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鋆

摘要：《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创立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线，展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等波澜壮阔的历史和重大事件，以意象和隐喻的镜头语言再现当时社会和人的矛盾和张力，塑造鲜活生动的历史人物形象，表现“觉悟”时代的思想激荡、文化变革和政党新生。《觉醒年代》将复数的、抽象的历史和事件以“政治—文化—政治”宏大叙事具体形象地呈现出来，契合当代人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想象。

关键词：《觉醒年代》宏大叙事 文化变革 政党新生 隐喻

2021年2月，《觉醒年代》在中央电视台开播，同时在网络视频平台播放，并于2021年7月在中国香港首播获得收视和口碑双丰收，引发微博热搜、弹幕催更，斩获“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三个奖项。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电视剧展播”作品之一，《觉醒年代》不仅难能可贵地俘获大批年轻人拥趸，收视人群不断破圈，其影响力还突破了荧幕，在现实生活中激起涟漪和反响。该剧播出后的2021年清明节，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等烈士的墓前站满了自发前去祭扫的人群，放满了追思先烈的鲜花，甚至有人为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带去了炒煳的南瓜子（炒煳的南瓜子是《觉醒年代》中陈独秀表达父爱的方式），将剧中设计的桥段当了真。安徽合肥的市民主动到延乔路摆放鲜花追思两位烈士。

这部剧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深远的社会反响，主要是因为它以诗意的镜头语言，以《新青年》杂志的创立、发展、壮大为贯穿线，全景式再现了1915年《青年杂志》创立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这6年间波澜壮阔的历史，呈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三件大事，塑造了一批形神兼备的五四时期第一代知识分子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群像，以“政治—文化—政治”宏大叙事诠释了“觉悟”时代的思想激荡、文化变革和政党新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然性。

一、“政治—文化”宏大叙事：文化转向

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失利于西方的坚船利炮以来，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中国虎狼环伺的危难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近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教民今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1]，也从未停止过寻找救国路径的思考和实践。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师夷长技等技术器物方面的奋起直追，到君主立宪、共和民主等政治制度的改良和确立，都是对危难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出路的思考和实践。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经济危机，并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共和失败、“洪宪帝制”给本就摇摇欲坠的国家雪上加霜。此时的中国，内外交困，民不聊生，如同鲁迅笔下的铁笼子，闷得人们喘不过气来。这就促使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以更加决绝的姿态与旧制度、旧政治、旧思想决裂。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回顾了我国自明朝中叶以来中西文化的六次冲突，重点讲述了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在西方侵扰下在技术器物、政治制度等方面向西方学习之举措及后果，尤其是辛亥革命后，“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我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因此，陈独秀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今兹之役，可谓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2]，开始文化转向。

《觉醒年代》从袁世凯政府和日本秘密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开始，将人们的视线和思绪拉至1915年黑暗的社会和政治环境。陈独秀曾追随孙中山做过革命党，在日本和蔡元培试制炸药，以激进的暗杀方式投入革命。尽管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在政治制度方面仿效西方建立了当时最先进的民主共和政体，然而接踵而至的“洪宪帝制”打破了人们对共和制度能够救国的幻想。由于对政治的极度失望，陈独秀转向对伦理礼教的思索和批判，创办《青年杂志》，认定应该从伦理、礼教、专制、文化入手，以觉醒个体、唤醒社会（第1—3集）。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到《甲寅》杂志任职的途中，目睹工人葛树贵的孩子病危而无钱就医，葛妻出于无奈当街跪求路人，葛树贵自尊自爱而无法自救（第4集）。这些无一不刺激着关心时局和庶民的李大钊。相较于剧中陈独秀的指点江山、高谈阔论、名士做派，李大钊从一开始就将目光投向了大地和庶民，他注重考察社会状况，体察民间疾苦，以清醒的头脑体认社会痼疾，以博大的胸襟同情庶民。正是李大钊的目光让观众对当时广大农村、工厂的情形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鲁迅出场时愚昧的人们哄抢“人血馒头”的场景（第8集），充分呈现了當时民众的麻木。面临千年之变局，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选择了新文化运动，以唤醒社会、觉醒个人，再造新民。

《觉醒年代》呈现的新文化运动在叙事上有两个特点：其一，在一定程度上对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删繁就简。用影视呈现一场浩大而繁复的思想文化运动，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难度。该剧呈现新文化运动时，将激进派和保守派二者之间的对立作为推进剧情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张力，将历史和事件主要集中于北京大学，以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统领新旧冲突。事实上，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异常复杂的思想运动，除了激进派和保守派，还有很多持不同观点的流派和社团，比如说自由主义派等。在报刊异常发达、思想尤为活跃的五四前后，除了《新青年》《每周评论》，还有很多有同等影响力的报刊，比如《甲寅》《东方杂志》及四大报纸副刊等。该剧将镜头集中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重点呈现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思想冲突，便于造成激进与保守、新与旧这种截然对立的矛盾和冲突，形成张力好看的故事情节，适宜电视剧这种大众传媒，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些许遗憾;其二，该剧以“目的的同一性”统摄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旧两派。汪晖参照恩斯特·卡西尔对欧洲启蒙思想方法论的同一性的表述，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预设了共同的敌人和对象（比如礼教和专制政治），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似的情感方向和价值取向”，称之为“态度的同一性”[3]。尽管如陈独秀所言，新旧思潮之间有大激战，但新旧思潮同时面临日益严重的外侮危机，面临政治黑暗、经济落后、思想万马齐喑的社会状况，这就使得新文化运动中的人们拥有同样的困境，也预设同样的敌人，尤其怀有同样的目的。于是，在“目的的同一性”的统摄下，该剧的新旧两派尽管存在激烈的学术分歧、思想交锋、文化争鸣、路径选择，但是这种分歧、交锋、争鸣、选择只局限在学术、思想、文化的范畴内。因此，尽管辜鸿铭不同意陈独秀、胡适等人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及其他举措，反对胡适当选北京大学评议委员会委员，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抨击辜鸿铭拥护张勋复辟，双方可谓针锋相对，但是当北京大学解聘不称职英籍教员克德莱而与英国大使馆谈判的时候，双方成立了教授团，能够携手一致对外（第13集）。激进派内部由于各自的信仰和选择也产生了分化和分歧，信奉实验主义的胡适期望通过杜威访华，在中国掀起一股实验主义的旋风，他认为“实验主义对中国太有用了，中国想要强大起来，就一定要全盘向美国学习”。李大钊当即毫不客气地指出中美两国国情不一样，实验主义并不适合中国（第25集）。胡适也质问李大钊和陈独秀：“你们说社会主义它能救中国，那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德国不搞社会主义，俄国革命才多少年，你们凭什么断定它能适合中国？”（第43集）。尽管三人分道扬镳了，还是相互叮嘱“前路坎坷，小心脚下”（第34集），君子和而不同。在百年之后的观众看来，不管新旧哪一派，都具有某一方面的闪光点，都是一个个值得尊重的人，这些学术分歧、思想交锋、文化争鸣、路径选择都属于百家争鸣的范畴，同属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一部分。《觉醒年代》呈现的新文化运动成为一种方法和路径，一种能够抵达挽国之颓势的方法和路径，我们站在路径的这头回首，更多的是缅怀先辈，感念情怀，承续文化。

《觉醒年代》第1—23集展现新文化运动，占据该剧的较大篇幅，光影呈现了陈独秀等启蒙一代由政治到文化的转向。在“政治—文化”宏大叙事中，“政治”更多是社会背景、底色，通过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秘密签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张勋复辟、北洋军阀内斗等勾勒出或凝重，或屈辱，或荒唐的画面，以背面傅粉的方法衬托出文化转向的必然、新旧冲突的激烈和艰难求索的伟大。

二、“文化—政治”宏大叙事：政党新生

《觉醒年代》第24—37集呈现五四运动，第38—43集陈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两件大事和第1—23集新文化运动环环相扣，从文化变革到政党新生的宏大叙事震撼人心。新文化运动虽然局限在校园和文化圈，未能在更大范围内唤醒民众，但是它鼓舞、激励、培养了青年，这些被唤醒的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骨干力量，更把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从北京推向全国，从文化圈普及到普通民众，从“新”青年到“新”民。

在新文化运动中，以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周恩来、郭心刚、赵世炎、柳眉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成为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接受者和实践者。《觉醒年代》第16—17集，青年学生把《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复王敬轩书》排成了活报剧，在校园、街道公开演出，传播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引发轰动。毛泽东广交天下朋友，开阔视野，注重实践，是湖南新民学会的骨干，深入农村和工厂调查研究，虚心求学求教，了解底层人民情况，为救民于水火上下求索。陈延年、陈乔年兄弟组织工读互助社，开办俭洁食堂，试验无政府主义。

在新文化運动中受到思想激荡和精神洗礼的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主体，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五四”青年精神。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杂志接连受到林纾非难，蔡元培和陈独秀受到张长礼、易夔龙等议员的弹劾和驱逐，遭遇最大危机。国会质询会上，在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人的抗议斗争下，新文化运动取得了胜利，《新青年》杂志脱离北京大学，走向更加广阔的社会和群情激昂的青年（第23—24集）。紧接着镜头一转，转到了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两项提案均被驳回，由弱国外交引发的政治形势直转急下。外交窘迫、国人关切，镜头在北洋政府外交部、各社会团体和学生群体之间来回切换，营造了紧张的政治和群情氛围。启蒙的先行者陈独秀等人出于对政治的失望，为觉悟国人，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和旧文化、旧道德、旧文学等划清界限，以唤醒国人、塑造新人;而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青年，在面临外敌无端霸占山东、国将不国的严峻政治形势下，成为抵制日本威胁和呼吁拒签巴黎和约的主体，更成为践行新文化运动的实践者。在国家存亡绝续的危急时刻，迅速联合和行动起来，于1919年5月4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通电、动员各省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在爱国学生的感召和动员下，五四运动逐渐由学生群体扩展到社会各阶层、由北京蔓延到全国。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青年从思想走向实践，并形成了独特的“五四”青年精神：爱国、担当、勇于牺牲。也可以说，青年的成长、实践和牺牲是该剧宏大叙事的一条副线。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青年也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道路，勇敢地追寻远大的理想，为自己的信仰鼓与呼，甚至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到底是承续还是断裂，是一个“五四”还是两个“五四”，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五四”是说不尽的，也被称为“不断重临的起点”[4]。汪晖认为：“‘五四文化运动的根本特征，是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转化，渗透和变奏……‘文化承担着双重任务，即一方面在社会的基础上创造和培育新的政治主体，另一方面通过内在于国家和政党的运动促成政治的生成、造化与改易。”[5] 五四运动显示了青年群体的实践和力量，这是自洋务运动以来新式教育的作用和成果，“1904年，学堂总数为 4222所，学生总数为92169 人;1907年，学校总数达 37888所，学生总数为1024988人”[6]，也是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和精神领域除旧布新的结果。五四运动的发生，直接诱因是巴黎和会《凡尔赛条约》对中国权益的伤害，更深层的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中国每况愈下的社会经济外交状况。自中国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以来，他们构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西方形象，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从器物技术到政治体制逐渐深入向西方学习，但是随着认识和考察的深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西方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完美形象，开启了对西方制度的反思。一战的结束导致了世界政治格局的重组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仅不能维护自身的权益，还要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的不公平待遇让寄希望于威尔逊“十四点和平原则”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彻底清醒过来，更加清楚地看清了北洋政府的本质和积贫积弱的国家地位。而早在1917年就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改变了世界的一元格局，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可行性和建立新型国家的可能性。这些觉悟、觉醒促进了新政党和团体的成立，也促使原有的政治团体作出调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孙中山提出新三民主义，并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定为三大基本政策，1926年国民党发动北伐战争讨伐北洋军阀。

《觉醒年代》详细呈现了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启蒙一代和以毛泽东、陈延年为代表的青年由文化到政治的思想觉悟转变。如果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启发了一代青年，那么五四运动和国内外形势则同时觉悟了启蒙者和青年。陈独秀和李大钊直接领导、支持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散发传单，以实际行动和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对抗，他们从思想启蒙进入了社会运动的实践。陈独秀被关进监牢，在监牢中他下定了社会革命（政治）的决心，发出了“让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问题”的呐喊，从支持青年学生斗争到发展底层工农群体的力量（第35集）。剧中李大钊一直深入工人群体，他号召工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支援学生运动，在实践中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出逃上海，和李大钊一起坐在颠簸的马车上讨论救国路径。在乌云密布的天穹下，他们走过一路荒芜，亲眼看到遍地的饿殍和乞丐，深切感受到国之贫弱和民之多艰，也更加坚定了投入社会革命和建党的决心。猎猎大风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为了“中华民富国强”（第40集）。“‘五四运动被称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7] 这是作为“五四”亲历者的毛泽东的论断，也是《觉醒年代》所呈现“政治—文化—政治”宏大叙事的脉络和依据。

三、宏大叙事方法论：意象和隐喻

电视剧《觉醒年代》之所以能打动亿万观众的心弦，是因为它精准地抓住了“五四”背景下人们面对同一个衰败的国家，面临同样的外敌和内忧，心怀同样的忧慮和希冀。这种困境的“同一性”，具体表现为人与社会的矛盾和张力。人与社会的矛盾和张力是《觉醒年代》“政治—文化—政治”宏大叙事的基本方法和动力，其镜头语言充满隐喻和诗意，为该剧平添了几分人文关怀。

《觉醒年代》为反映重大历史变迁和重要历史事件的主旋律献礼剧，在细致刻画辛亥革命后社会百态和世相上用力甚巨，以建筑、街头、小巷、校园、乡村、戏院等准确传达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风俗人情，以恰当的隐喻和意象深刻再现当时的社会境况。该剧通过人血馒头、泥泞和车辙的隐喻，巧妙地呈现了一个破败不堪、贫富不均、落后蒙昧、亟须启蒙和救治的旧社会。剧中鲁迅出场的时候，街头的嘈杂，民众的蒙昧和被人哄抢的人血馒头，清晰地呈现了一个沉闷而蒙昧的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清醒如鲁迅对时政乱局的失望，对旧中国铁屋子式的沉闷和无望的敏锐察觉跃然屏上。剧中的大街小巷总是坎坷不平，在雨雪天气时总是泥泞不堪，更引人注目的是泥泞道路上两道深深的车辙，它是旧中国千年来礼教和专制的象征和隐喻。剧中陈独秀的居所箭杆胡同也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每每下雨，便会泥泞难行。陈独秀、胡适等曾经在泥泞中铺设砖头方便长者蔡元培通过;陈独秀、李大钊也曾在泥泞中铺设砖头让醉酒的胡适踏过;陈独秀和李大钊在雨中缓缓而行，讨论社会革命的实践方向，随着镜头逐渐拉远，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坎坷不平的泥泞道路，以及道路上充满污水的两道车辙。历史的车辙深深地印在了大地上，也深深地印在了民众的心上，欲改辙易途，何其艰难。

《觉醒年代》反复出现的风沙雨雪等自然意象既是当时社会大环境的隐喻，也是当时沉重文化氛围的象征。辫子军在北京横行，漫天风沙中李大钊站在街头演讲，鼓动往来群众反对张勋复辟;陈独秀从日本归国，在滂沱大雨中他抱起了女儿，创办起鼓吹新文化刊物《青年杂志》;在疾风骤雨中青年毛泽东携带一卷《新青年》杂志在长沙街头奔跑，映入他眼帘的是马队横行、乞丐横卧、金鱼游动、鸡鸭扑腾、插着草标的孩子委屈痛哭、富家少爷在黄包车里大口大口吃着三明治等景象，而他飞快的脚步荡开了污水;在漫天风雪中，蔡元培三顾陈独秀旅所，邀请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助力北京大学教育革新;漫天飞雪中，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在陶然亭痛饮花雕，作为同人为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又不失文人的雅致和诗意……作为自然景象的风沙雨雪成为宏大叙事的底色，也成为风雨如磐的社会的隐喻。风雨如晦，风云激荡，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社会变革由此拉开了大幕。

《觉醒年代》中的动物意象，如骆驼、蚂蚁、大公鸡、螳螂、鸽子、兔子、青蛙、猫、鸭、鹅等，为电视剧增添生活气息，深刻传达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张力。当温顺的骆驼缓缓走过弥漫着黄沙的老北京街头，再现了旧中国的景象。这只温顺的骆驼令人联想到温顺和懦弱的国人，他们像骆驼一样，存在着温顺和懦弱等精神上的缺陷，同样潜藏着坚韧和磅礴的力量;陈独秀在上海震旦学院发表演讲，宣传办刊理念，以期唤醒国人的政治和伦理觉悟时，一只蚂蚁沿着话筒爬上爬下，这象征着启蒙先行者在觉悟和启蒙的道路上的上下求索;李大钊为躲避张勋军队的抓捕，南下深入考察中国社会，途中看到迎亲队伍中哭泣的年幼新娘和佩戴礼花的大公鸡，这只替代新郎角色的大公鸡成为封建礼教的象征，不仅震撼了李大钊，还震撼着观众;陈独秀在监狱中看到一只螳螂，陷入了沉思，或许他看到的螳螂就是他自己，当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为了挽救国家，即使螳臂当车又何惧焉？在国家危难时，就是这些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先行者，成为了支撑民族的脊梁。

《觉醒年代》的满屏弹幕，传达了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对该剧的认同和共鸣。“五四”是说不尽的，《觉醒年代》将复数的、抽象的历史和事件以一种“政治—文化—政治”宏大叙事具体形象地呈现出来，契合当代人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想象。

（作者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

注释：

[1] 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3页。

[2]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见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2—204页。

[3] 汪晖：《再谈“五四”：以文化运动为方法》，《东方学刊》，2019年，第1期。

[4] 罗岗：《“五四”：不断重临的起点——重识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5] 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6] 李宗刚著：《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40页。

[7] 毛泽东著：《“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5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