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远珍 吴诗晨

媒介治理(Media Governance)脱胎于西方的治理理论，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逐渐成为中国学术话语的高频词，且有传媒治理、治理框架、治理结构、参与治理等多种表述。国家治理与媒介治理的关系，与国家治理理念的变化息息相关，更与信息技术对网络社会的形塑密切相关：当媒介系统开始占据公共领域的中心位置，媒介作为治理主体的作用更加重要。恰如“网络社会”概念的提出者曼纽尔·卡斯特教授所言，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公共领域实现了从围绕政府机构到围绕媒介系统的范围转移。[1]

回溯历史，对媒介角色功能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媒介作为中立性和工具性的中介角色、媒介作为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互动的场域，以及媒介化政治阶段。[2]其中，媒介作为工具性角色，特别是宣传工具，一直成为官方和学界的主流话语。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实行市场经济后，中国的媒介开启了市场化的步伐，较长一段时间里，媒介体系兼具宣传和市场的混合性，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政治的去政治化进程也在不断地催生着新闻领域以市场和商业模式为主导模式[3]，但媒介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和喉舌”始终是主流媒介的底线思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介生态格局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网络社交媒体遵循着市场化逻辑，迅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形成了新型网络媒介生态。与此同时，虚拟网络社会的流动结构，打破了线下现实社会的区隔，使网络媒介治理的危机演变为社会治理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