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刘震孙《文章正印》考述

2021-11-07吴学敏慈波

新世纪图书馆 2021年9期

关键词：科举

吴学敏慈波

摘要南宋刘震孙《新编诸儒批点古今文章正印》（或简称《文章正印》）推尊理学家之文，是理宗朝以来理学介入科举、评点古文选本盛行背景下产生的汇评选本。作为仅存的宋刻孤本，《文章正印》汇辑当时流行选本评语，对评点学、文章学、科举学等有重要参考价值。考证刘震孙的生平行实、《文章正印》的成书时间及宋版源流，对选文与评点价值予以评介，并深入阐发其包融文理的文章学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刘震孙《文章正印》科举汇评选本

分类号 I207.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1.09.012

Abstract Liu Zhensuns The Orthodox Article Annotated by Confucianists （The Orthodox Artical） promotes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uthern-Song， which is a variorum collection anthology producted by Neo-Confucianism influences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anthology published quickly since the Lizong Dynasty. As the only surviving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Song dynasty， The Orthodox Artical collects comments of popular anthology at that time， thus having considerable value in the studying of criticism， article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have a good knowledge of Liu Zhensun， the writing tim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Orthodox Article， evaluating the value of article and comments， and expounding the literary theory.

Keywords Liu Zhensun. The Orthodox Article. Imperial examination. Variorum collection anthology.

福建麻沙刘震孙选编汇评的《新编诸儒批点古今文章正印》搜集古今之文，上溯秦汉，下迄南宋，录选121家、627篇文章①。作为仅存的宋刻孤本，其汇集当时流行选本的评语，保留了大量古文评点真实、鲜活的情况，是考察南宋古文选本流传、接受的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对研究宋代选本价值尤大。但历来书目著录较少，版本罕觏，致使学界对此书尚无系统研究。

此书由宋末福建麻沙刘震孙选编，饶州州学教授廖起山校订，二人于咸淳九年（1273年）分别执笔前后序。元明时期无目录书籍记载，清代见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尔后不知何时流落民间。辗转入沈氏研易楼，1979年为沈仲涛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即目前仅有的存世宋本。此书装帧精美，并附前后序言，品相极好。本文即以此刊本为据，对《文章正印》的作者生平、成书时间等基本文献问题逐一梳理，发掘其在选本与评点上的价值与意义。又以科举视阈出发探讨其兼具文学与理学的文章学思想，以期引起学界对此书的关注。

1 刘震孙生平与《文章正印》成书

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记载：“震孙，字东叟，号梅石，列位通直郎、签书武安军节度判官厅公事。” [1]生卒年及其它事迹似乎并无可考。但我们根据《宋季三朝政要》《麻沙刘氏族谱》《建州刘氏三族忠贤传》等史料记载，对刘震孙生平事迹及《文章正印》成书背景有进一步发现。

《建州刘氏三族忠贤传》是一部记载由陕入闽的唐少府监开国公刘翱兄弟三族中名儒、名宦、忠臣的家谱，其中收录了一篇刘震孙小传①，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兹转录如下：

公讳震（孙），字君（东）叟，号梅石，开国公利房十四世孙，忠烈公纯之孙，荫通直大夫，官福建总管，签书武安军节度判官。度宗咸淳六年（1270年）庚午八月，诏贾似道一月一日朝，似道称疾求去，以要君日肆淫乐，以（与）群妾斗蟋蟀。又令陈振、谭玉、赵与柟等广权奇器异宝。闻余玠有玉带，已殉葬矣，发冢取之。公有玉钩桶，不献，以得罪罢去。其凛匕（凛）丰裁，不附权势，有乃祖风。遂避乱建宁府城。潜养梅严山中，别号梅石山人。编有《文章正印》行于世。

由上可見，刘震孙为忠烈之后，因荫入仕。在政治上与贾似道不合，因忤罢官后居乡著书。关于得罪罢官这件事，亦见《宋季三朝政要》咸淳辛未年（1271年）条记载，“令陈振、谭玉、赵与柟等广收奇器异宝。闻余玠有玉带，发冢取之。刘震孙有玉钩桶，本安丙家物，不献，罢去。”[2]文字与家谱所记大略相同。

另据家谱记载，刘震孙系建州刘氏西族北派利房一脉。刘氏利房家传理学，为建安精忠望族，忠孝、节义、道德、文章兼而有之。刘震孙曾祖刘崇之进士及第，号瑞樟先生，“尝从朱晦翁讲学于瑞樟书院，尽得濂洛之传”[3]。其祖刘纯殁于王事，加谥义庄，列刘氏“五忠”之一。无怪乎小传谓其不趋炎附势，有祖先之风。

关于刘震孙的为人及为文，其明代族侄孙刘襄撰有《宋通直大夫震公像》，赞曰“忠贞天植，奕世荣昌，登宋末运，表卒一方，不阿权要，不坠刚强，立朝节义，载道文章”。可见刘震孙生于世代显赫的刘氏家族，为人刚果坚毅，文章讲究载道。其退隐潜养梅严山后，建梅严忠贤祠②，与乡邦名士往来论道，在宋季建安士风的树立及引领上颇有影响。

至于刘震孙的生卒年，尽管家谱与小传中没有详细地交代，但我们可略作推算。根据其祖父忠烈公刘纯生卒年，“生于宋光宗绍熙五年甲寅（1194年）九月十八日，卒于宋理宗庚寅（1230年）十月二十五日”[4]，可推测刘震孙大约生于1220年后。又据《建阳县志》及《麻沙刘忠烈侯庙碑记》载：“（刘纯）子一人嗣忠，以侯死而得荫补。不十岁，而母与妻子俱殁，惟二孙震孙、籲孙无恙，而震孙以遗泽嗣之。”[5]64则刘纯死后约十年，刘震孙承嗣官职，可推测其初入仕途为1240年左右。《文章正印》附刘震孙自序，前序时间落款为“咸淳九年癸酉（1273年）诏岁正望日”，得知刘震孙在咸淳末年仍在世，之后罢官潜养梅严山，卒岁未明，葬于麻沙水南上巷村睡牛冈[5]。可知刘震孙历经理宗、度宗时代，是南宋晚期文人。

而《文章正印》的成书时间下限，我们从刘震孙和廖起山的前后序中不难得知。要之，此书在咸淳九年（1273年）前已完成。此外笔者在考证过程中，发现《文章正印》与南宋另一部古文选本《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或简称《古文集成》）[6]在文体分类和选目收录上重合率甚高，乃至评语标注，一圈一点，靡有不同。又据《吴文正公年谱》载理宗景定二年（1261年）“时麻沙新刻《古文集成》”[7]，可知《古文集成》于1261年已刊布于世，从时间上则可进一步推测刘震孙选编时借鉴了《古文集成》。那么，便足以推测《文章正印》大略成书于13世纪60到70年代。所以我们不妨认为，《文章正印》是刘震孙多年搜集古今文章，在咸淳年间罢官、退居乡里时完稿的。尽管当时古文选本传世者甚多，但刘震孙认为它们并非载道之文。出于供学子借鉴以达科举及第的目的，刘氏甄选古今之文。大略言之，《文章正印》是继《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正宗》等选本后，一部备载诸儒批点、推崇理学的汇评古文选本。

2 孤本传世与宋版源流

《宋人总集叙录》云此书“世间孤本，有如‘天马行空”[8]。以笔者管见所及，现存《文章正印》并没有复杂的版本系统，仅有宋刻本存世。关于其在历朝的流变，笔者根据已有资料，略作演绎推测。

现存宋版《文章正印》附1273年前后序言，《建州刘氏三族忠贤传》附后序。我们将两者互勘可以发现，现存宋版后序并非廖起山完稿，存在缩改现象。其一，文字大幅删减。“杨雄氏曰：适文王者为正道，非文王者为他道。盖文至文王而后盛。文之所在，道之所在也。观文不在兹之言，则文王之后得其正印者，夫子一人而已。故赞《周易》、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而传之于颜曾思孟，斯文赖以不泯。是以秦汉以降，文虽屡变，而其体制终归于正。则斯文之印在天下”，此段宋刻本未录，原因不详。其二，书名及体例安排差异。据家谱所载廖起山序言，“类为上中下三集，名之曰文章正印”，而现存宋刻本冠以“新编诸儒批点古今文章正印”，则是书商以全面及丰富为贩卖噱头。又将“上中下”三集分为“前后续别”四集，此种命名方法亦常见于晚宋选本。可见，《文章正印》在南宋曾刊布于世。至于未有元明目录书目记载，笔者猜测，造成《文章正印》传世刊本不多的原因，大概是宋元交际时此书或厄于水火，或毁于战争。

目前所见最早著录该书的是明景泰年间（1450—1457年）的《景泰建阳县志》：“《文章正印》八十卷，宋刘震孙编（缺）”。此后四十年左右，《文章正印》曾流入朝鲜。

（成宗二十一年，1490年2月丁酉）下诸道观察使曰：“东莱《历代史详节》、陆贾《新语》《楚汉春秋》《唐臣奏议》《魏略》《陈后山集》《韦苏州集》《司马温公集》《司马先生家苑》《太平御览》《山海经》《唐鉴》、《管子》《文苑英华》《文章正印》等册，广求道内民间上送。”[9]

嘉靖年间（1522—1566）的《嘉靖建阳县志》或延续景泰县志说法，仍以“《文章正印》”四字同样存以备目。到了清嘉庆二年（1797年）的官修目录《天禄琳琅书目后编》，首次介绍了《文章正印》的基本信息，包括选编者和体例。

《古今文章正印》，四函，十六册，宋刘震孙撰。震孙，字东叟，号梅石，列位通直郎、签书武安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书分四集，前集十八卷，分书、记二门;后集十八卷，分序、说二门;续集二十卷，分论、铭、箴三门;别集二十卷，分传、赞、颂、碑、图、解、辨、原、辞九门。前有咸淳九年（1273年）震孙自序，后有廖起山序。起山，字伯高，号习庵，结卫迪功郎、饶州州学教授，与震孙同辑是书者也。[1]560

1926—1929年，陶湘主持图书编订工作时，此书仍在故宫殿版书中。所著《书目丛刊》记载“宋版《古今文章正印》七十六卷”。不知何时何因，《文章正印》流落民间，至沈仲涛之手。1979年，沈氏研易楼将宋元明珍本悉数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包括《文章正印》，此书被该院所编《善本旧籍总目》收录。198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整理《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邀请日本版本家阿部隆一鉴别沈氏赠书，撰写《沈氏研易楼捐赠宋元版本志》。阿部隆一详细介绍了版本信息[10]，兹节录其版本文字如下：

左右双边（14.9×9.7公分）有界十三行，行廿四字。注小字双行。附刻圈点、傍线。版心线黑口双黑鱼尾。恒贞征桓完构购沟讲慎敦诸字概皆阙笔，郭、廓等寜宗以下之名不讳。前集卷十六第五、六页，别集卷三第三页补写。别集卷末有墨书“戊子岁阳月日置”之识语。有“五福/五代/堂宝”“八征寿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继鉴”“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之印。

3 力求集成：选文与评点阐发

《文章正印》为宋刻汇评古文选本，取材广泛，兼顾古今。此书起自秦汉，终于南宋，搜讨编录书、记、序、说等16门600余篇文章，尤其是南宋作品占了绝大多数，并辑入当时不少流行选本评语。《文章正印》综罗文献之功尤大，为学者考察南宋选本与评点提供了最鲜活的數据①，兼具珍贵的文物与文献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发掘其选文与评点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刘震孙解释了此书的命名由来，并为其选编工作确定了基本方针。“文以正印名，岂非以其骈花俪叶，雕琢之巧欤？抑取其嘲风咏月、摹刻之工欤？吁，文则文矣，非印之正，然则印之正者，何在自十六字之正印不传有。”从题目上来看，刘氏认为文章当以传播正印为宗旨。因此他在文以明道、以道衡文的标准下将古今之文选择类聚，纂辑成书。

其次，围绕这一标准，刘震孙搜罗了大量相关材料。据笔者检视，初步可确定《文章正印》成书来源包括宋代各类评点选本、唐宋类书、唐宋总集、宋人别集等。第一，征引评点专著主要来自《古文关键》《崇古文诀》《古文标准》等南宋前期古文选本。其中《文章正印》引用频次最高的为楼昉《崇古文诀》，收录其84篇评语。此外，另有署名郎学士、槐城、松斋、休斋等人的评点。这些评点的辑录构成《文章正印》汇评集注古文选本的最大特色。第二，至于类书的话，刘氏应借鉴了当时流行的祝穆《事文类聚》，在“箴”“颂”“赞”类上采摭颇多。第三，《宋文鉴》《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作为宋代文学总集得到刘氏的青睐，在文学性文章的选录上为其提供了颇多材料。如《文章正印》“碑”类凡7篇，与《五百家播芳大全》重合3篇，分别为《君子乡》《寿域碑》《陵母碑》;而理学文章则主要来自熊杰的《性理群书句解》。第四，《文章正印》还载录了许多不见它集的文章，如陈耆卿《移梅记》、胡铨《砚冈文集序》、王子俊《尹直卿三子名序》等。笔者大胆揣测，这些篇目当源于作家别集。更有明证如《文章正印》收曾丰《六经论序》《高元之变骚后序》，及存目而正文不录的《庆长兄易集议序》3篇，目前仅见于曾丰的《缘督集》。这也反映出《文章正印》因具有宋人选宋文的性质，而显示出重大的文献独存价值。诚如四库馆臣所说“当日名流，其集不传于今者，如马存、程大昌、陈谦、方恬、郑景望诸人，亦颇赖以存。所列诸评，如槐城、松斋、敩斋、郎学士、《戴溪笔议》《东塾燕谈》之类，今亦罕见其书。且有未知名者。宋人选本，传世者稀，录而存之，亦足以资循览也。”[11]

最后，刘震孙大致遵循以类、时、理层层序次的体例进行编排。从全书的文体分类上看，刘氏将文章分为书、记、序、说等十六门;从各体内部编排次序上看，《文章正印》在各类下按照时代先后将作品排序。前、后、续、别每类下大致以韩柳为首，又以时依次选入欧阳修、苏东坡等唐宋作品;从各体选文的分布比例上看，刘氏选文以理为宗，收录理学家与近理者文章较多，在理学上发明更深。如在“序”“说”类下专辟两卷，标注“性理”以明读者。

关于选本的评点，刘震孙突出此为《文章正印》超越一般科举用书的最大特色：古今备载、批点齐全。《文章正印》的评点方式不再是个人式的独抒己见，而是汇集多家的评点辑要。部分选文备载前人评点，且各个评点者或从不同的角度剖析文章，或在文中不同的地方发表见解。编选者将这些观点汇集一处，有利于举子汲取众家意见。从多方面揣摩文章，不仅节省了举子搜寻数据的时间，也有利于写作技巧的提高。

《文章正印》的评点根据具体位置不同可分为总评和夹评。总评分析主脑，片言居要;夹评条分缕析，具体而微。总评于标题之下另起一行，以墨围阴刻提示批点者，如“迂斋批”“西山批”，再以单行或双行注文总评内容。在备列诸家评点的情况下，刘氏或另起一行以小圆加注文提示“全篇依某某批注”。如若无提示依某家批语，则文中批语应来自有评点专著的一家。此种情况侯体健先生在考论《古文集成》体例时已详细析分。

为了更加清楚地认识《文章正印》的汇评体例，兹引总评一则，以作阐释，如《战国策目录序》总评引吕祖谦和楼昉评论，移录如下：

东莱云：此篇节奏从容和缓，且有条理。又藏锋不露，初读若太羹元酒，当仔细味之。若他练字好，过换处不觉，其间又有深意存。

迂斋批：议论正，关键密，质而不俚。太史公之流亚也。咀嚼愈有味。

吕祖谦肯定曾巩作文蕴势及练字的技法，属于形式层面;楼昉则着眼立论正大精切，属于内容层面。

文中批点亦是详核赅备。原本只是个人批注，汇评选本则将多人批注汇集在文中，使文本批点遍地生花。夹批根据引用人数亦可分为两种。一是只列一个人的批语，二是分列多人评语，这种情况下会在文中以“吕曰”“楼曰”等明示出处。如“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句，吕曰：“说出骨髓”，楼曰：“‘一切与‘不苟相反”。吕取其文意，楼发明文字。

以上来看，选文集古今，评点含众家，刘震孙自称“是编工遡乎古，近采诸子，凡诸儒之著述，前辈之批点，莫不具备”的集大成性质也就不难理解了。

4 会通文理：文学与性理并举

与《古文关键》“取韩、柳、欧、苏、曾诸家文，标抹注释，以教初学”[12]，《崇古文诀》“掇取菁华，以惠四明学者”[13]编纂目的相同的是，《文章正印》也怀有“绍考亭之统，而天下后世之士，咸得以模其印”指导后学的动机，只不过在学术思想上明显倾向理学。

某种程度上来说，学术思想的嬗变是历朝统治者政策转变的反映。官学所向，左右学风。理宗朝“终始崇奖周、程、张、朱义理之学”[2]315，必然将科举也导向侧重性理之学，即如周密所记，“而士子场屋之文，必须引用以为文，则可以擢巍科，为名士。”[14]更有甚者，以性理之文闻名场屋者，其文得到士子的普遍追捧，引起科场之文整体面貌的改变，如“淳佑甲辰（1244年），徐霖以《书》学魁南省，全尚性理，时竞趋之，即可以钓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书》《东西铭》《太极图》《通书》《语录》不复道矣。”[14]65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科举用书——古文选本《文章正印》，则毫无疑问地彰显了理学的品格。这里我们将具体探讨《文章正印》的性质与特点。

其一，从性质上来说，《文章正印》是一部为科举服务的考试用书。刘震孙以科举金印作为吸引潜在购书者的噱头，这一点与其他古文选本的销售手段并无差异。“累累之印垂金，腰间之印如斗，皆自此正印中来”，他在前序中明确提出此书为科举而设，借鉴此书则“胸中洞融、笔下霶霈”，至“擢棘闱，冠兰省，魁枫陛”也指日可待。在科举觀的驱动下，《文章正印》所选之人，亦多蜚声太学;所录之文，批点俱全，各有侧重，备科考之用。

仅以选录之人而论，《文章正印》载录秦汉以来121家文章，而以宋人为主。尤其是收录颇多南宋浙东诸儒著作，如吕祖谦、叶适、陈谦、陈耆卿等，众所周知浙东名儒素以科举见称。其余人物也多为登科之士，如礼部试第一的方恬，少年即扬名太学的罗畸，名擅场屋的陈傅良等。

从选文上来说，将义理载入科举应试之文，是理宗朝以来文章选本的一大特色，如常挺《诸儒性理文锦》、林駉《古今源流至论》、佚名《十先生奥论》，均是理学进入考试场域的体现。刘震孙也顺应这一趋势，选入大量义理之文。不惟如此，刘氏突出他的选本“凡诸儒之著述、前辈之批点，莫不具备”，在选文和评点上具有更加全面与精准的优势。汇集评注的批点形式，在破题与讲题方面为举子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其二，从选本特色上来说，《文章正印》的理学色彩颇为浓厚。不过，虽然是理学家选理学之文，《文章正印》却展示了与一般理学选本不同的一面。此书不唯专收性理之文，而能甄选颇多唐宋大家之文，兼具文学与理学的品格。如果我们再仔细阅读的话，就会发现《文章正印》所选文学作品，几乎篇篇有评有点，相反的是理学作品却鲜有点评。刘氏引文学作品入理学选本的目的，实际上是将文学评点与理学之文两者结合起来，希望学子能借鉴文学评点，用恰当的写作技巧来阐明义理。归根结底仍然是为宣传理学服务。不过，这也正体现了刘震孙为平衡文与理所作的努力。

此外，作为理学家选本的《文章正印》似乎有超越其他古文选本更大的企图心。这主要体现在它的编纂动机与选文范围两点上。其一，王阳明评论《文章轨范》编纂目的时曾说“盖古文之奥不止于是，是独为举业者设耳”[15]，实际上古文选本仅为编者启蒙举子或揭示作文门径的科举教材，“原非有意采辑成书，以传久远”[16]。而此书却被冠以“古今文章正印”之名，声称 “必有能传千古之印”。刘震孙甚至期望后世学者能够继续钻研学习，赋予此书传之后代的文化使命。刘氏欲有成一代之书的学术理想不难看出。其二，南宋前期流行的古文选本尚文学，以选八大家之文为主;后期选本重理学，以收理学家之文居多。而《文章正印》包揽秦汉至南宋的古今之文，涵盖文学与理学的文章。可见借力科举与理学作用下的《文章正印》，在主观意愿上有超出一般选本、欲以集大成的意义。刘震孙实有编选一部综汇文理古文选本之心。

其三，从文章学思想上来说，《文章正印》具有一以贯之的文道观。但限于其为汇集评点，而非发抒己见的个人评点选本，其选文与评点出自不同作者之手，从评点层面上直接讨论其文章学思想较困难。不过，刘震孙出身于理学名家，“其于朱子之道，盖闻而知之者”，所作前序及选文方面均流露出《文章正印》是在刘氏自觉的文道观下选编而成的。

在刘震孙的文章学思想中，文指的是文章，道指的是义理，而文是为道服务的。他通过严谨的论述在前序中确定了文与道的关系。首先，他否认一味追求骈俪辞藻与刻意求工的文章，“犹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那么，要创作怎样的文章呢？他紧接着确认了道是衡量文章的标准，即序中所言“文以正印名”“文乎其贵乎，有正印也”。最后，他确定了正印的内涵，正如其解释，“文则文矣，非印之正，然则印之正者，何在自十六字之正印不传有？”言下之意，正印即为《尚书》中的十六字心传。因此，正印與道实质上并无差异。又或者说，道即是正印，文章正印是传承道的文章。通过以上三步，《文章正印》便形成了文以传道的文道观。

与前序讲述文道观不同的是，廖起山后序重点阐释道统观。廖氏在序言中重申道统，追溯理学源头。自韩愈提出儒家传道之系统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后，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明确提出道统一词，并补充谱系，认为“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17]其弟子黄干又补充，“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18]。廖起山认为“文王之后得其正印者，夫子一人而已”，“我朝关洛诸贤，讲明道学，得不传之秘于遗经，及考亭夫子而集厥大成”。与黄干之说并无异同，这一道统谱系实为南宋理学家所公认。道统为朱熹所继承后，廖起山又补充到刘震孙与朱熹时代相接近，深谙朱子所传之道，即序中“梅石刘东叟密迩考亭，而世之先后又如此”“其（刘震孙）于朱子之道，盖闻而知之者也”“绍考亭之统”。可见，廖氏重申道统，并对理学家推崇备至，实质是为了将刘震孙纳入传道谱系中，申诉刘震孙具有传道的合法资格。其传之道即传承朱熹之道，其所著之书是接续朱熹以来的文章正印。

综观刘氏和廖氏的前后序，我们不难发现，廖氏侧重阐述道统，刘氏着重强调文道观。二者配合，一前一后，相得益彰。廖氏为刘氏著作申诉合法权，刘氏向购书者推销其书卖点。现在，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在南宋古文选本众多的情况下，刘震孙仍然对《崇古文诀》《层澜》①一类书不甚满意，批评“有以《层澜》名者，未必皆倒峡障川之文;有以《奥论》名者，未必皆出幽入冥之语;又有以《崇古》名者，未必皆商盘周诰之作。”关键即在它们的选文并非围绕“十六字心印”来爬梳剔抉，所选非性理之文，所传非朱子之道。

总而言之，《文章正印》既阐明作文之要，又推崇儒家之道，是一部兼具功用性与思想性的古文选本。作为南宋古文选本，其在选本学、科举学上的意义仍待深入挖掘;而汇评集注的性质，使其在辑佚与校勘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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