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宁 波 范 月 圆 巴 雪 真

一、引言

耕地作为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资源保障。长期以来，由于“重用轻养”的掠夺式耕作方式，耕地地力慢性减退、生态服务功能变弱等现象日益凸显。保护性耕作技术作为耕地地力提升和农田生态修复的重要手段，对耕地可持续利用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我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引进保护性耕作技术，并陆续出台包括法规、部令在内的百余部政策文件大力推广。截至2018年，我国保护性耕作技术实施面积达到1.24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6.13%，充分彰显了政府主导保护性耕作发展的制度优势。然而，我国保护性耕作发展形势并不乐观，行为主体权责界定不清晰、技术创新动力不足、民众参与度不高等问题层出不穷。作为贯彻保护性耕作发展的重要工具手段，保护性耕作政策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发挥着直接的“指挥棒”作用，如何通过政策设计诱引农业经营主体的采纳行为，推动保护性耕作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应用，将是政府当前和未来工作的重要任务。

回顾学术界对保护性耕作政策的探索历程，相关研究多以保护性耕作技术发展进程为依据，聚焦于技术模式变化历程和相关重点政策的研究①，忽略了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背后的内在逻辑，进而导致对保护性耕作政策重点与价值取向的研究缺失。通过探寻中国保护性耕作政策的变迁进程与逻辑，有效揭示现有政策体系的薄弱之处，并持续调整政策重点，是推动保护性耕作有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