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睿

（1.重庆社会科学院 生态环境资源研究所，重庆 400020；2.重庆社会科学院 生态安全与绿色发展研究中心，重庆 400020）

企业或者公众在国家或地区面临灾难时候会涌现出慈善行为，如2008年汶川地震和2020年新冠疫情，全国企业和人民纷纷踊跃向灾区捐赠。目前，我国市场化慈善行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我国公众、企业的捐赠都有所提升[1]。捐赠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的行为[2]。实际上，慈善行为的涵义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不同的理解会带来不同的研究视角，基于研究的可行性、可量化和可操作性，目前很多学者把研究视角聚焦到捐赠行为的捐款数额。

但同时也应清楚地看到，以我国社会特殊国情为背景的政府主导型捐赠行为，更多的还是以企业为主，个人捐赠处于较低的水平，我国慈善事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研究价值[2-5]。因此不可否认，随着慈善业市场化的发展，个人捐款行为的研究已成为更重要的选题[6]。要发挥居民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动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和研究需要更多地着眼于个体，在城市居民层面上对社会参与型捐赠行为进行研究依旧显得格外必要[7]。

近年来，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和实证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得到了各个学科的运用[8]。社会资本对于捐赠行为的影响方面，许中华等聚焦在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发现捐赠行为能够提高企业所位于网络的其他主体对它的信任度，可以提高企业的社会资本丰富程度[9]。胡荣则认为社会资本对农村捐赠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有限，此外社会经济特征比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的捐赠行为解释力度更大[10]。南方则发现居民的捐款行为会受到其个人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这两方面的社会资本对于人们捐款行为都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11]。国内研究虽然给本文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但总体上对社会资本与捐赠行为关系的研究尚且较少，但研究其实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捐赠行为，还处于探索阶段。

基于此，本文以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在明确社会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对中国城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同时控制部分人口经济学、社会经济地位等重要变量，从而研究社会资本对于城市居民捐赠行为的影响。

1 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

前辈学者对捐款行为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是否愿意捐款和捐款数额等方面，部分学者已经开始了对于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Porter等发现，企业的社会捐赠行为应与股东利益目标结合起来，同时捐赠是具有战略性的，能够获取企业的竞争优势[12]。基于企业声誉的观点，Brammer等发现慈善捐赠与企业声誉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能够弥补企业的负面影响[13]。而Dali等对转型期中国私营企业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存在为获得合法性以及政治地位而进行捐赠行为的现象[14]。李兰则发现控股人类型对上市公司慈善捐款行为，非政府控制和政府控制的公司对上市公司的慈善捐款行为具有不同的影响[15]。田利华、程晓东则发现企业可用于慈善项目的捐赠额和企业经营业绩的好坏有直接的决定关系[16]。那么对于个体捐赠行为而言，又有哪些因素影响个体的捐赠行为呢？人口统计学特征与社会经济特征中的年龄、受教育年限、党员身份、收入等因素对个人捐赠行为有显著影响[17-18]，同时社会资本对捐赠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10-11]，这些因素都是本文研究过程中要考虑加入的部分变量。

最初正式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Bourdieu和Richardson，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是资源的集合，包括实际或潜在的社会资源，这些资源与由相互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大多都是制度化的[19]。社会资本理论以Coleman的理论为基础，认为社会资本由很多不同的实体构成，而且实体之间存在两方面的共同点：都来自社会网络结构，并且都使个体的某些活动得到了便利[20]。而学者们普遍认同Putnam的定义，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其实质是以信任为核心、包含公众参与网络及互惠规范的资源集合体，强调由社团社区组织建立起来的公民参与网络和社会信任与互惠规范。后来学者更多的是在此概念上进行具体剖析和适当变形[21]。因此，本文也较为认同Putnam的定义，认为社会资本是在社会信任、公民参与网络、互惠规范三个维度上的社会组织特征，能够通过合作等手段实现社会效益的最优配置。而关于信任的理论中，社会信任可以分为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人际信任是指由规模较小的、相对没有差异化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内的个体之间的信任关系，而制度信任是指现代复杂社会中的个体对现代体制、机制或制度的信任。而在中国的特殊文化语境中，人际信任又可以分为陌生人信任和熟人信任[22]。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重点聚焦公民参与网络、制度信任、熟人信任、陌生人信任四个维度对社会资本变量进行考量。从社会资本的概念出发，假设社会资本对捐赠行为可能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在：公民参与网络对其有正的影响，参与网络能够加强个体对于社会和团体的认同感；制度信任对其有负的影响，对制度缺乏认同感便使得自己更想关爱他人，对社会有回报行为；熟人信任和陌生人信任对其有正的影响，这是体现个体的包容心和爱心的重要部分。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研究框架图，如图1所示。

图1 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捐款行为分析框架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所用数据来自研究团队于2018年6月—12月在中国众多城市进行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得到的有效样本包含4 800个个体，共得到4 680份有效问卷。数据收集方法为填写网上调查表，广泛收集问卷。问卷采用的是两阶段分层随机调查方法，第一阶段是依照城市，综合考虑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这三个因素，在全国调查共涉及到24个城市；第二阶段是依照居民的调查，每个城市的样本规模为200。数据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家庭收入支出、捐款意愿和行为、社会关系网络、社会信任度等个人经济特征信息。

2.2 方法选择

使用Logistics模型和Tobit模型探讨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和捐款行为的关系。由于“捐赠行为”是一个二分变量，本文采用Logistics模型进行研究，具体模型为

2.3 变量说明

使用的因变量为城市居民的捐款行为变量，为二分变量，问卷中对因变量的测量是通过设置问题“在过去一年里，您是否参加过捐款活动？”实现的被访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真实回答“是”或“否”。同时，另一个因变量是捐赠金额的对数，通过询问捐款金额的数量，即“在过去一年里，如果您进行了捐赠，那么捐赠金额是多少（元）？”，然后对其对数化操作来获得。

自变量为社会资本变量，主要从公民参与网络、制度信任、熟人信任、陌生人信任四个维度进行考量。其中，公民参与网络的测量是通过设置问题“在过去一年里，是否参加过有公益组织、工作单位、社区、政府及宗教团体？”进行调查的；制度信任是通过“在过去一年里，您是否觉得有地方性法规政策或者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上有突破？”问题来调查的；熟人信任是通过设置问题“您觉得您可以信任的亲戚和朋友的数量为多少？”调查的；陌生人信任是通过设置问题“如果他人有需要，您是否会给陌生人让座指路？”调查的。

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婚姻、性别、健康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教育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同时，本文还控制了宗教信仰、入党情况等变量。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给出了因变量、自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一半以上的受访者有过捐款行为，捐赠金额的对数平均值为2.50元。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48岁，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女性占到49%的比例，党员比例为25%，有10%的人有宗教信仰。受教育情况是高中职中技校中专多于初中多于大专，三者加起来占比67%左右，其他类型占比较少。收入在5个水平上较为平均，都在18%~20%左右。对于自变量社会资本，有36.4%的被调查者有参与社区等网络行为，67.3%的受访者存在制度信任行为，每个家庭约有2~3个可信赖的亲戚和朋友，41%的人愿意帮助陌生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2 多重共线性分析

考虑到居民的个体特征以及社会资本各个维度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可能带来模型估计结果的偏差，本研究计算了变量之间的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中，最大的方差膨胀因子为3.50，平均方差膨胀因子为2.95，都远远小于10，说明模型中变量共线性程度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3.3 影响模型估计

通过描述统计，可以看到受访者的城市居民一半以上存在捐赠行为，存在社会资本中四个维度行为的被调查者比例也不低，这为本文采用计量模型计量提供了可能。

表2显示，对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公民参与网络比不参与网络对于捐赠行为要多贡献40.2%，说明城市居民通过在公益组织、工作单位、社区、政府及宗教团体参加活动，更会对社会产生关爱行为；对制度信任的人比不信任的人反而更少贡献3.6%，对制度信任的人更多觉得政府会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等问题，不用自己捐款，这和预期是相符合的；熟人信任系数为正，信任熟人的人比不信任熟人的人多贡献1.4%，这和预期也是相符合的；对陌生人信任的人比对陌生人不信任的人要多贡献13.7%，说明信任对于个人的社会捐赠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表2 Logistics模型计量结果

观察控制变量发现，女性比男性捐款要多。年龄越大反而越不容易有捐赠行为，说明捐赠行为主要集中在年轻人。离婚者、丧偶和未婚者都比已婚者更不容易产生捐赠行为，系数都为负，这可能和其经济条件、家庭氛围有关系，同时也可以发现系数的绝对值在依次降低，说明离婚比丧偶比未婚更不愿意捐款。教育的所有类别系数均为正且显著，同时系数随着学历的增高逐步增大，说明捐赠行为也就越多。此外，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多贡献6.1%。党员比非党员要多贡献6.3%，这也充分表明我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我国的实际情况也相符。

Tobit计量模型的结果如表3所示。Tobit模型的结果与Logistic变量模型的结果在变量显著性上并无明显差异，这也证实了模型的稳健性较好。

表3 Tobit模型计量结果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与讨论

本文旨在利用调查数据探寻社会资本对中国城市居民捐赠行为的影响，采用经济计量模型，对中国城市居民的捐赠行为进行了计量分析。社会资本对捐赠行为有显著影响，具体主要表现为公民参与网络对其有促进作用，制度信任有负的影响，熟人信任和陌生人信任有正的影响，从机理上更好地解释了社会资本对捐赠行为的作用。因此，政府在提高个体捐赠行为上应考虑充分激活城市居民多维度的社会资本，提升社会和谐度。

此外，年龄、性别、宗教、党员属性、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收入水平都有显著影响，捐赠人大部分是已婚者、党员、有宗教信仰的中青年城市居民。通过继续鼓励这部分人的捐赠行为，激励其他人产生捐赠行为，对从政府引导型捐赠向社会参与型捐赠转型有重要启示。

不可否认，本文依旧是较为粗浅的探讨，变量选择的丰富度还不够，同时对社会资本的衡量是在四个维度的建立基础上，并未通过四个维度对社会资本进行综合测量，这些都是接下来将要继续开展的工作。

4.2 启示

本文认为应该继续鼓励已婚者、党员、收入较高的中青年女性这一群体参与捐赠，同时带动其他群体有效增强捐赠的意愿。此外，还有如下启示：

（1）提高居民多维度的社会资本，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捐赠行为的内在激励。首先，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鼓励居民参加公益组织、工作单位、社区、政府及宗教团队，鼓励城市居民扩宽社会网络，打破城市居民之间的交流壁垒。其次，为居民对亲戚朋友多增加信任提供更多的途径，通过举办活动等鼓励城市居民即使是陌生人之间也要互相信任、互相帮助，提高社会整体和谐信任水平。

（2）提升居民的教育水平，为实现更多城市居民捐赠行为提供思想途径。和谐社会需要更多具有高水平知识的人进行建设，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可以有效促进城市居民的捐赠行为。在采取普惠教育，实现教育公平的基础上，政府应该为更多的人获取更高的学位提供社会条件和支持政策。

（3）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激发城市居民由收入水平提高而带来更多的捐赠行为。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也是逐步实现全体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创造良好的就业政策环境和服务平台，建立和完善劳动市场制度，促进就业，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公共政策途径实现收入的再次分配。

（4）考虑建立社会婚姻稳定机制，鼓励更多处于婚姻稳定状态的人参与捐赠。政府应加大对于婚姻文化的宣传，民政信息平台积极传播良好的婚姻道德观念，依法实施离婚冷静期政策，有效促进家庭和谐稳定。

（5）继续鼓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其周围人建设社会参与型捐赠社会。把党员属性对捐赠行为的正面影响进一步扩大，积极吸纳拥护党的优秀人才进入党员队伍，同时重视党员队伍的政治思想教育。