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灿，黄雨轩，李宇，杨琴

（1.湖南省人居环境学研究基地，湖南 衡阳 421002；2.衡阳师范学院 地理与旅游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3.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55）

我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期，经济后发型城市是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的重要载体，人口、物质的快速流动容易引起大气、水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1-2]，“十三五”期间提出的“环境质量只能变好，不能变差”的总体目标，也让经济后发型城市必须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道路。因此经济后发型城市必须加强对城市生态系统的整体调控。近年来，从学术界到政府部门都十分关注城市生态安全问题，党的“十八大”指出在进行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重要位置，创造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党的“十九大”更是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对三大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坚持和落实可持续发展观，平衡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目前对于城市生态安全研究，国外学者研究起步较早、尺度较大，偏向于对全球或国家生态安全问题的探索[3-9]。国内学者对单个资源要素诸如土地、水资源对生态安全的影响关注较多，且研究对象多为城市化水平较高、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与城市[10-11]。从研究指标体系来看[12-14]，对指标的提取与评价主要采用的框架是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机构提出的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框架，采用较多的有DPSR（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框架，强调导致环境压力与状态变化的驱动作用，使得评价模型驱动力作用更直接、明显[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