialDimensionsofDevelopment），等等。

我国紧跟国际社会政策研究前沿，由李秉勤、贡森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政策译丛”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會政策与社会保障前沿译丛”专门编译国外社会政策领域的专著，并不断有新书问世。除此以外，自2000年以来，一批以社会政策导论或概论为名的著述陆续出现，如郑功成、杨伟民、关信平、庄华峰、杨钮侠、王先进、谢志强、李慧英等主编的教材，为我国社会政策学科体系建设奠定了教学与研究基础。近20年来我国社会政策学科的探索与发展也孕育了一批优秀的学科带头人与研究学者，并滋养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研究领域及成果主要集中在社会政策理论、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反贫困、特殊群体保护、健康与公共卫生等几大方面，并形成了一系列相关领域的专著和编著，如《社会政策：理论与分析方法》《社会公正理论和政策》《中国社会政策：特点与经验》《底线公平》《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当代中国社会政策》等，这些学术成果为我国的社会政策研究开拓了道路并指引了方向。

4.学术期刊

学术期刊作为公开展示学术成果、促进学者间互动交流的重要平台，在夯实学术基础、塑造学科体系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社会政策学科领域，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不胜枚举，在社会福利、社会政策、社会管理与社会工作领域的国际刊物中，被SSCI收录的期刊按影响因子从高到低排列分别为：《社会问题和政策评论》（SocialIssuesandPolicyReview）、《社会政策》（JournalofSocialPolicy）、《批判性社会政策》（CriticalSocialPolicy）、《欧洲社会政策》（JournalofEuropeanSocialPolicy）、《北欧社会学》（ActaSociologica）、《社会政策与社会》（SocialPolicyandSociety）、《社会政策与管理》（SocialPolicy&Administration）、《老龄化和社会政策》（JournalofAgingandSocialPolicy）、《国际社会福利》（InternationalJournalofSocialWelfare）、《国际社会工作》（InternationalSocialWork）等（见表1）。这类学术期刊通过不同专题研究和论文发表，进一步促进了学科理论和实践的讨论。

在我国，成立于1999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自2001年开始编辑印刷内部发行的《社会政策评论》并于2007年推出正式出版物，每年刊发1—2辑，作为一本选编与原创结合的学术读物，聚焦于国内外该领域最新的研究与实践成果。由于2016年以前尚未出现以社会政策为专题的学术期刊，所以大部分社会政策研究文章主要依托于设立的相关栏目或议题的学术期刊，如开设社会政策及社会治理栏目的杂志《社会建设》、《社会工作与管理》。除此之外，不少高质量文章也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上。直至2016年，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和中国民政杂志社联合主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主编的《社会政策研究》作为国内第一本以社会政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期刊正式创刊，旨在探讨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问题，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政策体系，该刊的创办对我国社会政策研究内容的丰富和新领域的探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5.人才培养

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和实践领域对相关学科人才的现实需求促进了人才培养机制的建立。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各国的顶尖大学都设置了社会政策与管理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体系。每年QS世界大学专业排名中，也专门设有社会政策与公共管理（SocialPolicy&Administration）的专业类别。例如，在2019年最新的QS世界大学社会政策与管理专业排名中，跻身全球前十位的学校分别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大学、芝加哥大学、约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亚洲地区，新加坡国立大学、首尔国立大学、东京大学以及我国的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跻身2019年QS社会政策与管理专业排名前100。在学科传统上，美国和欧洲国家在社会福利问题的研究中有不同的范式体系，美国高校大多设有政策分析和公共政策的相关专业，但以社会政策命名的系院则较少。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大学均单独设置了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博士点。以英国为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设有独立的社会政策系，并设立社会政策博士学位课程;牛津大学设有社会政策与干预系，并设立比较社会政策、循证干预与政策评估硕士学位课程以及社会政策、社会干预与政策评估博士学位课程;约克大学设有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院，并设有比较与国际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全球社会政策硕士学位课程。而在美国，大多不区分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

在我国一些研究学者推动社会政策学科建设的努力之下，特别是在2011年“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学科方向被新增列入到社会学一级学科下之后，我国相应的社会政策人才培养体系也逐渐提上日程，直接以社会政策命名的教学机构也不断增加，如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复旦大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系，中国农业大学发展研究与社会政策系等。但略显遗憾的是，国内只有少数高校自设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二级学科点，如上海大学和南开大学设立了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博士点、华东理工大学设立了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博士点、河海大学在社会学一级学科下自设二级学科社会治理与公共政策博士点、华南农业大学设立了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硕士点，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推出了“社会政策硕士”项目。当前，国内绝大多数高校主要是在社会学下设立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研究方向，如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部分高校也会在社会工作硕士点下设立社会政策方向，如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除此之外，吉林大学在社会保障二级学科下设立了社会保障理论与社会政策方向。可见，社会政策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政策学”学科还任重道远。

（三）中外社会政策学科发展的共性和差异

通过对中外社会政策学科发展概况的回顾与比较，不难发现二者的共性与差异。从学科动态演进轨迹来看，社会政策学科的形成过程大体表现为“社会问题出现—政策实践—研究范式形成—学科创立”的演进形式，具体推进过程则因各国情况而异。

相较国外，我国的社会政策实践已积累了大量中国经验，并引发了在广泛议题领域内的社会讨论，但尚未达成学科共识，学术积累与学科建设远远落后于实践进程。从学科体系的内部结构来看，中外社会政策学科在学术积累、学术团体、教学机构、专业设置等方面都已基本成形，体系结构相对健全，但在学科体系的纵深发展上存在较大差距，国外的社会政策学科在每一方面都培育出了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佼佼者”。同时，我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内部结构虽然面面俱到，但受短促的发展历史所限，在各个方面仍不够成熟。我国社会政策领域的专业刊物仍是寥寥，学术会议的影响力也较为局限，学科领军人物和研究团队尚不足，故而国内高校在“社会政策”这一学科的专业制度建设上也有一定的滞后性。

四、国际社会政策学科发展对中国的启迪

从动态演进轨迹和学科体系结构两个角度对比国际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情况可获得有益启迪。一方面可着眼于我国社会政策的实践进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建设方案，以回答“为什么要建设和发展我国的社会政策学科”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从内部结构建设入手，借鉴国外建设经验以前瞻我国社会政策学科体系的建设方向，尝试性回答“当下怎样做”的问题。

（一）探索中国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依据

作为一门兼具理论性与应用性的社会科学，社会政策不仅关注社会问题“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理论解释，而且关注“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的行动方案与具体策略。[29]国外的社会政策学科缘起于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并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动态发展，同样地，我国也正面对着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现实，社会政策领域亟须对多层次需求进行回应。

在实践层面，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日益加快，诸如贫困、疾病、失业等矛盾和问题也随之伴生，并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不断加剧，各类社会风险交错重叠，因而社会政策作为一种调控机制与手段更需在此时发挥作用。一方面，社会政策的作用主体须借助社会政策这一工具对社会现实进行干预，而政府作为其中的关键行动者，应有效利用这一工具做出政策行动上的回应，以便及时解决社会问题或防范社会风险，并达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另一方面，社会政策与民生议题息息相关，作为社会政策的受益主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求社会政策能够与时俱进，增进人民福祉。

在学理层面，急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社会现实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中，因而在理论层次对社会政策进行阐释和指导十分必要。一方面，及时对社会发展现象进行理论观察、理论归纳、理论总结能够为政策实践行动预先提供指导方向，满足人民日益提升的社会政策期待。另一方面，社会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经验也需及时归纳总结并上升为理论，进而为今后的社会政策改革与创新提供理论基础。

前文曾指出我国的社会政策研究尚未达成学科共识，这很大程度上与我国目前的研究现状有关。如关于社会政策模式的观点讨论缺乏实证材料支撑，而有关中国社会政策的实证研究往往关注的是一些“小问题”，缺乏对社会政策的宏观把握，[30]因此会呈现研究碎片化的特征，难以形成理论对话，不利于我国社会政策研究范式的形成。如果要深化社会政策研究并使它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必然要关注学科范式的形成和发展。[31]

当然，国际上已经成熟的社会政策理论固然能够为我国的学科建设提供一些可借鉴的方向，但我国的社会政策实践并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脉络，因此挖掘和创新能够服务于我国政策实践的理论基础显得尤为重要。从我国的社会政策实践进程来看，尽管“社会政策”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理论在我国出现较晚，但实际上我国在政策层面、学术层面围绕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社会保障等方面都有广泛的讨论与实践，只是未能将这些议题领域统归于社会政策之下，也未能与国际学术界的惯习术语接轨，因此在这些议题领域形成的本土实践经验与理论探索都可以成为我国社会政策学科可挖掘和拓展的理论宝库。

（二）前瞻中国社会政策学科的建设方向

有学者早在21世纪初就指出中国将迎来社会政策时代[32]，并对我国的社会政策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设想与要求，如“以往我国社会学界的社会政策学科建设存在明显欠缺，大力推动社会政策学科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要求”;[33]再如“社会政策是社会学通向现实社会的‘最后一公里，应从健全‘学科链和投入社会实践两个方面共同推进社会政策学科体系建设”。[34]无论是来自研究学界的理论需求或是来自实践前线的现实要求都呼吁中国社会政策学科体系的完善及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在比较中外社会政策学科体系结构建設的基础上，中国社会政策学科的具体建设方向或可从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学科建设需以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为核心力量，故仍需推进学术阵地的开拓和学术体系的自主积累。专业刊物的增办、学术会议的常态化和制度化是当下的迫切要求，学术交流和同行评议能够有效促进共识的达成，进而形成研究范式。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从国外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来看，专业期刊在学科的专业化发展上有着极大的作用且往往紧随专家协会的成立而创办。专业期刊塑造着学科发展的基本走向，增加学科的社会曝光度，如常规科学的积累与创造性科学的突破之间的关系、共享的期待和标准，以及自我纠偏、自我发展的内在机制等[35]，其对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学科体系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直至2016年才有了第一本以社会政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期刊，学术交流平台建设稍显滞后。

第二，学科建设需以学科制度为主要支撑，故仍需推进高校的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建制。如今，现代科学的学科发展正处于高度发散与高度聚合相伴共生的特殊时期[36]，就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大趋势而言，社会政策作为一门交叉性、跨学科性的学科是学科综合的必然结果，它综合了来自社会学、政策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各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与研究方法，以应对复杂且多面的现实社会问题，也正因此，社会政策学科常常被质疑其学科边界不够明晰，但这也可作为一种打破学科之间过于僵化边界的积极尝试。近几年学界对社会政策学科制度建设的呼吁愈发热烈，也进一步加快了部分高校设置相应教学机构、设立社会政策二级学科点的速度，但大多数高校的社会政策仍被列为某一、二级学科的下设方向，而未能抽离其中独立出来，故下一步实现社会政策学科点在高校的建设是题中之义。与此同时，社会政策学科建设也要警惕“急功近利”，学科点的设立应保证建立在教材、教师、培养计划完备的前提之下。尤其是在培养计划上，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的应用性学科、交叉学科，社会政策学科的人才培养计划理应充分考虑学科的特性，并注重其与其他学科的区分与结合。

第三，学科建设需始终以回应中国现实为最高价值追求。社会政策诞生于解决社会矛盾的现实需求，而实践领域内的政策失灵则要求理论的及时反思与修正完善，进而为下一阶段的政策实践提供方向指导，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使得社会政策不断活动于理论与实践两端，成为架起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社会政策在其中处于理论与现实、内部与外部的交界处和结合部，是社会学通往现实、服务社会的“控制性工程”[34]。一门学科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能力，因此社会政策的学科建设应始终以国家战略需求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为学科导向和建设目标，以发挥学科的理论价值与现实价值，提升自身学科地位。

第四，作为回应中国现实的延伸，学科建设也需回应国际关切。全球社会政策学科既因同处一个时代，面对同样的社会风险而具有其共性特征，又随具体国家背景和民族特色而同中各异，因而各国理应都能为该研究领域做出贡献，发掘出为服务于本国社会政策实践而生发的研究成果与经验。在这一方面，除了培养高校国际化人才、鼓励学者参与国际会议、增强国际交流以外，也可增设专业刊物或专著的英文版，扩大传播范围，让建基于我国社会政策实践的社会政策学科话语“传出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

五、结束语

社会政策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架起了社会治理实践与社会问题研究之间的桥梁，它既关系到民生福祉，又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有力支撑，提升社会政策的实践和理论水平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总体而言，现实需求总是先行于理论研究，而日益复杂化、不确定化的动态现实则不断要求理论研究的及时跟进与更新。与国外社会政策学科发展状况相比，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学科建设上，我国的社会政策学科发展依然有较长的路要走。这既需要我国吸取国际经验，以学科发展轨迹与规律为循回应社会政策的现实需求与理论诉求，从内部结构建设入手设置相应的学科建设标准，同时也要求我国的社会政策学术研究与国外理论研究前沿充分互动，并及时对我国的政策实践进行理论提炼和构想，寻求我国社会政策学科的“自性”发展以服务于我国的社会政策实践，在国际层面上为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贡献中国案例和中国理论。

注释

①详见http：//www.social-policy.org.uk/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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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邹红责任校对：徐朝科）

DisciplinaryConstructionofSocialPolicy：AReviewofInternationalDevelopmentandOutlookinChina

ZANGLeizhen，CHENNuo

（CollegeofHumanitiesandDevelopmentStudies，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Beijing，100193，China）

Abstract：Sincethemidandlate19thcentury，socialpolicyasadisciplinehasbeenpaidmoreandmoreattention.Withtheuncertaintyandglobalizationofsocialriskbecomemoreprominent，theacademicandpracticalvalueofsocialpolicyneedstobefurtherdemonstrated.However，thedisciplineofsocialpolicyinChina，comparedwiththatinothercountries，isstillinitsinfancy.Alongitscenturialdevelopment，socialpolicyabroadhasnotonlytakenshapeandbecomecompletelysystematic，butalsorealizeditsiterativeprocessinitsconstantinteractionwithpractice.However，socialpolicyhasaccumulatedalotofChineseexperienceinpractice，butthedisciplineconsensushasnotbeenreached，andtheacademicaccumulationanddisciplineconstructionarefarbehindthepracticeprocess.Basedonthis，thedisciplineconstructionofsocialpolicyinourcountryshouldstartwith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academicfieldandtheindependentaccumulationofacademicsystem，promotingthedisciplineestablishmentandtalenttrainingsystem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respondingtotherealityofChinaasthehighestvaluepursuit，andrespondingpositivelytointernationalconcerns.

Keywords：socialpolicy;socialwelfare;discipline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