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广怀 孟祥哲 刘杰

摘要：社会性缺失是当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而社会工作在参与公共卫生等突发性事件应对中呈现出回归社会性的传统。通过系统梳理疫情期间及后疫情时代社会工作团队和机构的活动探讨社会工作回归社会性的关键议题，研究发现，面对疫情，社会工作专业在重建社区韧性、激活社会联系、提供社会支持、关注社会弱势等方面呈现出回归社会性的面向，并致力于疫情后的社会恢复与重建。尽管如此，在专业地位、制度结构、国家—社会关系等层面上，社会工作回归社会性面临着根本挑战，遭遇了国家强力动员带来的限制。社会工作作为一个面向社会的专业，应该致力于在具体的服务中促进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优化。

关键词：新冠肺炎;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工作;社会性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7640（2021）02-0005-10

一、问题提出

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是專业发展不可回避的重大议题。该议题在国内外有不同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工作存在着片面强调临床技术性而忽视社会性的趋势[1]，社会工作甚至一度被称为“堕落的天使”[2]。在当代中国，为谋求国家认可的专业合法性地位，专业精英极力推动“嵌入式发展”[3]，社会工作逐步丧失了自主回应社会需要并推动社会改变的可能[4]。有无社会性不在于宏观实践与微观干预的分野，也不在于国家与社会是否密切合作，而在于是否将社会情境、社会建构和社会改变等原则贯彻在直接的和间接的服务中，在于是否将促进社会自主性的生长作为根本目标。因为，即使是最微观的服务，我们也可以将其置于宏大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服务对象所处困境的动因。同样，即使是最宏观的政策实践，也可能因为国家推行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渗透而逐渐失去社会性。

2019年12月以来，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蔓延全球。此疫情给人们的身心健康、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也给社会规范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社会工作作为新兴的助人专业，被政府和社会公众期待发挥重要作用。在强力的国家集中统一动员的背景下，全国各地的社会工作者迅速参与到了抗疫工作中，有力地回应了这场突如其来的社会灾难[5-6]，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社会工作专业扎根基层社区、激活社会联系、提供社会支持、关注社会弱势等社会性面向。由此，本文要探讨的是：在疫情期间以及后疫情时代社会工作的参与在何种程度上体现出社会性的回归？在特别强调国家集中统一动员的制度安排下（centralizedregime）[7]、在社会力量处于边缘位置的结构情境下[8]、在社会工作主动嵌入国家全面管控体系的条件下[9]，社会工作社会性的回归又会遭遇哪些难以克服的限制？回答这些问题既需要我们结合具体的社会工作行动来进行总结反思，也需要回到既有的研究脉络中进行探讨。

二、社会工作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回归社会性的传统

公共卫生事件作为重大的社会危机和灾难，致使社会工作的干预服务必然涉及相关“社会性”内涵，例如以社会弱势群体为优先、社会情境、社会建构、社会动员等[4，10]。同时，由于此次疫情的特殊性，使得社会工作的参与不仅涉及公共卫生层面，还涉及灾害应急、危机干预、线上服务等多个层面。因此，有必要回顾社会工作在这些层面的理论与实务经验，这有助于更深入地探讨疫情应对中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回归。

首先，社会工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参与经历了从宏观干预到微观治疗再到宏观取向的变化，回归社会性是其核心议题。早期的社会工作实务经验关注社区，强调以政策倡导和行动来推动结构性变革。[11]其后，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微观发展模式后，社会工作关注点再次回归社区，更加关注公共卫生事件背后的社会性因素。[12]一方面，在面对公共卫生健康问题本身时，社会工作者更倾向于采用社区导向的实践模式。[13]另一方面，在解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致的社会问题时，社会工作者运用以部门合作为基础的介入策略。[14]例如，社会工作者可以帮助医护人员发现患有传染病的贫困家庭，并使这些家庭获得安全和卫生条件，[15]这不仅体现了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更体现了其捍卫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性。

其次，社会工作在干预突发灾害事件时尤其注重社会性的如下方面：社区居民组织力量培育、社会网络重建与社会资本积累、社区赋权和社区恢复。例如，Mathbor认为，社会工作者应该基于社会资本概念，帮助社区及相关机构在灾害管理中进行能力建设;[16]Araki指出社会工作者在灾害反应和恢复方面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为当地人群、组织和社区赋权;[17]Rowlands则提出运用优势视角对受到灾难和创伤影响的群体进行干预，促进社区恢复。[18]简言之，社会工作不但在灾难管理的各个阶段，如备灾、减灾和恢复重建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更在社区组织、动员和倡导[20]、重建社会关系并重塑社会功能[21]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方面都是社会性赖以自主生长的基础。

再次，在重大突发性事件中，受影响群体更多呈现出危机干预的需求。相较于心理学等学科，社会工作进行危机干预的独特优势就在于促进受害者的社会性恢复，其干预过程切合了突发事件的社会性内涵。[22]并且，社会工作者在提供服务时，通常会考虑危机产生的社会、环境和境遇因素。[23]较为关键的是社会工作在干预中不仅关注紧急心理救援，而且更注重帮助服务对象挖掘自身潜力、提高生活适应力，[24]强调干预要与服务对象重建自身所需的社会、经济和教育资源等联系起来，在促进个人和社区赋权的同时，重建社区的支持和结构。[25]在具体干预措施方面，社会工作者通常会激励居民建立自助互助小组来缓解突发性危机事件带来的集体创伤。[26]不难发现，在突发性事件中，帮助人们恢复被中断的社会纽带，促进其社会功能的发挥，是社会工作展现社会性的重要内容。

最后，线上社会工作服务拓展了社会工作回归社会性的空间。此前，“网络社会工作”探讨了利用网络平台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可能性，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网络为案主提供即时的、非面对面的服务，必要时也可以将案主转介到现实机构中接受服务。[27]在疫情爆发期，开展线上服务的意义就在于社会工作者仍能通过网络为服务对象提供社会支持，并激活他们的社会联系（socialbonds）。[28]以2003年“非典”疫情为例，中国香港地区社会工作在介入时，开展了“限时热线电话”的线上服务，旨在为焦虑的公众以及抗击“非典”疫情的医务人员提供情感支持。该服务克服了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无法面对面的空间限制，为公众的恐慌和矛盾提供了一个安全且有效的出口[29]，同时有助于提供替代性的社会联系和社会支持。由此可见，面对疫情等突发性事件，寻求替代性的介入手段、拓展服务的时空范围，是社会工作回归社会性的必要手段。

综上所述，回归社会性是社会工作应对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中的关键议题。但是，在危机等特殊社会情境下的社会工作干预，既有文献研究着重于分析具体应对策略，缺乏基于社会性议题的整体关照，对其在结构层面遭遇的挑战亦缺乏足够关注。具体而言，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既涉及具体服务中的社会性，如在疫情造成的社会隔离条件下，社会工作专业如何恢复社会联系，提供社会支持;也涉及结构层面的社会性，如当公共权力借助信息技术强力介入社会并形成对个人和群体的实时监控时，社会工作专业如何定位自身。有鉴于此，基于疫情期间及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工作实务经验，我们对社会性的探讨既是对社会工作强调社会性的悠久传统的激活，更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工作社会性缺失的现实回应和未来展望。

三、资料收集与分析策略

为了更好地了解社会工作在此次疫情应对中的参与程度，我们以“社会工作者参与疫情防控”“社会工作服务与新冠疫情”“社会工作与疫情防控常态化”等关键词在相关媒体、新闻网站、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上进行搜索。主要收集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各地社会工作协会、社会工作机构及相关服务团队开展服务的资料;二是各级政府部门发布的有关疫情的重要文件、政策倡议，以及社会工作协会、社会工作机构、社会组织的号召倡议和服务指南等;三是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发表的言论。

基于上述标准，我们收集了自2020年3月6日至10月30日期间的相关资料共320条①，包括疫情期间的相关资料225条，以及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的相关资料95条。其中，在疫情期间，有关社会工作服务实践的相关资料有106条，通过整合最终得到73条有效资料;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有关社会工作反思及社会工作实践的相关资料60条。为了更好地研究社会工作在疫情期间对不同群体的干预，我们按照服务对象进行了分类统计，初步得到以下分类结果：涉及居家隔离群体或集中隔离群体的有23条，涉及特殊困难群体的（包括社区特殊长者、困境儿童、贫困学生、残障人士、精神康复患者、流浪人员、禁毒康复人员）有46条，涉及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等抗疫一线群体的有18条，涉及“新”弱势群体的有13条。在此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区分了受疫情影响的五类群体，即被隔离群体（包括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发热群体、密切接触者）、普通公众、一线抗疫群体、特殊困难群体及受疫情影响出现的“新”弱势群体。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将社会工作在疫情期间对各个群体的干预内容区分为四个主题，即重建社区韧性、激活社会联系、提供社会支持和关注社会弱势，将疫情后的社会工作服务分为心理援助与社区融合、支持疫情后弱势群体以及增强社区抗风险能力三个层面。

四、从疫情爆发到疫后“常态”：社会工作回归社会性的展现

（一）疫情期间社会工作回归社会性的探索与创新

1.扎根社区，重建社区韧性

疫情爆发初期，民政部有关司局就联合指导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编写发布了《社区“三社联动”线上抗疫模式工作导引》（第一版）②，随后各地社工机构积极响应，在联动社区、社会组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北城社工团队在社区防疫抗疫工作中就积极助力构建由街道、社区党支部与居委会、社区民警、社会工作者、物业及社区居民组成的“六位一体”社区防疫体系，实现多方联动、共同协作的服务模式。③另外，社会工作者在社区主体性的挖掘与培育、社区互助网络的建立、社区资源的整合与链接等方面也展现出专业优势。疫情期间，杭州市社会工作者积极联动居民共同抗疫，向社区党员、楼道长、老干部、退役军人、妇女骨干、普通的热心居民等各类群体发起倡议，招募组成了不同的志愿服务群组。④通过志愿服务群，居民的需求得以表达，居民骨干充分涌现，邻里互助充分显现。可以说，社会工作者的动员激发了社区居民和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热情，增强了社群自我解決问题的能力，提升了社区应对危机的韧性。

归结起来，此次社会工作参与疫情防控主要有两大形式，一是以社区为阵地的社工服务，二是以线上服务团队为主体的社会工作服务。这两种类型的服务都依托并扎根于社区，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疫情防控的特殊性。医院和社区是疫情防控的两个相互联系的主阵地，社会工作者只有通过主动参与党政主导的社区和医院之间相互配合的分级防疫模式⑤，才能得以彰显其专业能力和社会性。二是社会工作在开展服务时对社区有较强的依赖性。疫情之下，社会工作者若想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必须要了解服务对象的生理、心理、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链接、整合社区资源以及开展必要的线下服务。这些都需要扎根社区，并得到居委会正式和非正式的支持，需要体制内相关机构赋予其合法性。[9]

由此可见，从形式上看，社会工作在疫情中扎根社区提供服务，密切与服务对象的联系，推动服务对象的社区参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性。但需要指出的是，首先，这种扎根不是社会工作的自主扎根，而是被行政力量卷入并补充行政力量的扎根;其次，这种社区服务并未展现出社会工作促进社会自主力量生长的努力，而是使社会更多整合到国家体系当中。尽管这种整合在危机应对时可能是必要的，但社会工作专业更要注意整合背后可能出现的社会多样性和自主性的式微。

2.线上线下，激活社会联系

疫情发生后，社会工作难以仅靠提供面对面服务来拓展或重新联结被疫情阻隔的日常社会联系，作为社工实务模式的创新探索，线上服务和线下服务相结合成为可行的选择。具体而言，针对疫情防控中的四类特定人群及普通居民的干预，社会工作者主要通过提供线上服务进行情绪纾解和心理支持，以缓解他们的紧张忧虑情绪，恢复他们的社会联结感。在我们搜集到的73条资料中，有23条是涉及居家隔离群体或集中隔离群体的。例如，黑龙江省社会工作志愿服务队以“社会工作者主导、跨学科志愿者协同”的工作机制线上支援武汉，为隔离群众、确诊患者及患者家属等群体提供医疗咨询和心理疏导等服务。⑥深圳市龙岗区至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者也运用了“互联网+”的服务运作模式，并以“网格员+社会工作者+楼栋长+志愿者”的模式来搭建隔离人员支持网络，为居家隔离人员重建社会联系。⑦针对普通居民出现的焦虑、紧张情绪，广州市的社会工作机构开设了229条“广州社会工作者红棉守护热线”，截至2020年3月7日，投入接线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已达10237人次，累计服务市民306401人次。社会工作者利用热线电话为居民提供情绪疏导、防疫宣传与医疗科普等服务，有效降低了居民的心理恐惧。⑧

同时，对于被“数字鸿沟”阻隔的社区特殊长者、困境儿童、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⑨由于他们本身不善于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且经常面临生活、防疫物资短缺的困境，社会工作者主要以线下的方式来开展服务。对于方舱医院的服务⑩以及一些特殊需求的满足，例如女性医护人员生理期用品的极度缺乏、社区内婴幼儿奶粉和相关卫生用品的不足、部分疾病的特殊用药无购买渠道等，社会工作者则通过线上链接资源渠道，线下对接发放资源的方式为有需求的服务对象提供帮助。可以说，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相结合的方式是疫情之下社会工作干预的必要选择，它不仅激活了被疫情蔓延阻断的社会联系，激发了社会互惠机制，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刀切”防疫措施下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体现出社会工作将社会性具象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努力。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线下为主、线上为辅”的模式拓展了服务开展的社会空间，但“线上”服务仍然建立在“线下”扎根社区的基础上。如前所述，疫情中社会工作的社区扎根具有强烈的国家动员和行政色彩。

3.跨专业合作，提供社会支持

疫情期间，对以医护人员为代表的一线抗疫人员的支持性服务尤为重要。在我们所收集到的资料中，有近20条涉及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等一线抗疫人员。例如，黑龙江省社会工作团组建了专业督导团队在线为参与疫情防控的社会工作者、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等群体提供知识和服务技巧督导。?由华中科技大学任敏带领的社会工作团队还采取迂回策略，面向被感染医护人员的家属提供服务，间接实现了对医护人员的支持。[9]除了对一线工作人员提供社会支持，社会工作者还对隔离病人、困难群体、丧亲个体及家属等受助者开展支持性服务。?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工作者对这些群体的社会网络重建多以社区为依托，并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进行。以武汉大学郁之虹带领的“社会工作者伴行”服务团队为例，由该团队开发的“2+3”线上社区下沉抗疫模式是社会工作者参与此次疫情应对的典型模式。?该模式中，社会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和三名志愿者协同开展服务，服务触角延伸至家庭及社区，通过链接社区内外多方资源，搭建支持网络，激发居民自助和社区互助。之后，该团队又以“4+1”的工作模式?下沉到方舱医院开展服务，线上服务团队与舱内志愿者建立紧密联系，为舱内的隔离病人重建社会支持网络，帮助隔离病人实现自助与互助。

在提供社會支持的过程中，社会工作服务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建立了跨专业协作机制。社会工作者和医务工作者、心理工作者等专业人员展开跨专业协作，例如前述“社会工作者伴行”团队就是由社工与医务、心理等专业人员协作，为居家隔离群体提供服务。由此可见，社会工作者参与疫情防控并不是“单枪匹马”，而是形成了跨专业联合干预的态势，甚至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工作者起到了整合并协调其他专业开展服务的作用。二是服务团队整体的志愿性。无论是“社会工作者伴行”还是其他服务团队，团队中的专业人员（如社会工作者、医护人员和心理工作者）多是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团队，而非基于事先确立的专业机构与专业人员之间正式的跨专业协作机制。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专业人员之间的联系都是基于私人关系扩展而来的。这两个特点充分说明，社会工作专业最大限度地整合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努力，即使是在制度性安排缺乏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努力促进服务对象重建社会生活，促进自助互助行为的发生。这充分体现了疫情中社会工作专业追求社会性的自觉和韧性。

4.聚焦“不可见”，关注社会弱势

疫情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中既存的结构性不平等，关注疫情之下社会弱势群体的处境是国际社会工作界的普遍共识。?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的社会工作也非常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各地社会工作者普遍强调作为服务提供者、资源调动者和策略倡导者的作用发挥。?目前收集到的资料中有46条是与服务弱势群体相关的，其中关于服务社区特殊长者最多，达到30条。广东的多个社会工作站就尤其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保障问题，社会工作者为独居老人等弱势群体测量体温，提供生活及防疫物资，并坚持进行追踪服务。?并协助居委会联系困难家庭和困难少年儿童，帮助他们解决预约口罩、特殊医药报销、出门就医、代购物资等问题。

与此同时，专门领域的社会工作机构以电话、网络等方式对弱势群体提供服务。例如，广州市越秀区社区精神康复综合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者就关注到了精神康复者的生存状况，并针对有需求的服务对象，及时链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资源予以解决。?佛山市顺德区启创青少年社会工作者服务中心的学校社会工作者则通过统一征集、调配二手手机的方式，解决了贫困学生没有手机或电脑设备的难题。?可以说，面对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工作者以支持者、资源链接者等专业角色，帮助他们解决了实际困难，减缓了疫情对他们的二次伤害。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工作对因疫而弱的“新”弱势群体的关注仍显不够。在我们收集到的资料中仅有13条涉及这类群体，服务内容主要是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些群体多处于“不可见”的状态，导致疫情初期悲剧时有发生，例如脑瘫少年因父亲隔离意外饿死家中、老人去世多日“6岁孙子独伴尸体”、独居老人因怀疑自己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上吊自杀等事件。人们对这类群体的“遗忘”意味着他们无法获得基本服务，更容易陷入困境。因此，如何提升这一群体的“可见性”是社会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社会工作以弱势群体为优先的社会性的内在要求。

（二）后疫情时代社会工作回归社会性的延续与扩展

当前，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但国内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爆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在，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国民精神和心理等方面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显现。社会工作作为应对疫情的重要专业力量，在后疫情时代仍然发挥着独特作用。根据我们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社会工作仍以社区为阵地开展服务，结合疫情期间“线上+线下”、跨专业协作等服务模式助力疫后社会生活的恢复与重建，主要聚焦于疫后心理援助与社区融合发展、支持疫后弱势群体以及增强社区抗风险能力三个层面。

1.聚焦于疫后心理援助，促进社区融合发展

社会工作服务对疫后心理问题的关注，强调社会情境的作用，旨在促进社区融合与社会恢复。尽管疫情防控已经进入常态化，但针对受疫情影响的四類人群，特别是对新冠肺炎病亡者家属和新冠肺炎康复患者的歧视依然存在。为加强新冠肺炎患者的心理疏导工作，2020年9月11日，国务院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治愈患者心理疏导工作方案》。?基于此，社会工作发展了疫情期间形成的跨专业协作、多方联动的实践模式，为受疫情影响的四类人群及新冠肺炎病亡者家属等提供了心理辅导等支持性服务。而相较于疫情期间应急性服务，疫后的服务更加立体，形成了由点到面的干预模式，尤其注重社会性的恢复。在收集到的相关资料中，以武汉地区的心理援助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最为典型，其中“阿里公益·五社一心·爱满江城”项目采取社区、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公益慈善资源、心理服务专业力量联动服务方式，向新冠肺炎病亡者家属、新冠肺炎康复患者家庭、受疫情影响的困难家庭、防疫一线人员和社区工作者提供服务，内容既包括点对点式的对服务对象及其家属的哀伤辅导与情绪疏导，也包括由点及面式的社区教育与倡导。?该项目社会工作者还通过系列团体辅导、社区活动、社区教育等方式促进社区居民对治愈患者及家属的接纳，创建非歧视氛围，营造邻里友好的良好社区环境?。这些社会工作服务不仅促进了案主个体层面的社会融入，也促使社区具有更大的韧性及“自我治愈”的能力。

2.开展专业服务项目，支持疫后弱势群体

在服务社会弱势群体层面，尽管社会工作在疫情期间有所作为，但专业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社区封闭管理等规定，难以深入和持续。后疫情时代，社会工作机构开始针对弱势群体陆续开展专业服务项目，服务内容上除了关注弱势群体的心理状况外，还关注影响其社会生活恢复的其他因素，强调服务的系统化与持久性。例如，广州市的社会工作者在掌握社区困难群体的基本信息与服务需求的基础上，探索制定特殊困难群体服务分级管理标准，对服务对象需求、服务频率、服务方式等进行分级分类，形成了“动态跟踪需求、强化分级探访、突出个案管理”的服务模式，具体服务内容包括政策普及、资源链接、心理疏导、人文关怀、能力提升、生计发展、关系调适、社会融入等。?同时，疫后的社会工作服务特别关注受疫情影响的弱势群体。例如，武汉市江岸区卓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始反思疫情之前针对外卖小哥和快递员服务项目的不足，计划之后多从政策倡导等方面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重庆市南岸区社会福利中心老年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则关注到疫后机构养老群体的特殊需求，通过多种方法使老人理解、适应机构的常态化防控。?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社会工作对受疫情影响的脆弱人群的处境与需求进行了回应，但是服务多停留在心理疏导、物质资源提供等层面，而在如何促进弱势群体自我倡导、改变社会情境方面仍然付之阙如，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性的回归。

3.构建防疫互助网络，增强社区抗风险能力

疫后的社会工作服务致力于通过互助网络的建设来培育和挖掘深层次的社区内在驱动力。一方面，社会工作强调巩固在疫情期间已建立起的社区联系;另一方面，它致力于进一步推动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以及社区自组织的发育，强调培育社区各主体的参与、自治与合作精神。[30]比如，东莞市虎门社会工作站为了壮大社会服务的力量，不断招募优秀志愿者加入社会工作站志愿服务队伍，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志愿活动，激发社区志愿者、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培育了社区居民的互助精神。?同时，尽管疫情期间社区发展起众多的社区自组织，但其能力有待提升。基于社区发展的理念，社会工作运用专业方法提升社区自组织的组织力和行动力。这些自组织构成了社区互助网络的节点，是增强社区抗风险能力的关键所在。因为，仅仅依靠政府行政系统难以有效应对重大危机事件，志愿团体、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是化解风险的内在驱动力。[30]质言之，互助网络的构建与作用发挥不应仅限于疫情阶段，而应在常态化的社区工作中未雨绸缪。惟其如此，社区才能切实提升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挑战的能力，而不至于像某些平时看起来气氛活跃、居民积极的明星社区在遇到疫情时就一触即溃。因为，这些平时看似活跃的“社会性”并非社区所内生的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工作构建互助网络的努力既是增强社区抗风险能力的努力，也是促进社会力量自主发育的努力。

五、社会工作回归社会性面临的挑战

如前所述，从疫情爆发到疫后常态，社会工作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回归社会性的努力。首先，在服务主体上，以社会工作团队或机构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提供的专业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一元主体所提供公共服务的不足;其次，在服务理念上，社会工作关注社会情境对人的影响，关注灾难引发的社会生活的日常后果，并致力于重新塑造社区或社会情境来予以应对;再次，在服务目标上，社会工作致力于为受影响群体重建社会支持网络，强调组织动员多方力量解决疫情催生或加剧的社会问题;最后，在价值层面上，社会工作强调对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展现出追求社会正义、维护社会团结的价值指向。尽管如此，后疫情时代，社会工作若要将社会情境、社会建构和社会改变等原则贯彻在服务当中，就必须突破结构性限制。这主要涉及专业地位、制度结构、国家—社会关系体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在专业地位上，无论疫情当中还是疫后常态化，社会工作更多的是以辅助性的、志愿性的地位参与其中，社会工作者更多扮演了或是临时性补充了基层公务员的行政助理角色，未能体现出应有的自主性和社会性。疫情的发生进一步放大了民众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基层政府的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放大了上级部门的管理刚性与下级机构的执行弹性之间的矛盾。社会工作作为辅助力量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述两对矛盾，但也因此丧失了应有的专业地位，不仅难以自主开展干预治疗等专业性服务，而且无法实现诸如社区发展、政策倡导和社会变革之类的专业使命。这一局面的形成，既源于疫情之前就已经形成的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式发展道路[31]，更直接在于疫情当中乃至疫情常态化之后，在政府全面管控下，社会工作的主动嵌入策略[9]。尽管嵌入的初衷是为了谋求社会工作的合法性，谋求体制化的角色和位置，但其结果可能是专业地位的下降。因为在疫情应对中，急缺的是健康方面的专业人才和具备应对突发事件经验的人员，恰恰在这两个方面，社会工作付之阙如，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专业地位难以彰显。

首先，健康社会工作者（如医务社会工作者和公共卫生社会工作者）本应是疫情中提供服务的关键力量，但我国的医务社会工作者人才不足，公共卫生社会工作者更为缺乏。其次，社会工作者普遍缺乏應对突发事件的实务经验。这导致社会工作在参与公共卫生危机处置时，实操训练极少且尚未形成一套专业参与的实战规程，[32]这就造成社会工作应对疫情多是根据基层政府的要求和以往经验开展服务，缺乏社会目标导向的、正义或权利为本的专业服务模式和应对策略。囿于此，社会工作在疫情期间的专业优势与专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并未凸显。实际上，尽管政府高度肯定社会工作在应对疫情中的作用，公众也加深了对社会工作的认识，但后疫情时代，社会工作依然面临着如何提高专业地位的严峻挑战。一方面，医务社会工作者、健康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一体系的发展还需要整合较多的资源和发展条件。[33]另一方面，后疫情时代，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工作反映出对社会服务的专业化需求，社会工作如何基于疫情期间的实务经验构建一个全面且综合的服务模式来提升专业效能依然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点缺失实际上涉及社会工作主管部门（民政部门）与卫生部门、应急管理部门的协调问题。换言之，专业地位问题在本质上受制于制度结构。进言之，社会工作的从属性地位，反映出的是制度结构层面的问题。无论是专业人员的培养还是实务经验的积累，都需要在制度结构层面有所突破。

在制度结构上，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中缺乏应有的结构性地位。首先，医务社会工作在中国已有一定的基础，但主要表现为医院和医务社会工作、精神健康社会工作，[34-35]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并未与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立充分有效的制度性联结。其次，社会工作参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和灾害救援时缺乏制度性角色[36]。理论上，社会工作在现有体制中结构性地位的缺失在于中国政策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的部门政治。中国的决策体系具有明显的“碎片化威权主义”（fragmentedauthoritarianism）特征，权威的功能分化引发部门之间的相互掣肘或相互影响，导致了政策体系本身的失序和不连贯。[37]这种不连贯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也见诸社会政策[38]。即使不存在部门间的相互牵制，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会引发政策的低效。例如，卫生部门和民政部门的相互影响就导致了社会保障和卫生保健政策的低效和公共产品支出不足[39]。我们可以推测，由于“碎片化威权主义”的广泛存在，目前主管社会工作的民政部门与其他部门（如卫生部门、应急管理部门）之间无法就社会工作在制度结构中的地位达成一致。即使达成表面一致，也无法落实到具体执行中，这才导致社会工作在参与疫情应对中的地位不彰。同时，社会工作在制度结构层面的地位缺失因疫情的特殊社会情境被放大了。疫情之下，权力体系的管控尤其全面、敏感和深入，这就更使得政府、基层社区和医院等机构对于社会工作的介入往往显得犹疑。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后，国家卫健委等有关政府部门发布了一系列文件表示要在疫后心理援助、儿童救助、老年健康服务等方面积极引入医务社会工作等专业服务，支持社会工作发挥专业优势。?但是疫后社会工作开展服务依然面临结构性的困境，问题在于政府部门虽给予了社会工作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没有转移相应的资源和权利，社会工作机构在开展服务时依然高度依赖于政府资源，缺少基本的独立性。[40]另外，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提供专业服务中，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与社会工作专业的协同也存在着制度和实践方面的问题，致使一些地方出现党群工作“覆盖”社会工作的情况，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服务被闲置。[41]因此，如何在寻求政府支持与保持社会性之间求得生存与发展依然是疫后社会工作不可回避的问题。而疫情发生后国家权力的逐渐细密深入也促使我们思考更深层面的问题。一种可能性是社会工作被统一整合进行政体系之内，改变既有的政府向社会工作机构购买服务的模式，社会工作者直接转变为基层政府或街道社区聘用的工作人员，其中优秀者则可能获得公务员或事业编制身份。如此一来，部门政治引发的“碎片化威权主义”就变成了“整合的碎片”（integratedfragmentation）[42]，社会工作的制度结构性位置问题将得到解决，社会工作变成“国家社会工作”。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理解社会工作的社会性？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在国家—社会关系层面，中国社会工作的结构位置并不明确，它所回归的“社会性”到底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自主性和多样性，还是国家强力主导的并以此来渗透并掌控社会的一元化和格式化？疫情之下，无论是医疗卫生体系还是应急管理体系，展现出的多是“强国家”特征[7]。作为社会力量，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往往需要依托于国家力量来进行，同时也受到国家力量的限制。一方面，中国社会工作被认为是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人们期待它在疫情中在国家力有不逮之处发挥更大的作用，进而实现社会改变;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工作又试图高度嵌入既有体制之中，并期待被党政体系所运用和认可。这种情况下的回归社会性就可能异化成自上而下强力的社会控制，社会工作也会成为国家权力渗透在社会肌体中的毛细血管，而社会工作者则变成基层公务员在面对重大危机时“体制外”的行政助手。此时，社会工作不但在技术层面的专业自主性难以发挥，也很难推动相关政策的改变，遑论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因此，社会工作专业应当时刻警醒社会性遭到侵蚀的问题。例如。疫后的社会工作服务需要更多回应社会“痛点”，并为建立社会工作参与应对重大社会危机事件的制度机制做出努力。[43]进一步地，社会工作更需要反思自身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定位。作为一个面向社会的专业，社会工作应该以符合其核心价值伦理的方式来应对这场社会灾难，有必要对一些关键的和长期的社会发展问题做出回应[44]，对社会结构性领域进行干预[45]，同时开展更基础性的工作来促进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优化。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可以是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力量，可以与基层政府密切配合，但不能将自身主动定位为政府的“专业助手”。

综上所述，疫情应对中社会工作社会性的回归不仅是专业地位的问题，更是制度结构和国家—社会关系的问题。表层来看，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不高导致了社会工作社会性的缺失。进一步地，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是部门政治的结果，在“碎片化威权主义”之下，社会工作仍然是附属于某个部门的工作。而这种附属，不仅仅是行政层面的，而是涉及国家—社会关系层面。在越来越明显的“强国家”趋势下，社会工作社会性的回归很难避免成为社会控制技术的回归，尽管它可能在表面上呈现为某种社会治理创新的形式。

六、结束语

这场蔓延全球的疫情，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医务工作者做出努力;不仅仅给人们带来了焦虑和恐惧，需要心理工作者做出努力;也不仅仅是一个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问题，需要基层政府和社区工作者做出努力;更是一场社会危机和社会灾难，需要社会工作通过回归社会性来予以应对。从社会工作干预的具体过程来看，回归社会性依然面临诸多挑战，社会工作者更多是以辅助性角色或志愿者的角色参与，更多是协助相关部门或其他专业人员完成工作，缺乏社会工作主导或自主开展的服务，社会工作回归社会性的尝试遭遇了国家强力动员带来的限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工作社会性的回归，是在抗疫过程中街道和社区工作者处于超负荷运转[46]的非正常状态下的回归。在此种情势下社会工作社会性的回归或许是一种依附性或功能替代性的回归。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携抗疫期间社会工作社会性回归之势，进一步展现社会工作在推动社会团结、消除社会歧视、关注弱势社群及促进社会力量自主发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深刻反思社会工作在当代中国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定位，从而从根本上促进后疫情时代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回归。

注释

①疫情阶段的相关资料收集的时间为2020年3月6日至4月28日，该阶段中国的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各地社会工作力量的参与率、参与范围、参与程度和参与成效初具成果且得到广泛报道。在此时间段内收集资料，内容更加丰富全面，能够相对完整地反映出中国社工抗疫实践的全貌。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的资料的收集时间为2020年4月29日至10月30日，此阶段境内疫情积极向好，态势持续巩固，全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在此阶段收集有关社会工作的资料能反映出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社会工作服务的重点与转向。

②参见社工中国网的文章《社区“三社联动”线上抗疫模式工作导引》（第一版），网址为http：//laws.swchina.org/standard/2020/0209/35741.shtml。

③资料来源于社工抗疫之声，https：//mp.weixin.qq.com/s/vqGfOkceUP0KgA_cIOz-TQ。

④资料来源于社工抗疫之声，网址为https：//mp.weixin.qq.com/s/kNQidI2ZeBIqkTU5IsGbCQ。

⑤是指为有效地分流集中在大医院的患者而采取的社区—方舱—定点医院分级治疗的疫情防控体系，根据病例病情分别到相应的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即初筛在社区，确诊病例（轻症）在方舱，确诊病例（重症与危重症）在定点医院。

⑥资料来源于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官网，网址为http：//salon.swchina.org/blog/2020/0303/35971.shtml。

⑦资料来源于社工观察，网址为https：//mp.weixin.qq.com/s/AnVuoj_647gtHUVAfd148Q。

⑧资料来源于社工观察和广州社工，网址为https：//mp.weixin.qq.com/s/GJoKKwwirNiBoJ6EOw9BSQ和https：//page.om.qq.com/page/Oy-GMF8oZa9LS-fNjHjrImjg0。

⑨关于弱势群体的内容参见本文第四部分第4小节。

⑩关于方舱医院的内容参见本文第四部分第3小节的讨论。

?资料来源于黑龙江日报，网址为http：//epaper.hljnews.cn/hljrb/20200228/461652.html。

?资料来源于社工传媒，网址为https：//mp.weixin.qq.com/s/D51_MtthM3l_sQ2wkuzcUg。

?资料来源于澎湃新闻，网址为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536202？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4+1”模式是在“3+2”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旨在通过“社会工作者+医务志愿者+心理志愿者+行政助理+在地志愿者”的组合模式为方舱医院的隔离人员提供服务。

?2020年7月19日，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IASSW）发布了《COVID-19与社會工作》报告，系统论述了全球17个国家社会工作界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积极经验，并不断更新，具体参见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网站，网址为https：//iassw-aiets.org/zh-CN/covid-19/5369-covid-19-and-social-work-a-collection-of-country-reports/。

?参见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网站，《COVID-19与社会工作》之中国国家报告。具体见https：//iassw-aiets.org/zh-CN/covid-19/5369-covid-19-and-social-work-a-collection-of-country-reports/。

?资料来源于广东民政，网址为https：//mp.weixin.qq.com/s/Ukr_zLSB2PrGtKHFRCsZWg。

?资料来源于广州日报大洋网，网址为https：//xw.qq.com/cmsid/20200226A0F2DO00。

?资料来源于社工观察，网址为https：//mp.weixin.qq.com/s/C0LecQ6PZVoHx7tsLt-_IA。

?参见中国政府网的文章《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治愈患者心理疏导工作方案的通知》。网址为http：//www.gov.cn/xinwen/2020-09/11/content_5542586.htm。

?资料来源于《中国社会工作》，网址为https：//mp.weixin.qq.com/s/hFIAsI8DRpwRxDVQvfskQw。

?资料来源于《中国社会工作》，网址为https：//mp.weixin.qq.com/s/5HJQeMjLlGaUxupuF3RIYg。

?资料来源于社工中国网，网址为https：//mp.weixin.qq.com/s/21VENQ6vlicxpCznMFitg。

?资料来源于湖北慈善社工，网址为https：//mp.weixin.qq.com/s/0Exs0AfT5ilzqqAnvqSnPw。

?资料来源于社工观察，网址为https：//mp.weixin.qq.com/s/YVVoh0H0rVByRNMgHjxwCw。

?资料来源于社工观察，网址为https：//mp.weixin.qq.com/s/T-XnrynGRyf5W9o24S7wSQ。

?例如，北京市卫健委于2020年10月23日公开发布的《关于发展医务社会工作的实施意见》，就提出要在全市医疗卫生机构逐步推进医务社会工作，加快医务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具体参见北京市卫健委网站http：//wjw.beijing.gov.cn/zwgk_20040/zxgk/202010/t20201023_2118891.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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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邹红责任校对：徐朝科）

RestoringSociality：KeyIssuesofSocialWorkinResponsetoCOVID-19

ZHENGGuanghuai，MENGXiangzhe，LIUJie

（SchoolofSociology，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9，China）

Abstract：LackofsocialityisanimportantissuethatcannotbeignoredinthedevelopmentofsocialworkincontemporaryChinaandsocialworkshowsthetraditionofrestoringsocialitywhenparticipatinginpublichealthorotheremergencies.Thisarticlesystematicallysortsouttheactivitiesofsocialworkteamsandagenciesduringtheepidemictodiscussthekeyissuesofsocialworkrestoringsociality，andthenfurtherdiscussesthelong-termdevelopmentofsocialworkduringandinthepost-epidemicera.Thestudyfoundthatinthefaceoftheepidemic，thesocialworkprofessionshowsthepossibilityofrestoringsocialityintermsofrebuildingcommunityresilience，activatingsocialbonds，providingsocialsupport，andmakingdisadvantagedgroupsvisible，anditalsodevotesitselftosocialrecoveryandreconstructionaftertheepidemic.Nevertheless，intermsofprofessionalstatus，institutionalstructureandstate-socialrelationship，socialworkisfacedwithfundamentalchallengesinrestoringsociality，anditalsoencountersthelimitationsbroughtbythestrongstatemobilization.Asasociety-orientedprofession，socialworkshouldbedevotedtochangingthecurrentsystemandsocialstructuresbyprovidingsocialservices.

Key words：COVID-19;publichealthemergency;socialwork;soci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