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娜 曹 茹

媒介技术的加持使社会传播生态日益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中国短视频用户持续上涨达8.88亿，占网民整体的87.8%，成为近年用户增幅最快的社交媒体样态。短视频“在‘野蛮生长’中已经悄然事实性内化于信息媒介网络与公众舆论的机理中”[1]，其参与社会文化建构并影响公共舆论走向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体制性主流媒体已不再独占社会舆论动员主体。继而，后真相与非理性语境下，社交媒体的兴盛将影响社会结构稳定、社会舆论健康、抗争事件平息的重要因素聚焦到情感传播。突发公共事件是进行信息整合和舆论引导的重要阵地，短期内公众迫切需要集聚信息、共识、行动来粉碎谣言和对抗恐慌，但事实真相认知是个逐渐明朗的过程，隐匿其间的愤怒、戏谑、悲情、抗争抑或崇高、敬仰、英雄、忘我情感得以恣意穿梭于公众群体，如何调控信息理性和情感流动的正向耦合成为现实问题。

在2020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体在场播报撬动了中国民众“宅家”抗疫的动员框架和劝服逻辑，对疫情防控和社会心理疏导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湖北日报抖音号发布的《同济医生请愿参与治疗“不计报酬，无论生死！”愿平安！》播放量达到3.86亿次，1940多万网友点赞，留言评论59.9万，转发42.8万次，形成既有正能量又有高流量的现象级产品，疫情短视频为研究视觉传播时代社交媒体参与共意性集体行动动员提供了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